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庫爾科夫

安德烈·庫爾科夫（Андрей Курков/Andrej Kurkow）是烏克蘭當代著名作家，著有超過20本書和超過20部電影劇本。此外，他很可能也是在國外最受歡迎的烏克蘭作家——他的小說被翻譯成45種語言，在60多個國家銷售。

2022年俄烏全面戰(zhàn)爭爆發(fā)后，庫爾科夫利用自己的國際影響力，積極在全世界為烏克蘭發(fā)聲。他大量接受國際媒體采訪，為報紙撰寫專欄，并已出版三部戰(zhàn)爭日記和雜文。盡管如此，在烏克蘭國內，庫爾科夫的地位卻有些尷尬。作為俄語作家，他的作品在烏克蘭只能在被翻譯成烏克蘭語后上架售賣。戰(zhàn)前戰(zhàn)后的一些公開表態(tài)與活動又讓他受到烏克蘭知識界部分成員的進一步抵制。許多只閱讀烏克蘭語書籍的年輕讀者甚至完全不知道這位在國外廣受歡迎的作家。

《灰蜜蜂》是庫爾科夫在2018年出版的一部代表作，近期由理想國策劃、譯介，在中國大陸出版。這部小說聚焦當時烏克蘭社會的核心議題——頓巴斯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是如今俄烏全面戰(zhàn)爭的序曲。2014年烏克蘭尊嚴革命后，俄羅斯先是出兵占領并吞并克里米亞，隨后又策動烏克蘭東部對尊嚴革命心懷不滿的勢力武裝叛變，并暗中出兵支援，與前來平定的烏克蘭軍隊發(fā)生激烈武裝沖突。2015年第二次《明斯克協(xié)議》簽訂后，戰(zhàn)爭逐漸平息，但兩軍之間仍不時有零星交火。

在《灰蜜蜂》問世前，在前線兩側，已經出現(xiàn)了不少關于這場戰(zhàn)爭的軍旅文學作品，但往往帶有強烈的敵我對立色彩——“我們”是保家衛(wèi)國的自由戰(zhàn)士，而“他們”則是殘暴的“恐怖分子”/“新納粹”。

庫爾科夫的小說跳出了這種非黑即白的敘事，將關注重點轉向了位于交戰(zhàn)雙方控制區(qū)之間的“灰色地帶”，以及身處其中的頓巴斯平民的生活。“小斯塔羅格拉多夫卡”是作家虛構的一座位于“灰色地帶”的村莊，戰(zhàn)爭爆發(fā)后，村子時常遭到炮擊，失去了一切公共服務。村子的多數居民都已逃亡，只剩下小說主人公謝爾蓋·謝爾蓋伊奇和他曾經的仇敵帕什卡不愿離去。

小說前半部分講的是在這座時間儼然停止的村莊，謝爾蓋和帕什卡如何過著魯濱遜一般近乎原始的生活。他們都是典型的頓巴斯人，不關心政治、不信任基輔的中央政府。但在“灰色地帶”的種種巧合與偶遇讓他們漸漸與前線兩邊的軍人接近起來。

小說后半部分則是謝爾蓋的奧德賽漂流記。作為養(yǎng)蜂人，他在開春后必須帶著自己的蜂群四處采蜜，期間不得不一次次穿越前線。他的頓巴斯身份讓他屢次陷入麻煩境地——在烏克蘭控制的領土上，他被一些人視為潛在的“分裂分子”；在俄羅斯占領下的克里米亞，他見證了原住民克里米亞韃靼人受到的殘酷鎮(zhèn)壓，而烏克蘭護照又讓他成為特務機構懷疑的對象。但是，在所有這些地方，謝爾蓋也收獲了難能可貴的愛與友誼。

2025年3月，理想國特邀自由撰稿人龔玨（下文中以“理想的編輯部”代稱）對庫爾科夫進行了專訪。在連線中，庫爾科夫暢談這部小說的寫作背景與創(chuàng)作歷程，他本人的創(chuàng)作經歷，他在烏克蘭國內的尷尬處境，戰(zhàn)爭對他生活的改變，以及他對局勢與烏克蘭未來前景的認知與判斷。

一部有關“灰色地帶”的小說

理想的編輯部：《灰蜜蜂》的主人公謝爾蓋有真實原型嗎？我好像在哪里讀到您說，您是在一次創(chuàng)作考察中聽說了他的故事？能不能簡單地談談小說的創(chuàng)作過程？

庫爾科夫：其實我想寫“灰色地帶”是在第三次戰(zhàn)時頓巴斯之行后。我在2015年和2016年去過頓巴斯。2017年寫了這部小說。

我之所以寫這本小說，是因為當時已經很多關于頓巴斯戰(zhàn)爭的書，但卻沒有人談論那些留在戰(zhàn)區(qū)的平民的境遇。

謝爾蓋這個形象基本上是我先自行構思出來的，但小說寫完之后，我才發(fā)現(xiàn)一個類似的真實故事：一個養(yǎng)蜂人把自己的蜜蜂從頓巴斯戰(zhàn)區(qū)帶了出來。

小說里的小斯塔羅格拉多夫卡村是一個虛構的村莊。我原本想找一個灰色地帶里的真實村莊，但灰色地帶所有真實存在的村莊都太大了，而我需要的是一個只有兩條街的小村。所以我虛構了一個村子，但我把它放在了谷歌地圖里的一個具體地方。

