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美國東部時間4月2日下午，特朗普摁下關稅戰“核按鈕”。他稱該措施為“對等關稅”，強調頒布該行政令當天是美國解放日（Liberation Day），表示這些“期待已久”的關稅將使美國重新變得“富有”。這場覆蓋廣泛、力度空前的“關稅戰”，不僅給全球貿易體系帶來了巨大沖擊，也讓本已復雜的中美關系面臨新的嚴峻考驗。面對由此引發的對經濟衰退的擔憂、國際社會的普遍疑慮以及各國的應對博弈，我們應如何理解這場“關稅戰”的實質？中國又該如何在這場大國競爭中作出正確選擇？

本文指出，關稅等激烈手段只是表象，中國要對特朗普“總體交易觀”進行實事求是地評估。要看到關稅戰的背后的實質，關稅只是美國解決問題的一個臨時的工具——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因為關稅而致富，也沒有一個富裕的國家因為關稅而繼續保持繁榮。同時，既不能相信西方媒體而低估了特朗普，也不能低估美國社會的活力。

作者強調，對美國的反制既不可避免，也是必須的，但我們的目標應當是構建一個具有強大經濟韌性的產業體系——突破核心技術瓶頸、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只有這樣一個產業體系才能使得我們在和美國的長期競爭中不僅立于不敗之地，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和國家的復興。

對等關稅：

特朗普向全球貿易體系投下一顆“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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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東部時間4月2日下午，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玫瑰花園，宣布規模龐大的“對等關稅”政策。由于征收的貿易伙伴太多，而且稅率各不相同，特朗普拿出一個大型圖表進行講解，演講現場還擺放更多圖表，詳列對各國各地區的稅率。

總體上，特朗普對亞洲國家稅率最高：其中對中國加34%，對中國臺灣省加32%關稅，對印尼32%，對泰國36%，對越南46%，對老撾48%，對柬埔寨實施的稅率最高達49%；對日本、韓國、印度分別實施24%、25%、26%。在歐洲，對歐盟實施20%，對瑞士31%，對英國和巴西10%，非洲大部分國家也是10%。即使是對一個屬于澳大利亞領地緊鄰南極洲的赫德島和麥克唐納群島（Heard Island and McDonald Islands）的商品也征收10%的關稅，盡管那里完全無人居住。

經濟學界普遍認為，這是美國歷史上最激進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了，可謂是特朗普的“大爆炸”和“休克療法”，試圖通過向全球征收關稅的方式迅速緩解特朗普所認定的美國面臨的問題。無論對美國還是其他國家，這一政策的影響無疑是爆炸性的。在特朗普宣布這一政策之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S. Rogoff）告訴媒體，

“他（特朗普）剛剛向全球貿易體系投下了一顆‘核彈’”。

特朗普宣布實施對等關稅，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其清單將中國列在第一位，新措施再對中國商品增加了34%關稅。圖源：FT中文網

對美國而言：

對等關稅的“利”與“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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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朗普的算計

為什么要投這顆“核彈”？針對這一政策，特朗普自有他的算計，他曾宣稱這次宣布征收的關稅有助美國政府在未來這1年進賬超過1萬億美元；同時，美國消費者不會為這些“對等關稅”承擔任何額外開銷，因為關稅帶來的收入將用于為國民“降稅和償還國家債務”。

特朗普的“對等關稅”并非突然。在今年早些時候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特朗普已經直截了當地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他打算通過普遍征收關稅，讓全球企業面臨兩個選擇：要么利用稅收優惠政策在美國本土建廠生產；要么繼續從海外工廠進口商品到美國，但需繳納關稅。

其背后的邏輯是，如果能收取大量關稅，短期內就能增加財政收入，長期而言能夠降低國內所得稅稅率，促使企業回到美國建廠推動美國再工業化。特朗普因此重申這些“對等關稅”將使“美國工業重生”。他將這一天形容為“解放日”，并稱這是國家命運重新掌握的日子。

