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二手圣經

特朗普上臺不過短短兩個多月，世界仿佛被陡然按下了加速鍵。這幾天發動的關稅萬國宣戰更是讓曾經那個舊秩序一日如同千年。極度畸形扭曲的通貨膨脹，失能的政府，老邁的政客和狂熱的民粹，無不昭示這個剛剛登上巔峰30年的世界帝國，這座用軍事霸權、金融鴉片和好萊塢幻覺堆砌的空中樓閣，已經被資本蛀空根基。

這一次，我們終于看到籠罩在全人類頭頂半個世紀的新自由主義陰云將被閃電撕裂，新的曙光正在顯現。正在撕裂這片陰云的首先不是別人，而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國自己。在這一日如同千年的當下，關鍵是我們要在理論的方向上再一次敲響資本主義的喪鐘。

（全文九千余字，感謝讀者們抽出寶貴時間閱讀。就在本文剛要發布的時刻，我國宣布了對原產于美國的所有進口商品再加征50%關稅的反制措施，本文也算應景了。反擊只會是開始，無論如何，舊時代真的要一去不復回了）

一、斯大林關于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1]

一直以來，斯大林作為一個思想家由于各種原因，被學術研究所忽視。但是歷史很可能會讓他思想當中的精華，再次釋放出璀璨的光芒。今天，在現實的映襯下，斯大林關于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其價值和歷史意義重新凸顯了出來。

資本主義總危機，是蘇聯關于資本主義滅亡理論的核心和拱頂石，帝國主義戰爭理論和世界革命理論都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之下展開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理論，是指資本主義危機不僅席卷資本主義的經濟領域，而且席卷了“國家制度、社會結構、政治、意識形態等資本主義關系的各個方面”。

在斯大林指導下撰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給“資本主義總危機”下了這樣的定義：“資本主義總危機是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全面危機，其特征是戰爭和革命，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和成長的社會主義之間的斗爭。資本主義總危機包括資本主義的一切方面，既包括經濟，也包括政治。這種危機的基礎，一方面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瓦解日益加劇，另一方面是已脫離資本主義的各國的經濟實力日益增長”。

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出現經濟上相對繁榮、政治上相對穩定的局面,由此,所謂“資本主義穩定論”便流行于世。但此時斯大林認為這一穩定中孕育著新的危機。1929年爆發的席卷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以及延續到30年代的經濟政治危機為斯大林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論據。斯大林根據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危機發展歷程,對危機的不同階段作出理論上的分析,在此基礎上，斯大林進一步讓資本主義總危機理論成熟。

斯大林認為，經濟危機是總危機的起點和根源，由于各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市場緊密聯系在一起，所以經濟危機具有了傳導性。資本主義總危機的起點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由經濟危機引起了資本主義的政治危機、社會危機的連鎖反應,最后形成了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

斯大林指出,“最后,這是主要的,因為這次工業危機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條件下爆發的。”從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看,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盡管存在著矛盾,但是市場把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形成一個完整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主要資本主義經濟中心的微小變動就會引起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震動,主要資本主義環節上的危機就會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不僅會進一步導致該國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而且會外溢為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1929年到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就是一個鮮明的實證。

經濟危機會轉化成為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斯大林以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為理論依據,認為進入帝國主義時代,資本輸出成為壟斷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的最新特征。對帝國主義國家來說,爭奪世界資源、奪取海外市場、取得經濟霸權是維護帝國主義統治秩序的重要條件。因此,市場問題至關緊要,對世界市場份額占有和控制權的爭奪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本所在。只有廣闊的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才能使由資本主義的巨大生產能力創造的價值得以實現,保證資本主義體系的正常運轉。

所以，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不可避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特別是在蘇聯脫離資本主義體系之后開始的。”由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使帝國主義國家新舊勢力在奪取世界資源和勢力范圍時產生深刻的矛盾。這種矛盾加速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到來,進行戰爭是帝國主義國家的最后選擇。

