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叫周紅，今年48歲，初中學歷，離異后再婚。現在住在一個南方的小縣城，生活還算安穩。

我年輕時家境一般，父母是地道的農村人，靠種地維持一家人的生活。16歲那年我輟學進了鎮上的服裝廠打工，從此走進了社會。

我嫁給前夫的時候才24歲，他叫趙建國，是我們縣城一個小五金鋪的老板，那時候他算是本地人眼中的“有出息”的人。

我們婚后育有一兒一女。

兒子叫趙磊，比女兒大兩歲。

女兒叫趙雪，從小乖巧懂事。

為了這個家，我在服裝廠一干就是十幾年，既要照顧兩個孩子，又得貼補家用。

說句實在話，趙建國不是個好丈夫，更不是個好父親。他重男輕女，性子暴躁，常常因為一點小事就把家里攪得天翻地覆。可我那個時候覺著，女人嘛，忍一忍，家就過下去了。

直到半年前，老宅子要拆遷了，政府補償我們家一套新房外加120萬元現金。這本是件好事，可也正是這筆拆遷款，讓我徹底看清了趙建國的嘴臉。

02

趙建國知道拆遷款到賬的那天，在飯桌上就陰陽怪氣地說：“這錢啊，是我們趙家祖祖輩輩留下的地換來的，全是趙家的，你別想插手。”

我放下筷子，看著他那雙充滿貪婪的眼睛，心里像壓了一塊石頭。

我們結婚二十多年，這房子是我們一起住了半輩子的地方，我出力、出錢、出苦，也從沒想過要分個什么清清楚楚。可他一句話就把我和這家切割得干干凈凈。

“趙建國，我是你老婆，不是你請來的保姆。”

他冷笑了一聲：“老婆？你知道你姓什么嗎？姓周的女人，少管趙家的事。”

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在他眼里，我永遠只是個“外人”。

這還不是最過分的。兩天之后，他帶著兒子趙磊，悄悄去銀行把卡里的錢轉了大半。

我是從女兒趙雪口中知道的——她那天去銀行存錢，正巧看到父子倆鬼鬼祟祟地在窗口前操作。她回來后一臉不安地跟我說了這事。

我沒吭聲。那天晚上，趙建國睡著后，我悄悄翻了他的手機，看到他和小姑子趙麗的聊天記錄——

“哥，這錢你趕緊轉我這兒一部分，嫂子那邊不保險。”

“放心，我和磊兒說好了，到時候咱們分清楚，別讓那個女人摻和。”

我心里一陣發涼，感覺渾身的血都冷了。他們早就計劃好了，怎么把我踢出局。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鎮上的法律援助中心，咨詢了律師。律師告訴我，雖然房子登記的是趙建國一人名下，但我們是夫妻共同財產，拆遷款我有一半的份額。

我拿著這句話回到家里，跟趙建國攤牌。他臉色一變，抓起桌上的煙灰缸就砸了過來，罵罵咧咧地說：“你個賤人，居然敢找律師？你是想把我送進監獄？”

我躲開了，但那一刻我知道，再不走，我這輩子都走不出這個牢籠了。

當天晚上，我打電話給女兒趙雪，讓她回外婆家住幾天。她聽出了我的異樣，擔心地問我是不是又被爸打了。我忍著眼淚說沒事，只是想她了。

接下來的幾天，我暗地里聯系了前廠里的老同事劉姐，她前些年離婚后在市里開了家小飯館，日子過得還不錯。我問她能不能幫我找個住的地方，她二話不說答應了。

我也聯系了一個我早就認識的男人，叫陳國林，是我以前廠里的技術員，離婚后一直一個人住。他比趙建國穩重多了，也一直對我有好感，只是我那時候還沒下定決心。

我們約在一個小飯館見面，他低聲問我：“你真的想走了嗎？”

我點點頭。

“那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嗎？”

我猶豫了一下，然后輕輕點頭。

“我不是為了逃，是為了活。”

三天后，拆遷款正式到賬。我趁趙建國不在家，偷偷用他手機給銀行打了個電話，確認了賬戶余額。我拿著律師給我起草的協議書，去找了他。

他一看到協議書就炸了：“你瘋了？你憑什么要一半？”

我平靜地說：“我們可以打官司，但你知道，這錢你一個人拿不走。”

他氣得渾身發抖，罵我“蛇蝎心腸”，說我“居心叵測”。可我再也不是那個一味忍讓的周紅了。

那天晚上，我把協議書放在桌上，收拾好行李，和陳國林一起坐上了去市里的車。我們連夜離開，沒告訴任何人。

第二天一大早，鄰居小芳給我打了電話，聲音里帶著驚慌：

“紅姐，你快回來，你前夫在你家門口發瘋了，拿錘子砸門，把你家窗戶都砸爛了！”

我握著手機，心里卻出奇的平靜。

“讓他砸吧，那不是我的家了。”

03

搬到市里后，我和陳國林租了一間小公寓，開始了新的生活。沒有了趙建國的怒罵，沒有了小姑子的冷言冷語，我每天做飯、散步、看看書，偶爾去劉姐的飯館幫忙。

我把分到的那60萬存了起來，大部分打算留給女兒，她還年輕，未來的路還長。

趙磊沒有聯系我，他早已站在了他父親那邊。但趙雪時常給我打電話，說她想我了，問我要不要她來市里讀大學，我說：“你愿意來，媽媽就在。”

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也不確定我和陳國林之間能不能走到最后。但我知道，有些人一生都在等待一個出口，而我已經走出來了。

那個被困在婚姻牢籠里二十多年、低聲下氣的女人，終于，走進了屬于自己的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