美國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預計，特朗普的這項政策有望替美國帶來7000億美元收入，相當于美國GDP的2.3%。而數據分析公司Exiger的計算則表明，特朗普宣布的措施每年將給美國帶來6000億美元的新關稅。大部分征稅將來自10個國家，中國出口占新增關稅的四分之一，為1490億美元。越南商品將面臨630億美元的關稅，中國臺灣省產品面臨370億美元，日本出口面臨360億美元。德國和愛爾蘭商品合計將面臨410億美元的額外征稅。

這也是特朗普的這一政策得到美國底層民眾支持的原因。一些民眾將這一政策形容為“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美國此前數十年的“去工業化”已經導致了副總統萬斯所說的《鄉下人的悲歌》。在一些民眾看來，即使這一政策在短期內會對他們的生活造成嚴重的沖擊，但從長遠看，這一政策或許會給他們帶來好日子。

2.來自美國各界的警告

特朗普發動的全面關稅戰爭不僅對全世界帶來沖擊，對美國本身的壞消息也遠遠淹過了特朗普所提供的“好消息”。美國各界對美國經濟的預測可以說是“哀鴻遍野”，包括高通脹、滯脹、“特朗普衰退”、保護落后和孤立等。有些屬于預見和警告類型，而更多的則是實實在在的負面影響。

對特朗普的認知，傳統經濟學家們感到的是“無語”。特朗普認為，來自其他國家的商品，尤其是廉價商品，導致了美國制造業空心化或者去工業化。但他忘記了，這些商品同時也有助于美國控制通貨膨脹，對美國消費者來說，它們降低了物價。經濟學研究者們發現，盡管在過去數十年，美國中產萎縮，但他們的生活水準并沒有降低，這和美國進口大量物美價廉的商品有關。

再者，特朗普表示美國進口的商品多于出口，這讓他感到憤怒。但是，他忘記了美國在服務業、“美元霸權”、知識產權出口等領域所獲得的巨大利益。實際上，服務業——包括金融、旅游、工程、醫療等多個領域——構成了美國經濟的主要部分。2024年，這些服務出口為美國帶來了超過1萬億美元的收入。很多受到美國商品關稅打擊的國家與美國之間在服務貿易上存在逆差。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這些國家包括加拿大、中國、日本、墨西哥以及歐洲大部分地區。

特朗普所期望的“再工業化”的計劃更是不可行。在上一波全球化過程中，為了節約數倍的成本，一些美國公司把業務遷移到中國等國家，在那里生產產品，再出口美國。自特朗普第一任期計劃“再工業化”開始到拜登政府，為了避免受到美國對中國進口關稅的影響，這些公司開始在越南或印度建廠。但現在，特朗普也要對越南和印度等幾乎所有國家征收高關稅了。盡管這樣，這些公司依然很難如特朗普所預期的那樣，把生產遷移回美國，因為對這些公司來說，這樣并不可行，美國的生產成本依然過于高昂。

去年競選中，特朗普稱將利用關稅來促進本國制造業，承諾為美國帶來一個新繁榮時代，圖為美國一港口船只正在進行卸貨。圖源：BBC ?

3.會成為另一場“大蕭條”嗎？

不過，人們更擔心特朗普“對等關稅”會導致美國經濟的衰退甚至另一場“大蕭條”。按照經濟學家們的粗略計算，“對等關稅”會使美國平均關稅稅率達到約22%，這將是1909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超過1930年的《關稅法》。1930年《關稅法》，又稱《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提高了輸美數萬種商品的關稅。經濟學家們認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當時實際上引發了一波外國報復浪潮，使世界陷入了更深的大蕭條。法案實施后到1932年，美國從歐洲的進口額從13億美元下降到3.9億美元，而對歐洲的出口額則從23億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7.84億美元。

美國的經濟學家們擔心美國會重演1930年代的“大蕭條”。由于美國的進口約占其消費的10%，依據計算，大約25%有效關稅可能會使消費者物價上漲2.5%，到了2025年年底，通膨率將會超過4%。

