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時，西南地區還有不少國民黨殘余勢力和土匪惡霸盤踞其中，后來被解放軍依次剿滅后，西南地區才正式解放。
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廣東全面解放后的第二年，陶鑄接受黨和國家的委派，來到了廣東，展開了對這片土地的治理工作，這一干，就是15年之久，在這片土地上，深深地留下了他的烙印。
對于這十五年，陶鑄的女兒陶斯亮給出了她的評判，她認為自己的父親對于廣東的治理，功過七三開，七分功勞，三分過錯。
七分功勞自然是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安定了廣東治安秩序，讓當地百姓在黨的領導下，走進了社會主義新時代。至于三分過，其實也需要用辯證的角度來看。
她口中的第一分過錯，便是在土地改革的過程中，陶鑄沒有盡善盡美。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廣東和中原內陸最大的區別，便是這里沿海不說，還容易出國。許多廣東的百姓，在新中國成立前，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都選擇了出國避亂。
這樣一來，廣東地區有許多的華僑，而且他家的資產，有相當一部分是通過海外貿易獲得的，不是依靠剝削農民獲得的。和土改政策中，需要打倒的地主豪紳，情況并不一樣。于是就有人指責陶鑄，不分青紅皂白，沒有調查清楚，就沒收大量華僑財產土地，逼迫大量華僑逃離祖國，甚至被迫自殺。
但當時的情況，是抗美援朝戰爭已經爆發，國民黨反動派在臺灣蠢蠢欲動，磨刀霍霍。若是廣東地區遲遲不能完成土地改革，后續的工作也都無法展開。而且建國沒有兩年，從干部到軍隊中，能花費精力，去仔細辨別的知識分子，也不夠用。
時間緊，任務重。陶鑄似乎除了快刀斬亂麻，亂世用重典的辦法外，也沒有更好的選擇。所以這個所謂的“過”，倒地是功是過，還需要從不同角度去看。
另外，在改革開放后，國家經濟恢復，制度完善，人才完備后，也對廣東當年的政策，進行了平反，將沒收的華僑房屋，退給了華僑。
而他的第二個“過”，也是一個全國常見的現象。當時在廣東的治理上，干部的選擇來源，一是當地本地的人員，有的是起義人員，有的是多年潛伏的地下黨人員。另外一批便是隨著解放大軍南下的，中央選拔的干部，或因傷退伍，轉職地方的退伍軍官。
而在陶鑄這里，他大批量啟用南下干部，對當地干部卻多不信任。有人因此指責他犯了“反地方主義”的錯誤。
其實這個問題和他的第一過息息相關。那就是當地干部了解情況，希望能更加公平公正的處理土地改革。但他需要搶時間，推進廣東的地方建設，跟上全國發展的大步伐。所以他更加信任南下干部，這些人的政治主張和治理策略，和他的想法更加的一致。
最后一過，他也在國家穩定后，跟風弄什么“千斤縣”，頗為浮夸，但這事情可不是他一個人這樣。以這個為錯來指責他，有些牽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