于是帝國主義國家為奪取世界經濟霸權和政治霸權而進行掠奪戰爭,戰爭是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集中體現。但是帝國主義戰爭又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總危機,歷史證明戰爭是資本主義國家為解決危機而采取的一種“飲鴆止渴”的解決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濟影響使資本主義的統一的世界市場瓦解,從而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發展程度。斯大林關于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成功的預測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

二戰結束后,斯大林對理論進行了進一步的調整，認為會出現社會主義陣營的市場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市場，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市場的擴大，會逐漸導致資本主義市場萎縮，使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經濟蕭條、政治動蕩的局面，最終實現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戰后歐亞大陸上建立了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同時戰后的民族解放運動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殖民體系。戰后建立的歐亞社會主義國家與蘇聯構建成為與資本主義陣營相對立的強大社會主義陣營,斯大林由此認為:“兩個對立陣營的存在所造成的經濟結果,就是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瓦解了,因而現在就有了兩個平行的也是互相對立的世界市場。”

這種局面的形成進一步加劇了戰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總危機。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這個情況決定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進一步加深。”最后斯大林得出結論:“馬克思主義者不止一次地說過,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包含著總危機和軍事沖突的因素,因此現代世界資本主義并不是平穩地均衡地向前發展,而是經歷著危機和戰禍。”

斯大林認為這兩個階段的危機不是單獨、孤立存在的危機,而是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的兩個具有連續性的必然發展階段。因此,斯大林把十月革命的勝利和二戰后世界分裂為兩個體系看作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重要標志和特征。

二、資本主義總危機與歷史的終結

斯大林關于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顯然是有其理論合理性的，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預計可以說是天才的。但是另一方面，這個“總危機”卻在現實中沒有實現。當然，斯大林于1953年逝世，無法就冷戰后世界局勢的極速發展進行觀察和研究，這一理論也沒能得到及時的反思與調整。

斯大林關于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失效，主要是因為其低估了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能力，導致理論與現實發展不符，以及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等多方面因素。與之相反，蘇聯的總危機卻在20世紀后期爆發了，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弗朗西斯科·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敲響了蘇聯的喪鐘。

從歷史事實角度來說，斯大林關于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忽視了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能力。

經濟層面，斯大林的理論沒有充分認識到資本主義在危機與矛盾中的自我調整與適應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政策調整、技術創新、市場機制的優化等手段，成功地緩解了經濟危機的影響，并成功開啟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經濟迅速增長。

在國際市場上，世界并沒有按照斯大林的理論發展，總危機將導致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與之相反，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多個帝國主義競相爭霸的局面，最終形成了以美帝國主義為核心的經濟體系。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合作增多，國際組織和多邊機制的發展，使得帝國主義國家國家間的矛盾，轉化正成為美帝國主義體系下的內部矛盾。

政治層面，帝國主義國家西方國家，在冷戰的壓力之下，進行了深層次的調整，通過提升公民政治權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方式，進行了一系列的自我調整以增強了自身的穩定性。在意識形態領域，帝國主義國家在控制大學和媒體的基礎上，成功的形成了當代自由民主的政治敘事，實現了意識形態領域的霸權。

?《007：八爪女》海報

苛責古人是一種錯誤，但面對現實中正在發生的歷史層面上的劇烈變化而無動于衷，則是當代思想界在犯罪。我們現在亟需進一步深入地探討資本主義總危機問題，

三、人工智能與最后一次經濟危機

面對斯大林資本主義總危機理論的問題，我們首先需要進一步探索“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能力”是什么，以及找個能力調整的極限在哪。

資本主義總危機理論是經濟危機理論的引申產物，認為生產相對過剩導致經濟危機，經濟危機會進一步導致政治危機和意識形態危機，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解體，這是我們從課本上熟知的內容。坦率地說，自1825年第一次普遍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幾乎每十年一次的經濟危機，并沒有讓資本主義因為經濟危機而破產。與之相反，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卻呈現出幾何級數般的擴張。

