▲太陽村小學的教室

紅星新聞記者丨王語琤 主編丨藍婧

編輯丨郭宇 責編丨馮玲玲

太陽村小學有個規矩：老師要避開關于“父母”的話題，不問孩子的家庭情況。這里不會有命題作文“一封寫給爸爸媽媽的信”，“生怕他們情緒控制不住，會哭、會難過。”太陽村小學的楊老師（化姓）告訴紅星新聞記者。

太陽村小學是江西都昌縣鹽田中心小學太陽村小學的簡稱，這里的學生除了少數來自周邊村莊的“走讀生”，大部分是江西省太陽村鄱陽湖兒童救助中心（下文簡稱“都昌太陽村”）的孩子。這所民間公益機構，原為收留無人照顧的服刑人員子女而設。

去年，因男雇主失聯入獄，湖北一月嫂自費撫養女童三年的新聞引發社會關注。孩子“父親”正在服刑，尚有10多年刑期，且親子鑒定顯示他與女孩并無血緣關系；女孩的親生母親同樣還有兩年才刑滿，這個孩子成為了事實上的孤兒。而月嫂稱，男雇主入獄后的三年里，并沒有任何孩子的遠房親戚聯系她。人們非常關心，如果父母入獄了，孩子怎么辦？

但實際上，服刑人員子女只是“事實孤兒”的一小部分。在都昌太陽村目前幫扶的453個孩子中，只有47名服刑人員子女，還有更多因其他原因陷入艱難處境的孩子。

住進“太陽村”的孩子

2月20日中午11點，放學時間未到，在三公里外的鹽田中心小學讀六年級的小林（化名）突然讓老師將她送回都昌太陽村，回去后便一頭鉆進宿舍衛生間。

負責照顧高年級女生的生活老師余秀清聞訊趕回宿舍，隔門詢問，才知道小林來了初潮。余秀清叮囑小林用熱水，別受涼。衛生巾的使用方法已有老師教過，無需幫忙，小林自己換好了衣服、鞋子。

▲愛心媽媽在給孩子梳頭

“我爸進監獄了。”小林主動對記者說。12歲的小林還有一個妹妹。2017年，小林的父親失手殺害妻子，2018年被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

“媽媽死的時候，我就在現場。我看到爸爸，問他去哪了？他說出去一下，馬上回來，我等了半天。”但這次爸爸沒有再回來。那一年，小林才5歲。

小林姐妹倆的爺爺已經過世，奶奶是聾啞人。事發后，姐妹倆在姑媽家生活。但姑媽長期在外打工，家里也有兩個小孩，經濟條件拮據。2019年6月，小林和妹妹被送到了都昌太陽村。

老師余秀清今年32歲，但20年前的那個夜晚，與小林如此相似：熟睡的她被一陣聲音驚醒，母親告訴她，父親已經死了。余秀清記得，小時候父母很疼她，乖巧文靜、成績優異的她即使闖了禍也不會挨打。

余秀清母親被警察帶走后，余秀清和兩個妹妹寄人籬下。變故發生后，余秀清總是夢見家里的大門，怎么也關不上。本就內向的她變得更加沉默，上課時大腦一片空白，后來索性不去上學了。

2006年，58歲的都昌縣稽征所退休職工詹學銀看到其他地方“太陽村”幫扶服刑人員未成年人子女的報道。受到啟發，他聯系都昌縣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下文簡稱都昌縣關工委），著手把一片營收不佳的林地改造成都昌太陽村，民政局退休局長周裔開等“老民政人”也出面主導都昌太陽村的管理工作。

十來歲的余秀清被都昌太陽村一名志愿者勸回學校，她的兩個妹妹也搬了進來，成為這里的第一批孩子。

▲余秀清同兩個妹妹與蔣雯娟

余秀清手機里至今保存著一張照片：都昌太陽村宿舍里，兩個妹妹一左一右站在余秀清身邊，最右邊的人是演員蔣雯娟。照片拍攝時間是2007年5月29日，都昌太陽村正式成立的日子。

努力打造一個家

都昌太陽村周邊是村莊、農田。向南步行近3公里才能搭上前往都昌縣城的公交車，中途不停靠的情況下，乘車抵達縣城至少需要1小時。

在都昌太陽村，一天是從“哨聲”開始的。早晨6點，哨聲響起，孩子們起床洗漱。到了飯點，哨聲響起，孩子們拿碗去食堂門口排隊，齊聲背誦《憫農》后依次打飯。

▲都昌太陽村的食堂

占地300余畝的都昌太陽村有自己的菜地、豬圈、家禽等。楊梅林結果時，都昌太陽村會邀請游客來摘楊梅；都昌太陽村有一個光伏發電站，少量供太陽村自用，多數由電力公司收購。

