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接上回。
李貝空出身不錯,祖父和父親都是中醫大夫,而且屬于名醫。在這種情況下,李貝空自然也就繼承祖業做了一名郎中,十七歲開始獨立行醫,在他二十歲的時候,父親把他送到上海的公共租界的“西醫醫士速成學校”培訓,三年后又去日本留學,專攻西醫?;貒笾匦滦嗅t,就給自己打出廣告就是:“學貫中西二道,西中雙術齊施”。雖然牌子叫的挺響,但由于個人能力不行,所以生意并不好。
不久,抗戰爆發,李貝空就關閉了醫館當了軍醫,在部隊一直待到抗戰勝利,退役的時候已經是中校軍銜了。他回到上海后,通過朋友做了幾筆投機生意,十足賺了一票,然后以此為資金,做起了西藥進出口生意大大地賺了一筆,不久后又娶了個富家女做老婆,身價頓時不菲。
可不過一年多以后,其妻就因車禍癱瘓。家庭遭此一劫,以往的生活軌跡發生了逆轉,李貝空沒有拋棄妻子,而是請了傭人、保姆各一照料病妻,自己在外面結交了幾個女人,這不過是為了解決生理需求罷了,而那天他在“第聶伯旅館”幽會的張鳳琴就是其中之一。哪知,跟張鳳琴開房間幽會后卻意外遇到搶劫,不但損失了手表、戒指等財物,還被迫開出了三千萬元的支票。以當時的物價,三千萬元可以在市區購置一幢兩上兩下的普通民居,如果不買房,開一家布店或米行也綽綽有余。所以,李貝空可謂是損失是頗慘重的。但值得慶幸的事,女匪沒有拿走提貨單!
這張提貨單上所列的商品,如果拿到市場上去銷售,大約可值上百兩黃金。那是什么商品呢?盤尼西林(即青霉素)!本文開頭已經交代過,那個時代,由于戰爭的原因,盤尼西林十分緊俏,而李貝空則屬于上海灘極少數有渠道從海外直接購得盤尼西林的西藥掮客之一。這張提貨單上的盤尼西林,就是他在上海解放前兩天委托一位逃離大陸的朋友在香港代購的。先前李貝空遭搶劫時,最擔心的就是女盜把提貨單拿走,沒想到對方拿出單子只掃溜了一眼,就扔在一邊了。這也是他那么爽快地按照女盜的意思開具三千萬元支票的原因,當時他只想她們三位趕快離開。
宋寶道聽完李貝空陳述之后,就問他:“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有什么仇家?”
在李貝空表示否認之后,宋寶道就問他,你平常還去妓院嗎?”
李貝空的神情有點兒尷尬:“這個……曾經有過?!倍疫€是瞞著妻子。(1952年上海才徹底取締妓院)
這里必須提一句,宋寶道的思路已經觸及了破案的核心,只是當時沒有意識到。事后專案組開案情分析會,都一致認定巾幗團”行為實在是過于猖獗,在十二天內連續作案三起,無疑是挑戰警方的威信,而其成功的原因除了膽大妄為、精心策劃之外,關鍵在于三人是如何跟能夠掌握受害者的財產情況的,又是如何掌控受害人的和行動軌跡的。還有就是三個受害者互不相識,分別住在不同的區域,她們是通過什么途徑獲取這三個人的準確信息的?
開會討論到這里,于是再往下推論,三個受害人各自有親朋好友、人際關系,如果把他們的每個關系劃一條延伸出去的直線,要是這些直線互不接觸,“巾幗團”方面就不可能獲取三人的相關信息。而眼下發生的案件證明“巾幗團”也確實獲得了三個受害人的相關信息,這也只能有一種解釋:唐文章、譚介錦和李貝空肯定有某個相同的社會關系,而他們并不知道這個社會關系跟另外二位也相識,“巾幗團”方面呢,恰恰跟那個社會關系熟識,于是就順利獲取了那三人的信息——包括財產情況和行動軌跡。
理清了這一點,專案組認為女盜特地制作了“巾幗團”的人造絲帕作為她們這個犯罪團伙的旗號,作案目標絕對不會僅限于唐文章、譚介錦、李貝空三人,而是應該有一份名單,這份名單上的人都是她們的作案目標。因此,警方必須迅速偵破該系列案,否則,還不知“巾幗團”會作下什么樣的驚天大案,于是專案組立刻作出決定,分頭走訪三個苦主,詳細了解他們的社會關系。
就在刑警預備就唐文章、譚介錦、李貝空的社會關系進行調查的時候,警方從“大眾盒廠”一個工人那里獲得一條重要信息:這個員工偶然在馬路上看見那天搶劫盒廠老板譚介錦的三個女盜中的一個!
因為當時譚介錦那天在三角地菜場遭遇女盜,被迫就范,乖乖隨著她們返回家中,命保鏢“和尚阿四”把那口家用保險箱搬上了車。事后,刑警曾向路人、醫院的醫護人員和盒廠員工了解情況,可是未能獲得有價值的線索。可二次調查的時候,卻發現了重要信息。
具體來說就是,“大眾盒廠”的女工陳引娣當時就在三角地菜場買菜,距譚介錦上當受騙的現場也就十幾米,目睹了譚老板菩薩心腸做好事讓那三個女人上車前往醫院的一幕。不過,陳引娣當時看過也就算了,沒往心里去,但因為當時調查的時候,她請假在家也就錯過了問詢。
等再上班聽見幾個女工在議論老板遭劫之事,這才知道那天她見到的那三個美貌女子原來是強盜,還是雙槍王八妹身邊的衛士這下,就引發了陳引娣對該案的關注,原本早已遺忘的一幕又重新出現在眼前。她把那三個女強盜的面孔一個個在腦子里過濾,隱約覺得其中有一位似曾相識。但又拿不準,也就沒有向警方報告。
可巧的是,6月7日早晨,陳引娣坐車往提籃橋區的“大眾盒廠”上班途中,經過四川中路時,在電車上注意到有個身穿天藍色鑲白邊連衣裙的女子從人行道上走過,面容酷似那三個女強盜中的一個。陳引娣顧不上上班了,中途下車想瞅個明白。下車后在距離那個女子五六十米遠距離的時候,那個女子又上了一輛電車就不見了。
直到這個時候,陳引娣才決定把此事向公安局報告。因為根據她的觀察,該女子手里提著一只買菜用的竹籃子的稱,據此可以認定她應是住在附近的。 接到陳引娣的報告后,專案組正副組長宋寶道、賀德祥交換了意見,認為這是一條重要線索,當下便決定全體出動,到四川中路那邊去調查。在四川中路派出所的配合下,經過一天多的走訪,終于查到了那個穿天藍色連衣裙提“杭州籃”的女子。也因為此事,上海公安局把陳引娣招募到公安局當了刑警。
經查,此女名叫車文艷,二十七歲,浦東南匯縣惠南鎮人氏,九年前嫁到上海,是個有三個子女的全職太太。老公是趙黎明是國民黨海軍上海槍械修造所的工程師,已經到了臺灣。既然趙黎明在槍械修造所上班,是很容易搞到手槍的,難道“巾幗團”女盜使用的左輪、勃朗寧就是通過這條途徑搞到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決定先對車文艷秘密監視,并調出她在原國民黨警察局戶口檔案中留下的照片,請三個受害人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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