事實上，馬克思就沒有系統論述過經濟危機問題，用英國政治經濟學者西蒙·克拉克的觀點來說“盡管危機理論處于馬克思主義的核心，但在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并沒有對危機理論發展的專門研究。”[2]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就曾使用過工業危機、金融危機、貨幣危機和信用危機等詞匯來從不同側面描述經濟危機。而今日的學界，對于上述危機種類和機制的文字考據，都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更遑論去有效地解釋資本主義市場如何在經濟危機后恢復，跳躍式進步發展的問題。

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具有周期性，同時具有跳躍性，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是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和跳躍性爆發發展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內部，羅莎·盧森堡首先指出這個特點，她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粗看起來有兩種類型的事實。即一方面，遍及全部生產的跳躍式周期擴張；一方面，各個生產部門極端不平衡發展。”[3]熊彼特也有相似的論述，他將他的經濟周期理論總結為 “為什么我們意指的經濟發展，不是象一棵樹的生長那樣均勻地向前發展，而是跳躍式地向前發展，為什么它呈現出那種特有的上升與下降呢？”[4]

由于不是學術論文，我們在這里不再進行復雜的論證，而是直接給出我們的觀點，即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導致了自然在勞動過程中可以不成比例的提供更多的資源，市場上的分工可以以幾何級數的方式進步，從而導致資本主義市場具有跳躍性發展的特點。[5]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傳統觀點認為，技術的進步導致工人失業。生產技術水平越高，每個勞動力所推動的生產資料的數量就越多；生產技術水平越低，每個勞動力所推動的生產資料的數量就越少。資本家為了追求超額剩余價值，所以不斷提高技術水平，最終導致工人大規模失業。現實是，經濟危機破壞了舊有的生產鏈條，技術的進步導致工人失業，但是科技創新不僅降低了生產的總產品，而且因需要新機器，新機器需要新零件和新零件，這些新的產品創造了新的分工種類。

也就是說，科學技術在從危機到復蘇的過程中扮演了創造與分工的角色。比如說，汽車的發明雖然導致了養馬人和馬夫的失業，但是卻創造了整個汽車工業在當今世界數以千萬計的工作崗位。用前一段時間網絡上流行的話語來說，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當中，千萬人口就可以承載全部分工；而第二次工業革命，則需要數千萬人口；到了第三次工業革命，乃至上億工業人口，所以美蘇日等國可以維持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而歐洲各國則必須通過合并來實現這個目標。

但是在當前，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科技創新，不再能夠創造全新的分工種類，與之相反，人工智能將最大程度地削減那些需要一定技能的復雜的重復性工作。所以，在今天的市場經濟大環境下，人工智能代替中產崗位，青年人大學生持續性的失業，就似乎變成一種必然。以筆者身邊的案例來看，筆者所在的小部門，兄弟部門的合理配置是8人，但實際上只有4人，但是平時的工作卻并沒有感到捉襟見肘，一個核心原因在于，部門大量的文案工作，基本都由領導+AI來完成，不僅極大減少了人力資源成本，同時也提高了部門的工作效率。

分工減少，就意味著工人的工資不足以購買生產部門生產出來的產品，最終導致經濟危機的持續蔓延。在資本主義體系下的基于人工智能的科技創新，雖然可以讓各種商品價格普遍降低，但同時也導致了勞動者的勞動價格的下降，同時大量的失業進一步迫使勞動者壓低勞動力價格，進行內卷式競爭，最終造成勞動力價格的螺旋式下降，表現為在通貨膨脹情況下，勞動力價格卻止步不前。在美國，甚至出現了原本有著體面薪水的工人，必須打兩到三份工，才能勉強維持生活水平的情況。這種情況，會造成典型的相對過剩，最終導致經濟危機。而新科技創新，并不會像以往一樣，如同靈丹妙藥一樣復蘇市場，因為原本科技創新創造新分工的邏輯已經蕩然無存，資本的循環周轉被徹底破壞。