摩根大通（JP Morgan）和高盛（Goldman Sachs）都表示，他們將美國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分別提高到40%和35%。

經濟學家羅格夫也預測，這種程度的關稅對美國進口商品的影響“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美國陷入經濟衰退的可能性上升至50%。

不過，特朗普的理解則完全不同。特朗普強調，如果當時的高關稅政策維持下來，1930年代的大蕭條就根本不會發生。特朗普相信，1913年對美國公民征收所得稅之前，美國傾向高關稅并向其他國家收錢。但“1929年，大蕭條突然來襲，這一切都結束了，如果他們當初堅持關稅政策，這一切都不會發生，故事就會大不同”。

對全球經濟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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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世界也已經感受到了巨大的沖擊。

正如惠譽評級美國研究部門負責人奧盧·索諾拉（Olu Sonola）所說，美國的有效進口稅率在特朗普執政下從2024年的2.5%飆升至22%，如果長期維持，“許多國家可能最終陷入衰退”。

1.對歐盟

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表示，特朗普關稅將使全球經濟“遭受重大損害”。她呼吁進行談判，但同時也表示，除了此前針對美國對外國鋼鐵和鋁征收的關稅而準備的報復性關稅之外，歐盟還在準備進一步的反制措施。如果有足夠的意志，歐盟是有能力反制的。

例如，歐盟可以利用限制美國服務進入歐洲地區的工具，作為施壓的手段。其中最極端的措施可能是已經在2021年提出但尚未經過實質測試的“反脅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 ，ACI）。這個工具允許歐盟對貿易伙伴采取“各種可能的反制措施”。這些措施可以包括征收關稅、限制服務貿易以及限制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這可能會影響像Google這樣的美國科技巨頭。一些歐洲外交官已經表示，如果貿易戰升級，使用這個工具是明確的可能性。

以往很多年來，歐盟持續對硅谷最大的公司采取監管行動，指責其存在反競爭商業行為、數據隱私保護薄弱和內容監管不力等問題。由于歐盟擁有約4.5億人口，是一個重要市場，歐洲的監管壓力已經迫使多家科技公司調整產品。Google修改了搜索結果的展示方式，蘋果調整了App Store的設置，Meta對Instagram和Facebook也進行了修改，都是因為歐盟的法規。

而針對美國服務的限制將是歐盟貿易戰中的新策略。如果歐盟把矛頭對準科技行業，這必然加劇與特朗普政府在歐洲科技監管問題上的爭端。即使在關稅沖突之前，包括副總統萬斯在內的美國高級官員就已批評歐盟對美國科技公司監管過嚴。

歐盟預計將宣布對蘋果和Meta的新罰款，原因是兩家公司違反了2022年通過的《數字市場法》（Digital Markets Act ，DMA），該法旨在讓小型企業更容易與科技巨頭競爭。Meta和X目前還在接受另一部歐盟新法《數字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 ，DSA）的調查，這部法律要求公司加強平臺上的非法內容監管。

2.對亞洲

亞洲受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沖擊尤為嚴重。長期以來，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一直是亞洲很多發展中經濟體擺脫沖突、危機或貧困，走向經濟繁榮的重要途徑。最新關稅不僅懲罰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發達經濟體，也使柬埔寨和孟加拉國等仍在尋求這一道路的貧困國家前景更加黯淡。例如，美國是柬埔寨服裝和鞋類最大的出口市場，現在美國要對柬埔寨征收49%的關稅。作為小國，柬埔寨馬上就面臨生存的壓力，而不僅僅是經濟危機。

3.對各國

對各國而言，當前最大的不確定性在于，特朗普的這些關稅究竟是談判策略還是長期措施？關稅對本國經濟的實際沖擊會是怎樣的？如果要報復，那么如何報復？如果要妥協，那么如何妥協？