剛開始，都昌太陽村沒有圍墻。每到開學季，“抓娃娃”是都昌太陽村的固定節目——一些不想被管的孩子，會離“村”出走。由于交通不便，出走的孩子往往天黑就會自行回來，但也有孩子會跑遠。

都昌太陽村的常駐村醫劉圣斌記得，2015年左右，一個五年級男孩偷偷跑了出去，劉圣斌他們連續找了兩晚。一天晚上，劉圣斌在一個網吧里找到了男孩，男孩拔腿就跑，劉圣斌在網吧守到凌晨3點。另一家網吧里，老板發現這個孩子很晚都沒回家，詢問后得知他是都昌太陽村的孩子，劉圣斌他們才終于把這個孩子接回去。

由于種種家庭問題，要把來到都昌太陽村的孩子管好，更需要智慧和技巧。為做到有教無類，都昌太陽村小學的教師不掌握服刑人員子女名單。但太陽村小學的楊老師坦言，來這里之前，她心中難免有些忐忑。

不過楊老師很快意識到，“這里的孩子和其他學校的學生是一樣的。”多年來，令她印象深刻的闖禍只有兩次：消防安全培訓后，兩個孩子偷偷把全校的滅火器都按了；還有一次，幾個學生溜進食堂，用所有的火腿腸和雞蛋煮了一鍋大雜燴。

如果非說這里的孩子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們“想家”的情緒更加復雜、強烈。每當有孩子哭泣，就有別的孩子替她解釋：“她想爸爸媽媽了”。三年級的小熊（化名）始終緊緊攥著一個作業本，在本子的第一頁，她把奶奶的電話號碼寫了三遍。

▲小熊在本子上把奶奶的電話寫了三遍

劉圣斌說，他還負責孩子的心理健康輔導工作，有的孩子表現得很頑皮、不聽話，其實是由于他心里想得到關注，渴望得到愛。

畢竟，這里的孩子都是“困境兒童”。除了服刑人員子女，還有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改嫁；一方死亡，另一方得了重大疾病、癱瘓在床；父母不得不外出務工，沒有時間照顧孩子等情形。

父母不在身邊，都昌太陽村就扮演起“父母”的角色。

負責照顧高年級學生的志愿者馮愛國記得，村里有個人高馬大的孩子小雷（化名），性格比較沖動。有一次，小雷又和學校同學發生沖突。都昌太陽村的工作人員到學校后了解到，是對方先挑起了沖突，于是向學校說明這次不是小雷的錯。自那以后，小雷再也沒打過架。馮愛國認為，小雷的行為有所改善，是因為都昌太陽村“護著他”。

2008年1月，南方雪災，都昌太陽村受到影響不小：“前面下的雪還沒融化，后面又下。”大雪封住了路，物資要靠人背進來。

但余秀清對那個冬天的回憶是明亮的。親戚原本說好每年都會把三姐妹接回家過年，最終他們沒來。留在都昌太陽村的她們，第一次見這么大的雪。“天氣好冷，我們先搓出一個小雪球，在雪地上滾來滾去，慢慢修形狀，堆了好幾個雪人，很開心。”

第二年春節，親戚還是沒有來。但她們“過了三個年”：在都昌太陽村過了一個年，后來詹學銀和另一位志愿者先后把她們接回家過年。“有好吃的，有人管我們，真好。”

走出“太陽村”

余秀清初中畢業后，被招錄去南昌一所中等專業學校學酒店管理，畢業后上民政部主辦的“社會管理學院”繼續讀大專，學社會工作專業。

在北京，原本寡言的她開始試著打開自己。余秀清說，是幾位啟蒙老師讓她豁然開朗：“他們很有責任心，怕我們（孤兒）走彎路。”她決定從另一個角度看待自己：孤兒也有“光環”，也有巨大的潛力，也可以調動資源去幫助更多的人，“助人自助。”

畢業后，余秀清曾在南京一家公益機構工作了一段時間，但最終她還是回到都昌太陽村，成為這里的正式職工。“我喜歡小孩身上的天真，跟她們在一起我就覺得很快樂。”

周裔開告訴記者，近年來，都昌太陽村考上中專的孩子占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能上高中。高中畢業的孩子基本都能上大學。沒有考上大學的孩子，只要愿意，都昌太陽村會支持他們復讀。“有的孩子，讀了‘高6’，本科畢業后考上了公務員。”