人工智能越是發展。解決經濟危機的出路，就變得越“單一”，那就是徹底的貫徹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邏輯，通過合理分配實現市場上的供需平衡。

四、從全球化到兩個市場的尖銳對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并沒像斯大林預測的那樣，使資本主義的統一的世界市場瓦解，從而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發展程度。與之相反，美國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了一個統一的世界市場，又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和石油美元體系的建立，令美元成為了世界貨幣，美國成為了世界經濟的中心。一個以美國為中心，提供金融產品和科技創新，日歐作為內環，生產先進生產工具，發展中國家作為邊緣，生產各種低價過剩產品的世界體系就此形成。全世界成為了美國經濟殖民地，自此美國可以利用自身的貨幣政策，將經濟危機宣泄到全世界。

美聯儲和華爾街通過聯手制造美元周期性波動，通過加息等方式，定期造成美元海量回流美國制造國際市場上的美元荒。在金融周期的末期，造成其他各國，主要是中心-依附體系當中，那些對美元資產依附性最強、發展較快、外匯管理能力較弱的發展中國家外匯經常性賬戶破產。再逢低買入各個發展中國家的重要資產，再在下一個周期當中，以這些資產作為抵押物，進一步推高以美元計價的各種金融資產；從而造成美元的信用始終由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優質資產來作抵押，為美元的信用背書。

對于美聯儲和華爾街而言，這是一個不斷創造美元需求，擴張美元抵押資產，回收美元貨幣，獲取超額金融業利潤的過程。所以，今天美國金融帝國擴張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利用美國金融、政治和科技優勢，促成金融業的擴張的過程。這個擴張名義上是資金的擴張，但本質上是一個不斷尋找美元抵押品的過程。制造金融泡沫的過程是金融資本自身運動發展的過程，但是維持美國金融永遠繁榮的秘密在于美元潮汐，關鍵在于美元能否回流。

但是金融產業過快的發展，導致了美國企業的金融化，這種金融化進一步導致企業的去科技創新化，最終導致美國科技創新能力和工業生產能力的雙重下降。

過度的金融化，極大地削弱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程能力，阻礙了市場當中科學技術轉化為技術人工物的過程，從而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了外圍國家，利用工程能力反制中心發達國家。華爾街的銀行家和企業的職業經理人，開啟了中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毀滅的大門。

過度的金融化，某種程度上導致美國喪失了大量產業持續創新，推動產業革命，不斷創造優勢產業，推動和帶領整個世界社會發展的能力。今天，我們看到美國引以為傲的波音公司在迅速隕落，都是壟斷企業金融化帶來的惡果。在今后中心發達國家會有更多的科技創新領域，因為過度金融化失去工程能力，失去從科學技術轉化為技術工程的能力，最終導致科技創新主導權的旁落。

雖然中國的科技進步和產業大發展是中國全體人民齊心努力的結果，但是在某種程度上，成就科技進步和產業大發展的，也不能少了歐美的金融資本和職業經理人，不能少了納斯達克和金融危機。大部分職業經理人只一味的哄抬股價，而非長遠布局企業科技創新，最終在金融危機中毀滅了企業對手；而這些公司的CEO們在毀滅了幾代人的辛勤努力，在造成了成千上萬的優秀工程師失業，讓西方國家錯失技術的領導權之后，自己卻在加勒比小島上悠閑地享受著自己的生活。

今天，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回到斯大林的預言，隨著全球化市場的坍塌，出現了以中國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市場和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陣營的市場，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市場的擴大，會逐漸導致資本主義市場萎縮，使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經濟蕭條、政治動蕩的局面，最終實現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當然，這里必須要補充的是，特朗普推行的脫鉤、關稅和貿易戰、科技戰都是在自掘墳墓，都是在加速美國總危機的到來。