不管怎樣，可以預見，各國的反應會是很不相同的。關稅戰背后是國家之間實力的較量。那些沒有力量和美國較量的，就會選擇投降；那些繼續想從美國得到一些好處的，就會選擇妥協；那些安全上不得不依靠美國的，就會（不得不）選擇合作；而那些有力量與美國較量的，就會選擇以牙還牙。

美國是越南紡織服裝的主要出口市場，此次“對等關稅”對越南的稅率高達46%。圖為胡志明市一家專門向美國出口汗衫和貼身衣物的服裝廠。圖源：聯合早報

中國該如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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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選擇的是反制

中國選擇的是反制。在世界范圍內，人們最為關切的是特朗普關稅政策對中美關系的影響。在人們的認知中，中美關系不僅僅是經貿關系，中美的互動基本上決定了未來的國際秩序。

無可否認，特朗普懲罰性關稅對中國經濟肯定有沖擊。因為中國是一個出口導向型經濟，其對國際貿易的變化高度敏感。其中，中國與美國的貿易尤為重要。根據中國海關的數據，2024年中國對美國的貨物出口總額超過 5000 億美元，占其出口總額的 16.4%。

根據特朗普的關稅政策，美國將對全球所有進口產品課征10%以上的關稅，但對中國的課稅比例高達34%，其理由是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高達2700多億美元。這一稅率，加上此前對中國已經實施的20%的關稅，使得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對華加征關稅稅率將達54%。而且，中國同樣要對美國對進口鋼鐵、鋁和汽車征收特定行業稅付出額外關稅。如果把特朗普第一任時期對華征收的關稅計算在內，美國對中國商品征收的總關稅率將達到65%左右。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認為，中國對美國的主要出口產品可能會受到很大影響，包括電子產品、電氣機械、紡織品和服裝。但是，美國公司的生產線也可能受到重大影響。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大宗產品是資本貨物和工業材料，而不是消費品。因此，關稅將傷害美國制造商和消費者。

在特朗普宣布“對等關稅”政策之后，中國立刻指出了美國“單邊霸凌”的本質，誓言“堅決反對，將采取必要措施堅定維護自身正當利益”。自然，中國已經宣布，對原產美國的所有進口商品，在現行適用關稅稅率基礎上加征34%關稅。也就是說，中國對特朗普的“對等關稅”進行了對等的反擊。

對中國而言，不管特朗普這些關稅是談判策略還是長期措施，也不管美國的其他貿易伙伴將如何回應特朗普，既然特朗普采用的是“總體交易”，那么我們也應當對中美關系和國際秩序的未來做一系統的考量，也來對美國進行一種“總體交易”。正如特朗普的“總體交易”策略，我們的策略也遠遠超越經貿領域。

2.對特朗普“總體交易觀”，需要實事求是地評估

對特朗普的總體交易觀、其所使用的手段和所產生的影響，我們需要一個實事求是的評估。因為美國已經把中國界定為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和意志的競爭者，甚至敵人，中國和美國的博弈是長期而艱苦的。對這場“對等關稅”戰爭，我們既不能高估特朗普，但更不能低估特朗普。有幾點是需要深思熟慮的。

第一，對美國和西方各國對特朗普的批評，我們需要有一個“超然”的看法，持開放態度。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盡管有些批評具有現實性，但也有些是警告性和預見性的。經濟學家（包括美國經濟學家）對美國的實際經濟問題并不見得有正確的認識。如果經濟學家真的如他們所言有能力診斷和解決美國的經濟問題，那么美國社會不會變得像今天那么糟糕。實際上，美國經濟到了今天的地步，經濟學界負有很大的責任。

第二，經驗地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因為關稅而致富，也沒有一個富裕的國家因為關稅而繼續保持繁榮。

或者說，關稅只是解決問題的一個工具，甚至是一個臨時的工具。“對等關稅”政策所能造成的局面，特朗普并非完全不知道。或許這個局面是他想要的，并且這僅僅是一個開端。特朗普盡管在很多人看來，非常的“莽魯”，甚至“愚昧”，但其行為并不缺乏邏輯。人們需要對其博弈的每一步進行冷靜觀察，不要過早下結論。

