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人幫”之中，張春橋算是最長壽的了。張春橋能夠長壽，從某種角度來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審判“四人幫”的時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幫”四種不同的表現：

江青顯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氣，一觸即跳，不時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罵。她后來以自殺身亡，正是她的這種焦躁性格的 必然結局；

王洪文則資歷太淺，經受不住沉重的一擊。他是“四人幫”中認罪態度最好的一個。然而，他也是“四人幫”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個。過度的郁悶，導致他壯年而逝；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認一部分的罪行，但總是力圖大事化小，為自己開脫。他不會像江青那樣去尋短見，也不會像王洪文那樣想不開；

張春橋是最特殊的一個，他城府很深。他居然從頭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發，一副藐視法庭的神態，顯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為他絲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夠在多年的鐵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對張春橋進行預審時，預審組的組長是王芳。王芳后來擔任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部長。我采訪了王芳。據王芳說，原本是要他擔任江青組組長，他推辭了，因為他跟江青太熟。他曾多年擔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毛澤東三十多次來到杭州，江青常常隨行，由他負責安全保衛工作，來往頗多。他主動要求改任張春橋預審組組長。

在預審過程中，王芳提審張春橋十一次。王芳說，張春橋與眾不同，采取“三不主義”，即不說話，不看文件，不簽字。在當時，并未從法律上認識張春橋的“三緘其口”叫做“沉默權”。在西方，早在古羅馬的司法原則中，就已經有了“沉默權”。在十七世紀之后，西方的法律規定被告人有闡述己見的權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后者就是被告人所擁有的“沉默權”。張春橋在特別法庭上“零口供”，其實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權”。如今，中國法律界許多學者也建議應該確認被告人的“沉默權”。

雖然張春橋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據王芳回憶，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審張春橋時，張春橋還是開過口。當時，王芳向張春橋宣布，根據中央決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時向他宣讀《刑事訴訟法》中有關規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陳述有罪的情節或作無罪的辯解”。這時，張春橋說話了！張春橋說：“我不是反革命，你講的我都不接受，我沒有違反你這個法。”這是張春橋在預審中難得的一次開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張春橋寫給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經我簽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認對處理我被審查的案件有效性。”這就是后來張春橋在特別法庭審查時拒絕在任何文件上簽字的理由。

據王芳的助手告訴筆者，張春橋雖說堅持“三不”，在接到起訴書時連看也不看，也不簽收，但是回到監房之后，還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在當時接受審判的林彪、江青集團十名主犯之中，張春橋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對于張春橋的死，徐景賢則發出感嘆說﹕“張春橋沒有留下任何回憶錄或任何回憶文字。”在徐景賢看來，張春橋作為“筆桿子”，沒有留下回憶錄是一件遺憾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