五、經濟危機的進一步蔓延導致政治危機和意識形態危機

當下美國的各種亂象，不是一個個孤立的事件，而是經濟危機向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蔓延。這樣，就導致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民粹橫行，左右兩翼的極端主義的崛起，社會政治撕裂，當政者當選后，被社會輿論所裹挾，所綁架，喪失制度糾錯能力，錯失改革契機，最終向著總危機一路狂飆。

互聯網是有記憶的，大家可以檢索一下2008年經濟危機期間，美國政府的表現。年富力強的總統，在危機爆發的第一時間迅速聯合兩黨形成共識，第一時間拯救美國的銀行體系，迅速聯系可能聯系的朋友，通過國際合作，形成了G20峰會等一系列國際協調機制，聯手解決經濟問題。雖然，其中有各種問題，各種波折，各種齟齬和齷齪，但是美國作為一個政府，能夠迅速解決其所面對的問題。它基本上是健康。

今天，美國的社會亂象和動蕩是全方位的，內政上民粹橫行，左右極端主義尖銳對立。在極端主義當中，只有更為激進的極端主義者才能獲得民粹的支持，更是突顯美國政治對抗的極端性。互相撕裂政治生態導致在國會沒有合作協調的空間，這種情況都在使美國，無論是政治穩定性，還是決策的合理性，都受到極大的沖擊。而美國國力的明顯下降，與維護自身霸權心態的明顯增強之間，也形成了極度的不平衡，這樣就構成了美國政府從未有過的目前這種缺乏自信，缺乏誠信，缺乏基本的道德約束，荒腔走板、進退失據的決策和行為特征。

用亨廷頓的說法就是：政治衰朽。制度無法依據設計發揮應有的功能，沒有辦法有效地提供應有的治理產品；政治制度的運行持續朝著設計初衷的反向進行，使得整個社會陷入到一種政治無序的狀態：政黨之間的撕裂和爭斗，制度的停滯，整個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就像一個生命有機體一樣，衰老且腐朽下去。

把美國推向政治衰朽深淵是2008年金融危機，當時的總統是奧巴馬。美國今天的政治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經濟危機引發的，2008年的金融危機便是這場危機的導火索。這場危機導致大量中產階級失業、財富縮水，生活陷入困境，他們對現有經濟體制和政治精英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而“占領華爾街運動”更是將這種不滿推向了高潮，它直指華爾街金融寡頭的貪婪與腐敗，以及政治體系被金錢操控的現實，使得許多中產階級人士開始尋求更激進的變革方案，從而投向了主張經濟公平、社會正義的桑德斯。

而這些人恰恰是民主黨的基本盤，奧巴馬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生命，打開了民粹主義潘多拉的魔盒，試圖通過推動多元文化主義來鞏固自己的政治基礎。然而，這一舉措卻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美國左翼的民粹化多元文化主義的過度強調，使得一些左翼人士過于關注身份政治和文化差異，而忽視了經濟問題和社會公平等更根本的議題，從而導致左翼陣營內部的分裂和混亂。

特朗普的上臺則是右翼民粹對多元文化主義的一種反動。他以“美國優先”為口號，強調白人身份認同，反對移民和全球化，承諾為中下層白人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這些主張迎合了那些在經濟危機中受損、對多元文化主義感到不滿的中下層白人群體的心理，從而獲得了他們的廣泛支持。特朗普的政策和言論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美國社會的分裂和對立，但也反映了右翼民粹主義在美國政治中的崛起。

特朗普的第一次成功當選，關鍵在于他巧妙地利用社交媒體動員右翼民粹主義，從而繞過了民主黨和猶太財團控制的大眾傳媒。這一策略不僅幫助他贏得了選舉，還導致了美國出現了兩個對立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從而真正撕裂了美國。

在傳統政治格局中，民主黨通過控制大學和大眾傳媒等渠道，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個機器通過教育和媒體傳播，塑造了公眾的認知和價值觀，維護了民主黨的政治影響力。然而，特朗普的出現打破了這一格局。他通過社交媒體平臺，直接與選民溝通，繞過了傳統媒體的過濾和解讀。這種直接的溝通方式使得他的信息能夠迅速傳播，不受主流媒體的干擾。

