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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已經是15年前的事了。

2000年往前的事，我幾乎記不得了。記憶中的銀莊像塊老懷表，四季分明。親戚推門就進，誰家缺鹽少油，喊一嗓子準能借到。田埂上，弓著背的人們像倒伏的麥子。秋收時，打麥場上，連枷聲、笑聲、犬吠聲混作一團，整個村莊被烘得熱乎乎的。

2010年后的事，我幾乎全記得。梳馬尾辮的同桌搬到縣城東頭，我再未見過她。村里的黃土路開始鋪裝，撂荒的土地漸漸增多。村小學的花名冊每學期都在變薄，下課鈴一響，教室里空蕩蕩的。

2015年發生的事，我記得格外清楚。村里荒地連片，親戚們算賬比算親情還勤快。直升機在村莊上空盤旋，說是來勘探土地。這一年，我開始讀大學。村里的小學，已經湊不齊200人。

2020年的事，仿佛就在昨天。村里人搬走大半，親戚間的紅白喜事，也都通過轉賬代替了串門。土地被一個人承包，雇人播種，打卡干活。村里的小學，剩下三個學生。連縣城也空蕩蕩的，路燈比人還多。

2010年，已經是15年前的事了。我像是沒有睡醒，任一切像海浪般撲來。

我的人生孤獨的像一條直線

我，1996年出生在武威市古浪縣銀莊村。大學畢業后，我在電子廠的流水線上擰螺絲。

事實上，我做過不少工作，但無論是哪一份，似乎都沒什么不同。有同事會驚訝于我能認出操作臺上的每個英文單詞，可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種寫法，記得又能怎樣？

進廠很容易，體檢合格，沒傳染病就能干。面試隨意，進廠后，大家站成一排，產線組長挑人，看中了就挑走。我被挑去做芯片測試，全天站著。后來轉崗做芯片焊接，可以坐下。

流水線上的工作很簡單。進車間前，穿上靜電服，全副武裝。大家只看得見彼此的眼睛和露出的手。一條流水線上大概十七或者十八個人，誰和誰都不熟。

我的工作是將芯片與底板焊接，檢查外觀，確保芯?良品率。從早八點到晚八點，除了午飯和半小時的放風時間，整整十個半小時，一月無休。

電子廠流水線上的本科生很少。整條產線，甚至整個車間，接受過四年本科教育的，只有我一個。盡管如此，薪資和學歷無甚關系。產線組長工資最高，8500元；助拉崗7300元；工程調試員7100到7500元；普通員工在6100至6700元之間。

工資每月15號發。月薪2360元基礎工資，加班費3496.7元，餐補500元，夜班補貼600元，合計6956.7元。扣除保險，到手6500元。

有一次，我刷到一條監獄的視頻。里面的人說，他在監獄里，每天做同樣的事，生產棉質手套，定時吃飯，定時睡覺。我看得淚流滿面。我的生活機械的像在演一出荒誕喜劇：

7:30，鬧鈴響；7:31，睜眼，看1-2分鐘手機；7:33-7:46，洗漱，吃個蘋果，喝半瓶水； 7:55，進車間，10點上廁所；12:06，走去餐廳，12:06打飯，12:18前吃完； 12:20回宿舍，午休半小時；13:00，進操作間干活。

在廠里，我吃飯最急，速度最快，像個餓鬼。米飯配菜，嘎嘎炫飯，12分鐘搞定一頓。我不為此自豪，反而充滿一種戲劇般的悲涼。

我所走的每一步，都是離開的開始

電子廠的宿舍原本是八人一間，黑白班交替后，三四個人擠在一起。下了班，舍友們大多打游戲、刷抖音、聽玄幻小說，胡亂打發時間。其實，我并不覺得有什么落差，因為從十三歲起，我就已經在極限環境下學會了如何面對困境。

初二那年，我開始住校，我爸親手做了一個木箱給我，里面裝著饅頭、牙刷、牙膏和青蛙王子擦臉油，那就是我所有的家當。宿舍里住著來自各個村子的學生，最多時有三十七個人。四個人并排躺在一張通鋪上，打呼嚕、磨牙、放屁、說夢話，趁夜偷東西。