第三，絕對不能相信西方媒體而低估了特朗普。

《紐約時報》大談特朗普如何“摧毀美國的偉大”，《經濟學人》最近的封面是“特朗普使得中國再次偉大”，BBC說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是送給中國的一個“大禮包”——類似的標題最近會越來越多。盡管很多人意識到貿易戰或者關稅戰爭沒有贏家，有且只有輸家，但在國內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依然有為數不少的人再次有了“贏麻了”的感覺。這是很危險的。如果這樣，我們就會被西方所迷惑，被牽著鼻子走，最后犯戰略錯誤。用中國來恐嚇特朗普，這是現在西方越來越盛行的一種方法，無論是政界、經濟界、學術界還是政策研究界。對此，人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特朗普不會使得中國再次偉大，只有我們自己才能使國家再次偉大。

為應對美國宣布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關稅，中方宣布反制措施。圖為山東港口日照港集裝箱碼頭。圖源：新華社 ?

第四，更不能低估美國社會的活力。

美國的活力從來不在政府，而在社會和資本。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改革政策，尤其是對企業的“去監管”和對州政府的“分權”在導致社會混亂的同時也在重塑美國社會。這也是美國MAGA運動的目標。盡管很多美國人（尤其是傳統精英層）對特朗普是否可以復興美國持懷疑的態度甚至是否定的態度，但我們不能忽視這一運動對美國的影響。

第五，更需要關切的是，在關稅戰之后是什么？

“對等關稅”是特朗普解決其所認知的美國問題的方法，但如果這一方法解決不了問題，甚至是使得問題進一步惡化，那么特朗普又會怎樣做呢？如果1930的《關稅法》導致了大蕭條，繼而導致了戰爭，那么特朗普“對等關稅”又會導向何處？

避免“負和博弈”：

中美拼的是經濟的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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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燕教授早就觀察到，大國博弈對整個貿易的損害是非常大的。哪怕是零和博弈，還有贏有輸，但現在很多國家玩的、特別有些大國玩的是負和博弈，即“我可以受損失，但只要你的損失比我大”。實際上，在中美之間，負和博弈早已經超越貿易領域，而擴展到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等領域，并且更為嚴重。

盡管中國不想跟隨美國把中美關系簡單地定義為“競爭關系”，但是和美國的競爭既不可避免，也不可怕，直面即可。如果同張宇燕教授所說，美國采用的是負和博弈的方法，那么我們大可不必采用同樣的方法，而且要避免使用這種方法。如果我們也采用同樣的方法，那么就會犯前蘇聯那樣的戰略錯誤。

正如長達半個世紀的美蘇冷戰所表明的，兩個核武大國之間競爭的核心并非特朗普所使用的經濟“核彈”，而是長期持久的經濟韌性。對美國的反制既不可避免，也是必須的，但我們的目標應當是構建一個具有強大經濟韌性的產業體系，只有這樣一個產業體系才能使得我們在和美國的長期競爭中不僅立于不敗之地，而且實現自己的可持續發展和國家的復興。

無論是地緣政治競爭還是政治領域的意識形態競爭，我們都必須有自己的定力。今天，在地緣政治領域，特朗普同時展現出“收縮”與“擴張”兩種傾向。在收縮方面，特朗普的“退群”政策導致了二戰以后建立在聯合國體系之上的國際秩序的解體，而特朗普的“去聯盟化”政策導致了西方所謂的“自由國際秩序”的解體。在擴張方面，特朗普崇拜的是19世紀到20世紀初一個擴張主義的美國，反映在其對加拿大、巴拿馬和格陵蘭島的政策。

不管是收縮還是擴張，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一個極端自私的美國。

“收縮”政策或許如同特朗普所期待的，可以減輕一些美國的國際負擔，但“收縮”很難使得美國在國際舞臺上“再次偉大”；同樣，如果特朗普回到一個“擴張主義”的美國，那么過度擴張所致的成本說不定促成美國更快的衰落。

