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汽車產業在新能源轉型浪潮中經歷深刻洗牌，部分省市通過前瞻布局實現“彎道超車”，而傳統汽車強省則面臨轉型陣痛期。在這種產業格局變遷的背后，其實就是技術路線選擇、產業鏈重構和地方政策博弈的綜合結果。

結合以上因素，所帶來的改變就是新勢力加速上位，舊勢力力保城池，汽車產業的區域格局正在迅速演變，所帶來的就是汽車產業的地理遷移，甚至讓各省市汽車產業迎來了重新洗牌。

安徽逆襲，最大汽車制造省份易主？

提到安徽的汽車產業，在知名度上遠不及長春、上海、武漢、廣州等傳統汽車制造基地，即便是安徽本土的車企，具有影響力的也就只有奇瑞和江淮，與一汽、上汽、東風等汽車大廠相比，還是不太夠看。但是在今年前2個月，安徽卻一舉超過廣東成為國內最大的汽車制造省份，背后到底又是出于何種原因呢？

其實還是新能源汽車在發力，僅在2021-2023年間，安徽就累計投入超2000億元引入蔚來（中國總部）、比亞迪（合肥基地）、大眾（新能源工廠）三大核心項目，形成合肥、蕪湖雙核驅動。到了2024年，安徽汽車產量已經超過了357萬輛，同比增長43.3%，其中新能源汽車產量168.4萬輛，同比增長94.5%。

來到2025年，僅在今年前兩個月安徽汽車產業就靠著新能源汽車的持續發力，一舉成為國內最大的汽車制造省份。要知道的是，在此之前廣東已經連續九年蟬聯汽車產量榜首，是無可置疑的汽車大省，沒想到卻被安徽完成了逆襲。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1-2月，安徽汽車產量44.48萬輛，同比增長21.3%，占全國比重9.99%，分別以6.83萬輛和7.32萬輛的優勢領先居第二、第三位的省份。其中，安徽新能源汽車產量23.43萬輛，同比增長132.1%，占全國比重達12.89%，較排名第二、第三位省份分別多3.55萬輛、6.75萬輛。

值得一提的是，各省市汽車產業數據的變化跟比亞迪的產量統計口徑也有關系，2024年比亞迪的產量算在廣東頭上，顯得廣東特別猛，而今年比亞迪在安徽工廠的產量算到安徽本土了，安徽自然也就起來了。當然，這只是其中一個因素，就算沒有比亞迪，安徽在新能源汽車方面的表現也確實不錯。

目前，安徽正在圍繞奇瑞、江淮等本土企業，集聚國軒高科（電池）、巨一科技（電驅）、皖儀科技（檢測設備）等700余家配套企業，實現從鋰礦（宣城）到回收（格林美）的閉環布局，零部件本土化率甚至超過了60%，為新能源汽車的強勢崛起打下了堅實基礎。

除了安徽外，重慶和浙江同樣在乘著新能源汽車快速崛起的東風，實現了汽車產業的復興。在本土品牌上，重慶有長安、賽力斯，而浙江有吉利、零跑汽車，使得在這場行業大轉型中實現了蛻變。特別是重慶，依托長安和賽力斯的雙重發力，2024年汽車產量突破了254萬輛，僅次于廣東和安徽，似乎已經重回巔峰。

傳統汽車大省已陷入轉型困境

受新能源汽車迅速崛起的影響，不僅主機廠要積極尋求轉型，整個汽車制造業都要實現快速轉型，否則就只會被殘酷的市場淘汰，吉林、北京、湖北何嘗不是陷入了轉型困難。

就拿吉林來說，整個汽車產業都在高度依賴一汽，僅一汽集團就貢獻了全省70%的汽車產值。但無論是一汽自己的品牌還是合資公司，在新能源市場始終處于落后的狀態，這也就導致本地2500余家零部件企業中，有60%仍專注燃油車系統，德系供應商（博世、大陸）技術迭代緩慢，導致三電系統外購率超80%。

湖北的情況雖然比吉林略好，但近兩年同樣不好過，湖北雖說對東風的依賴沒有吉林高度依賴一汽那樣，但湖北也因為車市走向變得更加依賴東風，就比如神龍汽車，如今已經可以忽略不計，合資公司東風本田近兩年也在不斷減產，這些都直接影響到了湖北汽車產量。更要命的是，在新能源市場，湖北本土已經沒有拿得出手的新能源品牌，對湖北來說，如果東風沒有完成對新能源汽車的轉型，湖北汽車產業就難以重回巔峰。

同樣，北京也是遇到了類似的問題，無論是北京汽車國產品牌，還是北京現代，如今的銷量都是慘不忍睹，只有北京奔馳在苦苦支撐。但即便是奔馳，在新能源市場也沒有太多話語權，所以北京才大力扶持小米，意圖讓小米汽車來實現北京汽車產業的復興。

新能源賽道打破傳統“發動機+變速箱”技術壁壘，寧德時代（福建）、華為（廣東）等新勢力掌握電池、智能系統等核心話語權，正在重塑產業價值分配。但各地政府對新能源汽車的扶持也呈現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相比之下合肥的“鏈長制”、深圳的“科技園區+風投”模式，比長春的“主機廠+國企配套”體系，更適應快速迭代需求。

另外，從近幾年汽車產業變化中也不難看出，兩極分化的現象也愈發明顯。排行2024年汽車產量前五的廣東、安徽、重慶、江蘇、山東，累計產量已經達到1590.56萬輛，占全國汽車產量的50.39%，而像吉林、北京、湖北這樣的傳統汽車大省則將面臨燃油車正在加速被淘汰的壓力。

汽車產業的地理遷移本質其實就是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安徽用風險投資置換產業機遇，浙江以數字經濟重塑制造邏輯，而傳統大省需在“斷臂求生”與“另起爐灶”間做出抉擇，既需要打破數十年的路徑依賴，又要重構整個產業生態。相比之下，新興勢力則借助技術革命窗口期，實現從跟跑到領跑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