人在哪里會感到孤獨？在人群中。魯迅說，有一游魂，化為長蛇，口有毒牙，不以嚙人，自嚙其身，終以隕顛。孤獨就是這樣，埋在喧囂中，最終侵蝕自己。

我常常夢見自己是銀莊的少年，手持彈弓，口袋里裝著石子，游蕩在山野間，掏鳥窩、偷杏子、鉆山洞。有時，我會發呆，趁秋雁南飛，躲上山坡，靜靜聽著遠去的雁鳴。這樣的夢總是很快醒來。

小升初時，全班36人，幾乎都有初中上。考高中，46人考入21人。高考時，同班七個人進了大學。一級一級，被淘汰、被篩選、被放棄。我接受的教育，幾乎只有考試。除了應試，我似乎什么也沒學到。

我常常問自己，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教育？為什么我什么都沒學會？

我看著這臺龐大的教育機器，像一頭吞噬一切的巨獸。它吃進學生和教師，吐出成績。一切圍繞“一本率”、“211率”、“985率”運轉，它過于龐大，過于精密，毫不浪費任何一滴血汗，一切都為榮譽服務。在這頭巨獸面前，個體無法與之為敵。

“一本率”像GDP，走廊里的名言像大樓外的標語，食堂里的LED屏變成了另一種形式的新聞廣播。隨處可見的勵志雞湯，像虛無的主體敘事。然而，一旦撩開簾幕，人們看到的是為了幾千塊日夜勞作的農民，為了生計拼命工作的流水線工人，還有每天學習16小時的高中生。盡管他們各自不同，卻共享同一個出廠設置——我、我的父輩，還有我未來的子女，都是如此。

無欲無求，找不到方向，沒有價值，也缺乏意義。我沒有學會如何成為自己，更不知道想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

生活，在困境中雕刻著無聲的意義

2022年末，我一個人在出租屋里，像尸體一樣躺著，日夜顛倒。

大學畢業后，我換了好幾份工作：寫公眾號、做自媒體編輯、給甲方寫劇本、拍視頻、寫文案、擺小攤兒。然而，最終我還是失業了。像一棵沒有靈魂的樹，我躺在濟南北全福的老破小里，小區三天兩頭封閉。

聽人說，我這樣的情況可以申領補助金。我申請了，每月800塊，領了六個月。我媽每周與我通一次視頻。每次，我都笑呵呵，告知她一切都好，吃得飽，穿得暖。她從不知道，我已經失業，從2022年一直到2023年。

期間，我報考了山東大學的現當代文學研究生。在考試前兩天，我陽了。嗓子痛到無法吞咽，渾身酸痛，直冒冷汗。考場里，棄考的人不少，咳嗽聲此起彼伏。

結果理所當然，“現當代文學”我是考不上了，我一步邁進了“現當代”。那一年，高校畢業生首次突破1100萬，考研報名人數474萬，40%的人選擇延緩就業；有62.4%的學生希望進入國企或政府；國考最熱崗位的報錄比超過5800:1。到了八月，青年人調查失業率的數據開始暫停發布。

所謂“周期”，并非按年算，而是按年代。

在極度窘迫中，我在求職群里看到濟南一家企業招保安，我二話不說就去面試。或許是學歷不差、身材夠壯，我很快被錄用了。保安的工作很清閑，每天西服領帶，打扮得像樓盤中介。我巡視走廊，檢查消防設施，做會務接待，還有一些雜七雜八的事。有領導來訪時，我們要用線測量桌面上的礦泉水瓶，確保它們排成直線，分毫不差。

我熟知每間辦公室領導的姓名、車牌號，負責的工作領域，不同級別會議的流程、上下級的溝通方式。沒多久，我當了安保隊的小隊長，每月比別人多領500塊。漸漸地，我看到了手握權力的小領導如何刁難、壓制職位低的人。我厭惡這種媚上欺下的行為，也無法容忍身邊的人視而不見、習以為常。我甚至無法接受，因為一份工作需要把良知和體面拋下，或者被摧殘得體無完膚。

我接受不了內心的擰巴，也痛恨周圍的麻木。我辭職了。

自由不過是沉默的抗爭

古浪縣，位于河西走廊東端，是古絲綢之路的要沖。古浪的名字來自藏語古爾浪哇，意為“黃羊出沒的地方”。銀莊是古浪的一個小村莊，村里除了老人，剩下連綿不斷的山巒和早晚凜冽的風。

小學三年級時，村小來了位邵老師。她人漂亮，笑得甜美，教我們英語。從字母ABCD開始，后來教我們做自我介紹。那是我第一次接觸英語。直到大學，我重新拾起英語，喜歡上看美劇。