就中美之間的直接沖突而言，需要掌控，但也并不可怕。中美都是核武大國，即使在人工智能領域也旗鼓相當，兩國已經形成了一種互相威懾或者遏制態勢。即使在臺灣問題上，我們也可以相信即使美國卷入，也會是一場常規戰爭，而非核武戰爭。美國現在所采用的政策是遏制，意在防止我們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盡管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得寸進尺，但也顯得小心翼翼，因為生怕和中國發生直面的沖突。一旦發生沖突，盡管很難預測誰勝誰負，但美國更有可能因為這場沖突而徹底衰落。但即使就再糟糕的情形來說，即中美在臺灣問題上發生直接的沖突，美國是難以承受這樣一場不對稱的沖突的，因為對美國來說，臺灣地區只是其地緣政治的一環，只代表少數人的利益；而對中國大陸來說，這是一場關乎主權的戰爭，代表全民的意志。

在政治領域的意識形態上，美式民主今天所經歷的困局已經終結了20世紀90年代初盛行西方的“歷史終結”論。盡管如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生前所言，民主有高潮和低潮的時候，但今天美國式民主的困局絕對不是“低潮”的概念所能形容的。西方民主從精英民主到中產民主再到今天的民粹民主，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走下去的問題。盡管民主陷入困局，但迄今沒有人知道如何走下去。盡管特朗普在國際舞臺上興風作浪，但這完全是美國內部的政治因素所致。

經驗地看，美國的經濟基礎和生產力沒有大的問題，問題在于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或在于美國（和西方）感到最驕傲的政治體制。今天，特朗普把內部政治問題經濟化，把經濟問題國際化，這不僅有可能導致經濟的惡化，更會導致政治的進一步惡化。

在幾個月之前，外界普遍認為美國經濟衰退的風險很小。但在過去幾周對美國經濟衰退的擔憂浮現。圖源：《財經》

中美競爭的關鍵：

依然在技術和經貿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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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美競爭的關鍵依然在技術和經貿領域。

在這個領域，較之任何國家，任何時候，中國更有條件和經驗來作出理性的決策，保持定力，不為外部所干擾，而根據自己的既定路線追求進步。自特朗普第一任開始經拜登政府再回到特朗普第二任期，已經八年多了，中國的企業表現出強大的韌性，國家表現出強大的韌性。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就韌性而言，沒有幾個國家可以和中國相比。

作為一個學習型國家，中國在這些年學到了很多在正常的國際環境下學不到的東西，彌足珍貴。

第一，我們不再假定一個開放市場是永恒的，絕對不能走“采購”立國的路線。

此前，一些人和企業深受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影響，認為企業和國家的發展可以依靠國際市場。“既然可以在國際市場采購，為什么還要自己生產”是當時很多人的主流思路。從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對華貿易戰爭中，這些人和這些企業已經學到了深刻的教訓。今天，新自由主義經濟思維已經在中國沒有市場了。

第二，核心科技等不來，還得靠自己。

對任何經濟體而言，在經濟發展的早期，的確存在著大量的現存技術可以使用的情況，即西方國家技術的應用和擴散，即經濟學中所謂的“后發優勢”。但經驗地看，“后發優勢”只會在一個國家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發展階段發生作用，之后“后發優勢”的弊端會越來越顯現。很多年來，中國就面臨這樣一個局面。當中國開始趕超美國的時候，美國就對中國在高科技上“卡脖子”和在經貿上“脫鉤斷鏈”的政策。

正如很多人所觀察到的，美國的這種政策反而促成了中國在科技上的自強自立。近年來，中國在所有關鍵的技術領域有大量的投入。有投入就有回報。最近杭州“六小龍”現象表明，中國已經進入了科技引領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在全國范圍內，類似“六小龍”那樣的企業只是冰山一角。中國技術發展路徑和亞洲早些時候的日本和韓國類似。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通過現存技術的應用和擴散而追趕西方，在發展數十年之后，積累了足夠的技術知識，就開始轉向從0-1的原創。