截至2024年8月，都昌太陽村有200多名孩子考上大學，有的孩子正在讀博士。2024年高考季，這里有31名孩子考上大學，其中12人考上一本，一名孩子考上了北京師范大學。100多名大學生中，12名孩子拿了國家勵志獎學金，13名孩子本科畢業，4名考上了碩士研究生。

在都昌太陽村，劉圣斌扮演的角色是“嚴父”。有孩子畢業后回都昌太陽村做代課老師。劉圣斌催他們出去找工作：“有的孩子待了將近兩年（做代課老師），我天天說‘你怎么還不出去找工作？你這樣子怎么行呢？’”

劉圣斌坦言，能考上大學的孩子只是一部分。有的孩子職高畢業后，選擇從事汽車維修、服裝設計、美容美發等工作。“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能讀到博士，都昌太陽村就供他讀。學一門技術能自力更生，也很好。”

周裔開說，都昌太陽村對孩子們的期待很簡單：“長大，學有一技之長，在社會中能自食其力。其他的都是錦上添花。”

逐漸關門的“太陽村”

2019年，民政部等12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下稱《意見》），加強了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工作，進一步明確了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的定義、監護責任、法律援助機制等問題。都昌太陽村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意見》出臺后，服刑人員子女等困境兒童納入“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管理。

通常的方式是，先由孩子的近親屬撫養，相關部門發放救助金。沒有近親屬或親屬不具備撫養能力的，由相關部門協調安置到福利院，也有的由愛心人士臨時撫養，直至其父母出獄。

由于種種原因，一些孩子難以得到近親屬的照顧。

一個公開案例中，7歲男孩小果（化名）的父親涉嫌犯罪被捕，其母親十級傷殘且失聯，其他親屬經濟困難，無力撫養小果。當地檢察院與小果所在社區進行溝通協調，為小果落實了臨時監護人。然而，此后數月，小果在社區的臨時監護人先后變更四次，又吃上了“百家飯”。最終，當地民政局被指定為小果的監護人。

事實孤兒父母“失聯”認定難也是多地遇到的難題。

據檢察日報2023年報道，有檢察官反映，《意見》對于父母一方服刑、另一方失聯或身份不明的情況下，困境兒童父母“失聯”的認定標準不明，導致基層不會或不敢認定。如，該院在辦案中發現，4歲女孩洋洋（化名）系非婚生子，父親身份不明，母親因販毒被判刑，系洋洋的唯一撫養人。對于洋洋是否屬于困境兒童，民政部門存在疑慮。

河南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王君健接受新京報采訪時表示，民政部門雖然有未成年人救助保護中心和兒童福利院，但不只是救助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這一個群體，可以提供的養育人數不好估算。

周裔開表示，如今“太陽村”的作用，“是對困境兒童、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幫扶制度的補充和完善。”

作為民辦非營利機構，“太陽村”一粥一飯皆靠社會捐贈。機構成立初期，籌款難度大，都昌太陽村一度陷入困境，差點“關門”。余秀清回憶，當時“一棟房子和兩個茅草屋，剩下的全是大山，宿舍就是教室里擺上床”，水電不通。如今，每間寢室都有空調，新的教學大樓也建好了。

▲由社會各界捐資援建的操場

周裔開告訴記者，現階段，都昌太陽村每年需要約700萬元資金保障正常運轉，其中最大的支出是大學學費，占總支出近一半。

目前，江西省慈善總會攜手九江銀行、青山慈善基金會等機構正在為都昌太陽村提供長期定向捐贈，但捐贈數額隨經營情況波動。“很多愛心人士都會問：‘太陽村有沒有穩定的保障來源？有沒有長效機制？’我們的回答是除此之外沒有。”周裔開說。

另一方面，兒童安全和接受捐贈管理不容出錯。太陽村實施崗位責任制，各項安全工作有專人負責。每年，太陽村都會請第三方會計事務所審計財務，收支明細上傳民政局官網。這才使太陽村能夠長期健康的運轉下來。

全國各地曾有9個“太陽村”，之后各地“太陽村”的孩子們由原籍民政部門妥善安置，大多數“太陽村”隨之關門。如今，仍在運轉的“太陽村”有3個。

周裔開和大多數志愿者都認為，隨著相關政策的日益完善，太陽村的孩子將會越來越少。他們說，“希望有一天，這個世界不再有‘太陽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