另一個讓我快樂的事，是讀書。六年級的暑假，我翻遍了家里所有的書，吃飯時看，睡醒了看，放羊時看，羊丟了還看。初中和高中，我幾乎沒認真聽過語文課，桌洞里總會藏一本雜志，讀完一本再讀下一本。初二下學期，我偶然讀到《平凡的世界》，深受鼓舞，從一個連二元一次方程都不會解的差生，努力考出了627分，考上了縣里最好的高中，分進了重點班。

三年的高中生活并不快樂，我開始懷疑所接受的教育是否真能帶給我成長。

有一回歷史課，老師批判李鴻章在不平等條約上的簽字，把他描繪得一無是處。我當堂反駁，老師狠狠地瞪了我。還有一次，學校舉辦歌唱比賽，全年級24個班，每個班都必須選一首紅歌，我不唱，又被孤立，被一些人認為是個“勺子”。

在西北，腦瓜子有點不靈光的人，統稱“勺子”。我卻特別欣賞一位“勺子”，我喊他俞老伯。

俞老伯和銀莊上的人不一樣。他從縣城撿回來很多破爛，鐵絲、舊報紙、塑料繩，各式各樣。能用的換錢，不能用的搗鼓成稀奇古怪的小物件，擺滿一整個破屋。旁人嫌棄他，覺得他腦子有問題，他卻不在乎別人的眼光，也不接受施舍，從不拿別人的東西。他用這些廢物修理、改造，總能從中找到自己的意義。

多年以后，當我站在人生的岔路口，面對貧困和嘲笑，才驚訝的發現，能夠超脫世俗的評判、活得自由且保持內心平靜的人，需要多么強大的力量。我才明白，什么叫自持與獨立。

俞老伯是一個“勺子”，在我心里，我很佩服他。可他已經被車軋死，很多很多年了。

每個夢想，都是無法到達的彼岸

我高考那年，我們學校的一名高一學生跳樓了。此事還上了2016年的報紙。起因是他和同學在課間下國際象棋，被班主任批評了一個小時，勒令離校。在大家都沒注意的時候，他從六樓樓道的窗戶一躍而下。

他不是唯一的一個。

母親時常打電話提起銀莊的事。有一次，她說，馬冀跳樓死了。馬冀瘦小，喉結突出，頭發細軟。銀莊能考上高中的人不多，馬冀和我先后考入縣中，被村里人寄予厚望。后來，他沒能考上大學，在外面零零散散打工近十年。

一個年輕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背后的細節我不曾知曉，但從我生活二十多年的經驗來看，生活的沉重、壓力和絕望常常潛藏在人們不為人知的角落。他的死，或許是“努力必有回報”的信仰破產，或許是長期的催婚壓力讓他走向了抑郁，最終難以承受。

還有一次，母親打來電話，說四爺爺入秋就中風了，半個身子不能動彈，吃喝拉撒都成問題。煎熬大半年后，他在痛苦中死去。四爺爺是個能干的人，放羊時能把一大片麥子割了，騎馬、殺豬、下象棋，性格豁達。

如今，他被埋在一個叫“大埂子”的地方。那里，埋著我的太爺爺、太奶奶，奶奶，坐了半輩子輪椅的八爺爺，傻樂呵的尕爺爺，也埋下了四爺爺。

母親還說，任五是在秋雨連綿時死的。在銀莊，麥場收拾完，雨便接連而來，有時能下半個月。那年一個下雨的夜晚，任五家的房頂塌了，他被活活壓死在里面。任五是個六十多歲的老光棍，一輩子沒結過婚。母親說，這就是未婚男人的悲慘下場。

怎么活下去呢？三十歲后，工作難找，找到的也僅夠糊口，結不了婚，養不了孩子。對社會底層的人來說，活到老，不僅僅是生理上的延續，更多的是在貧困與壓迫中，默默忍耐，守住那微弱的尊嚴，尋找一絲渺茫的希望。

與世界的距離，是命運的無形邊界

2024年5月，我花了1650塊在網上買了一輛二手自行車。從濟南出發，朝南騎行。累了就扎帳篷歇息，餓了就啃饅頭或泡面。騎了三個月，終于到達深圳。然后，我賣掉隨身的裝備，進入電子廠打螺絲。