決策層對此是高度清醒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就把“教育、科技和人才”放在一起加以敘事，這表明大科研系統建設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結合國家目前的技術積累水平，這個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勢必觸發企業層面原創技術浪潮的來臨。這一階段有點類似于二戰之后的美國。而一旦整個經濟體轉向原創的階段，那么美國或者其他國家的“卡脖子”和“脫鉤斷鏈”等不再能夠深刻影響中國經濟。實際上，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等發達國家可能在很多領域反過來會依賴出自中國的原創性技術。

第三，建設內部統一大市場，挖掘和拓展內部發展空間。中國是一個具有14億人口、4億中產的大市場，但我們還沒有形成一個全國統一大市場。一旦國內統一大市場形成，那么更多的發展潛力就會釋放出來。近年來，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這個不是幻想，而是可以通過行政體制和市場機制的改革來達成的。越來越多的要素在促成統一大市場的形成，唯一的阻力在于行政分割。而行政分割則是可以通過區域或者國家統籌來克服的。近年來，長三角一體化和大灣區一體化的經驗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只不過改革的力度還可以更大更有力。

第四，開放是發展的前提。

二戰之后，美國之所以變得偉大，就是因為美國的開放。美國的開放政策促使其形成了多個地域嵌入型的世界性經濟樞紐，包括舊金山灣區和紐約灣區等，這些地方幫助美國吸引了大量的高端人才、優質資本和技術。或者說，美國的開放為全世界塑造了這個平臺，而全世界促成了美國的偉大。今天輪到中國了。我們在唐宋時期曾經是世界上最開放的國家，但是后來封閉起來了。當時的人們沒有意識到，盡管我們地大物博，幾乎不需要任何外來的貨物，但是開放的要義并不在外來的貨物，而在于貨物流通背后的思想和精神。

1980年代，我們總結了歷史，得出“封閉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結論。這個結論可說是普遍性的，對任何國家都是如此。因此，當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踐行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時候，中國接過了“自由貿易”的大旗。今天，我們踐行的高水平開放具有三方面的內容，一是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的制度型開放，二是自主的開放，三是單邊開放。沒有人可以低估中國通過高水平開放重塑國際貿易格局和貿易體系的能力。

位于美國的菜鳥美西三號倉，為大量國內外商家提供倉配運營和供應鏈管理服務。圖源：新華社 ?

第五，經濟科技領域的內部改革和外部開放的必然結果是一個現代產業體系的形成。

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的現代產業體系必須具備“全”“大”“多”“密”“強”五大特征（見 一文）。中國吸取了此前兩個經濟大國英國和美國在這方面的深刻教訓。在1980年代，英國的撒切爾政府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毅然”放棄了制造業，而把重點轉向金融業。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錯誤。盡管倫敦擁有了今天人們所看到的“金融城”，但英國則失去了制造業。當一個國家不再制造，等待的便是這個國家的衰落。這也為后來英國脫歐埋下了種子。美國也如此。

二戰之后，美國成為世界制造業最強國。但和英國一樣，里根革命推動金融全球化，美國的資本帶著美國的制造業流向了世界各地。在短短的數十年時間里，美國從一個什么都制造的國家轉型成為一個什么都不能制造的制造業弱國。

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導致了美國的“去工業化”。這也就是特朗普自其第一任期開始推動“再工業化”的原因。盡管特朗普對美國“去工業化”所產生的弊端的判斷是正確的，但他對“再工業化”所采取的做法（也就是本文所討論的“對等關稅”）則很難讓人相信他會成功。而中國既不會作出英美那樣的錯誤判斷，更不會犯英美那樣的戰略錯誤。

一旦意識到中美拼的是經濟的韌性，那么構建這樣一個現代產業體系必然會成為國家發展下一步的重中之重。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審校 | 劉 深

排版 | 周浩鍇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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