特朗普的競選策略充分利用了社交媒體的去中心化特點。他以直白的語言和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吸引了大量中下層白人和保守派選民。這些選民在社交媒體上形成了一個同質化的信息環境，在這個環境中，他們不斷接收到與自身觀點一致的信息，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對特朗普的支持。這種策略不僅提高了特朗普的信息傳播覆蓋面，還增強了他對基層選民的吸引力。

特朗普的成功當選，標志著美國政治傳播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社交媒體成為了一個強大的政治工具，能夠繞過傳統媒體的控制，直接動員選民。這一變化導致了美國出現了兩個對立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一個是傳統的以大學、大眾傳媒為核心的民主黨控制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另一個是以社交媒體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兩個機器在信息傳播、價值觀塑造和政治動員上形成了鮮明的對立，加劇了美國社會的分裂和對立。

無論未來美國政治如何發展，民粹主義上臺、左右尖銳對立已成定局。這實際上造成了早期資產階級思想家和政治家最想避免的局面，即民粹以民主之名，占領國家最高權力。這種情況不僅反映了美國政治生態的重大轉變，也揭示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中“共和”部分的徹底失效。民粹主義的興起，使得美國政治從傳統的“論爭式民主”演變為“敵對式民主”。兩黨之間的對立不再僅僅是政策和理念的差異，而是演變成了情感和意識形態上的全面對抗。

這種對立不僅體現在政治辯論中，還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層面，導致了社會的進一步撕裂。這種民粹主義的上臺，實際上是對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的一種沖擊。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原本旨在通過制衡機制和精英治理來維護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然而，民粹主義的興起使得這一制度的“共和”部分徹底失效。民粹主義者以煽動底層人民與建制派沖突為其政治鋪路，民主共和制引以為傲的“糾錯”機制徹底失效，就如同法西斯主義一樣，帶著整個民族向毀滅的路上一路狂奔。

六、結語

資本主義總危機即將到來，我深刻感受到2400年前柏拉圖在寫作《理想國》時對雅典民主的絕望。這種絕望的恐怖之處在，民主共和政體并沒有能擺脫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當中的詛咒——民主必然滑向民粹。當然，我卑微的認識到，我作為一個普通的思想者能力的有限，這樣的文章不過是在表面上描述已經發生了的事實，尚未真正深入理論內部來討論問題。

我也同時看到，在資本主義總危機即將到來之際，“我們”的思想界依然在圈地自萌，沒有看到歷史巨浪。如果沒有對美國這個世界帝國的如此快速腐敗墮落的深刻反思，沒有哲學層次上的對政治思想的再造，那么我們就很有可能重蹈覆轍。

如果西方秩序在短時間內解體，我們中國知識分子能不能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思想體系，用自己的“理想國”和“大同世界”填補西方留下的真空，給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帶來和平、正義和發展，成為了擺在中國思想界面前的重要任務。正如《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希望在百年之后，我們的子孫不會埋怨我們這代人中的思想者愚蠢。希望在百年之后，我們的子孫依然贊嘆我們這代人的智慧和深刻。希望在千年之后，我們的子孫依然能聽到我們這代人的思考。

[1]此部分主要內容均來自中央黨校趙緒生教授的《論斯大林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理論》一文，特此致謝。

[2] 克拉克.經濟危機理論:馬克思的視角[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3] 盧森堡著，彭塵舜 吳紀先譯.資本積累論[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第269頁.

[4] 熊彼特著，何畏 易家詳等譯. 經濟發展理論: 對于利潤， 資本， 信貸， 利息和經濟周期的考察[M]. 商務印書館， 1991，第355頁.

[5] 如果讀者對這個問題有興趣，我們可以單開一篇文章系統論證資本主義的跳躍式進步發展和周期性危機的內在邏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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