為什么28歲的大學畢業生要進廠？因為這里能攢錢。我要攢錢。

進廠前，填寫資料時，工廠的人事主管看見我的學歷一欄填的是“大學”。她說：“別寫大學，寫了還得填工作經歷。”我覺得她說得有道理，隨手一劃，將學歷改成“小學”。每當工友問起，我都說自己小學六年級畢業。

產線上的工友，初中生、中專生居多。我與他們聊天，發現他們對世界幾乎沒有好奇心，滿足于單一、機械的重復勞動，信息獲取幾乎全靠刷短視頻。

最近，廠里接了一批新來的學生。他們坐著大巴，從河南漯河的中專被送到深圳，學校安排了三到五個月的實習。和他們聊過幾句，他們問我，出路在哪里？每當聽到這個問題，我總會陷入沉思：未來看似充滿選擇，然而實則是個精心設計的幻覺，現實里，根本沒有選擇。

在深圳龍華汽車站，有另外一個群體，他們被稱為“三和大神”或“掛壁老哥”。

“三和大神”不愿意進廠，只干日結。整天發呆，偶爾賣點小東西，拿著身份證注冊各種APP，賺幾十塊錢。他們住在城中村的上下鋪，稱為“掛壁房”。我也住過那種地方，一個星期。木板床上鋪著涼席，薄薄的毯子，枕頭上滿是異味，衛生間要么在屋里，要么就在走廊。每晚15到30塊錢的價格，對于他們而言，算是最低的生活成本。

時代拋棄了他們，他們也棄絕了時代。

我無法做到徹底躺平。凌晨的大雨傾盆而下，我在電子廠的流水線上擰螺絲。黑色的防靜電手環系在我的手腕上，保護著我與電子設備不被靜電損害，但工友們戲稱它為“電子手銬”。我的人生，難道就這樣被束縛了嗎？

失落是注定的，亦是我所選擇的道路

2024年，網紅青蛙一夜爆紅，我下班后就去當“賣崽青蛙”。

我騎著共享單車，套上青蛙服，左手拎著青蛙氣球，腿夾著蛙頭套，一路蹬到印象城、環聯夜市。進價3.3元，賣15元一個。從晚上8點賣到12點，來回躲城管，趕上好運氣，能收入三四百塊。

后來，多出好幾只同行蛙，最多時一個點有三只蛙。氣球賣不動了，我就把蛙服租給別人，最后把蛙服賣掉，賺了180元。相比流水線上的工作，我更喜歡當“賣崽青蛙”。

流水線上有貴州同事問我：“你們那兒殺年豬嗎？”我沉默了一秒鐘，笑著回答：“殺。從正月初一殺到初七。”她看著我，一臉困惑，我接著說：“我就是我們家的年豬。”

在銀莊，過年就像是過劫。吵架算小事，砸屋燒家也不罕見。我能理解原生家庭帶來的痛苦。我最害怕的，不是這些沖突，而是每年親戚們催婚的詢問：“啥時候結婚？”“對象找了嗎？”“隔壁王萬才的閨女回來了，要不要見一面？”我像一只等著配種的豬，坐在那里，等待著他們的安排。

他們會覺得，你跟誰結婚不重要，你不結婚，我們抬不起頭來。我一度懷疑，父母們是在轉移焦慮。生活上的種種苦難，使得焦慮迫切需要轉移，并因此投射到“都是為了你好"這件事上。

一輩子沒結婚，會死嗎？結婚過一輩子，會死嗎？

2019年末，我在煙臺的海邊遇到了M。和她相處的日子，仿佛過去的陰霾一瞬間消散。我躺在她的臂彎里，認真對她說：“人，生來就是受各種苦的。”M很詫異，覺得我太悲觀。我堅持這個觀點，因為，這樣想的時候，不容易被生活打敗。

我去過她家幾次。春末的麥田上，我有種久違的溫暖感。然而，現實的生活從買房這件事才正式開始。我們跑過好幾家售樓處，銷售顧問指著一片片雜草叢生的地皮，吹得天花亂墜。問到交房期，“大概怎么也要到2022年3月份”。我知道，如果我買下這塊“臆想中的地”，每個月得還3271元，30年如一日。

后來，M成了別人的妻子，有了孩子，也有了屬于她的房子。我常常路過那片樓盤，抬頭望二三十層的高樓，心中充滿了悲涼：人，真的非房不可嗎？

2020年春節，我坐火車回家過年。下鋪的大哥指著手機說：“嘞，武漢有好多回不去家的人！蠻嚴重的！”后來，我才知道，從那時起，一切都變了。而我的姐姐，也在那時拿出所有積蓄，在西安買下一套房。當年120多萬買的房子，如今80萬也無人問津。如果當時，我買下了那片雜草地上的一小間，2025年的我，是否會有所不同？

M離開，是對的。女孩子，應該有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

離開是為了遇見，然而依舊無法抵達

銀莊的凋敝是必然的，只是沒想到會這么快。

對于土地，對于長大的地方，在生命中的某些片刻，總會使人浮現出莫名的惆悵。我們離開，失去，再回來。面對故鄉，在某個瞬間，淚流滿面。

今年過年，我去看望爺爺，逗他：“您屬什么呀？”爺爺告訴我，他屬兔。我算了算，爺爺竟然86歲了。爺爺早年聽說寧夏石嘴山煤礦招工，報名成了一名煤礦工人。五十多歲退休，回到老家，靠退休金活到現在，無病無災。 擺在我面前的問題是：怎么活到老？

有時我也想過，如果在外面混不下去，就回?家放羊。后來，我仔細想過這個問題，大概并不可行。想這些的時候，母親打來視頻，聊起村里的事。我問她：“今年土豆種了多少？”母親說：“一畝地也沒種。得虧沒種，種了就賠錢。”

老家的土豆三毛錢一斤，有時三毛也賣不出去。掛斷電話后，我陷入了沉默。我知道種地苦，但沒想過，土地也如此具有欺騙性。

我想，最后我可能會成為一個無根的人。無依無靠，無所安放，靈魂終將縹緲在某個地方。

年輕人愛自嘲是駱駝祥子。他們不知道，在我們老家的方言中，“祥”字應讀作“qiang”。駱駝祥子換個讀法，就是“駱駝強子”。我就是當代駱駝強子。

我每天唯一面對的，就是生活。枯燥的、乏味的、有趣的、波瀾不驚的，連綿不絕的對于當下的感受和體驗。我不知道前方的路會有多少岔口，但至少，在選擇的瞬間，我擁有了某種自由。

錢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但比錢更重要的，是面對生活的態度。所謂自由，就是在這個被框定、受限的世界里，依然有選擇去實現自己的計劃，去超越原本被決定的狀態。每個人都有自由去抵抗崩壞的體制。每個人的選擇，改變了世界。

1933年，小說家約瑟夫·羅特在一封從巴黎寄給斯蒂芬·茨威格的信中，寫道：“放棄一切希望，明確、鎮定、堅決，本該如此。”

后記

年后，我找到張天瑞，他已經離開了深圳。用他的話說，“已經提桶跑路了。”他在電子廠掙到的錢，再加上之前當保安攢下的一些積蓄，存了五萬塊。五萬塊，剛好夠一筆勞務輸出的中介費。接下來，他打算一邊打零工，一邊學語言。如果體檢和簽證順利，下半年出國做工。

“離開銀莊，去更遠的地方”，是張天瑞的夢。高考填報志愿，他坐在縣城的一間網吧里搜索大學信息。對于讀什么專業，去哪所學校，他沒有概念，只有一個強烈愿望：離開銀莊，越遠越好，逃離那座讓他又恨又眷戀的村莊。

張天瑞現在算半個網紅。他在B站上有8500個粉絲，小紅書也有幾萬個贊。和他有相似經歷的年輕人會跑去點贊、評論。他的社交媒體名字叫“游標卡尺”，“游標卡尺不估讀”是理科生們一個有些冷的梗：游標卡尺不孤獨。

孤獨，是這一代人的集體流感。

我們聊了很久，聊他逝去的愛情，聊銀莊的人，聊余華、莫言、賈樟柯、陀思妥耶夫斯基。張天瑞給我看他最近在讀的《二手時間》。他曾有三個理想：作家、護林員、圖書管理員。為此，他每天在睡前讀書、寫作、鍛煉、學英語。

我挺欽佩他的堅韌。他告訴我，這一切源于好奇：好奇銀莊之外的世界是怎樣的，想知道不按常規活下去會迎來什么樣的結局，想揭開那些被人們奉為真理的背后，究竟藏著什么真相。好奇一個普通人，該如何塑造自己的一生。

他把社交賬號分享給我。最近發布的一則視頻是他和母親。在一片荒塬上，天瑞和戴著玫紅頭巾的媽媽在雪中跳舞，像《山河故人》里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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