《亞特蘭蒂斯》

理想的編輯部：在主人公身上有沒有自傳元素？雖然您并非頓巴斯人，但感覺您的生平中也有太多“灰色地帶”——出生在列寧格勒州，成長在烏克蘭，用俄語寫作。在俄羅斯，海關禁止進口您的書，而在烏克蘭，您曾因捍衛(wèi)俄語和俄羅斯文化而被稱作“仇烏者”。這讓我想到了小說中謝爾蓋在韋塞萊和克里米亞遭受或見證的種種情況。

庫爾科夫：能說帶有自傳色彩的，其實是謝爾蓋對護照名字烏克蘭化的那段思考。因為蘇聯(lián)實際上干過同樣的事情——蘇聯(lián)把烏克蘭人的護照名字俄化，于是米科拉·霍霍利（Mykola Hohol）成了尼古拉·果戈理（Nikolay Gogol）。而烏克蘭獨立后，又開始把俄語名字烏克蘭化。* 我知道這讓頓巴斯的很多人感到憤怒，雖然其實這里面并沒有任何危險，只是給你打上一個標簽，給你一個新名字，好讓你“符合”自己的國家。

* 同一個人名在俄語和烏克蘭語中往往有不同的拼寫法，比如俄語中的“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Sergei Sergeevich）在烏克蘭語中被稱作“塞爾希·塞爾希約維奇”（Serhii Serhiiovych）。在蘇聯(lián)時代，烏克蘭人護照上的名字會被強制寫成俄語形式，而在獨立后的烏克蘭，俄語母語者的名字則會被強制寫成烏克蘭語形式。小說主人公謝爾蓋就此發(fā)過一些牢騷。

理想的編輯部：《灰蜜蜂》是一本關于灰色地帶的小說。然而全面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一切變得非黑即白，灰色地帶的復雜敘事似乎也失去了容納自己的空間，變得有些不合時宜，甚至政治不正確。在2022年，謝爾蓋會被指責不夠愛國嗎？

庫爾科夫：對我來說，一個發(fā)現(xiàn)是，“灰色地帶”的長度竟然有430公里。也就是說，灰色地帶的長度和前線一樣長。在一些地方它很窄，只有300米。而在另一些地方，灰色地帶的寬度可以達到5、6公里，那里有幾十座村莊，還有阿夫季伊夫卡市（Avdiivka）*的一部分。那里住著人，但為數不多。那里沒有電，沒有政府，沒有藥店，什么都沒有。

《地球是藍色的就像個橙子》

我不認為謝爾蓋會被指責。但我在小說中描寫的那種有人生活的灰色地帶當然已不復存在了，因為如今新的灰色地帶出現(xiàn)在諸如蘇梅、哈爾科夫州一帶的前線，那都是被摧毀的村莊，不是那種有房子但沒電的村莊，而是徹底的廢墟。

比如目前城內正發(fā)生激烈戰(zhàn)斗的波克羅夫斯克市（Pokrovsk），烏克蘭人正在保衛(wèi)這座城市，目前還有兩千人留在城里。但他們并不是在生活，而是躲在地下室里，因為這座城市幾乎已被摧毀。

灰色地帶這個概念本身，在戰(zhàn)事結束或變得相對平靜時才會出現(xiàn)。

* 頓涅茨克西北工業(yè)郊區(qū)，頓巴斯戰(zhàn)爭后系烏軍控制的要塞化重鎮(zhèn)。2024年2月被俄軍占領。

理想的編輯部：那些留在波克羅夫斯克的人，現(xiàn)在往往被稱為“等客”（zhduny），他們被認為很消極，只是在靜靜等待任何政權，甚至俄羅斯人的到來。但在這些人中可能也存在某個謝爾蓋？

庫爾科夫：有可能，因為我在2015–16年去頓巴斯的時候確實意識到，那些不愿意逃離戰(zhàn)爭的人，通常有兩種動機：一方面，比起被打死在家里，他們更怕成為難民。本質上說，他們是在兩種恐懼之間做選擇，而他們往往覺得自己住了四十、六十年的家會保護他們。

所以，他們當中也許確實有“等客”，但我更傾向于說，他們不是“等客”，而是對政治很消極，甚至從來無動于衷的人。他們不關心政治，從不過政治生活，他們就像昆蟲，像蜜蜂一樣生活——每天早上去上班，晚上回家，泡茶，煮餃子，就這么平靜地生活，只求不被打擾。對他們來說，幸福就是什么都不發(fā)生。

理想的編輯部：但謝爾蓋不是這種人，他好像更積極些？

庫爾科夫：他在戰(zhàn)爭開始前在政治上是消極的。他生活的重心就是蜜蜂——他的妻子離開了他，帶著女兒去了文尼察，他則和自己的蜜蜂們一起留下來。可以說，他自己幾乎成了一只蜜蜂——一只“蜂長”，負責照看六個蜜蜂家族。

所以戰(zhàn)爭在他頭腦中首先是對他的蜜蜂，而非對他自己的威脅。他很難去分辨整個局勢，因為他對基輔沒有信任——反基輔宣傳一直盛行于頓巴斯。而且他屬于頓巴斯，屬于自己的村莊，所以他無法想象要丟下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籬笆、自己的土地，離開這里搬到別處去。

《灰蜜蜂》舞臺劇

理想的編輯部：我其實沒有完全理解，為什么謝爾蓋最后還是選擇回到灰色地帶？考慮到他在克里米亞目擊了那么可怕的事情，考慮到他完全可以在烏克蘭領土上開始新的生活。純粹是因為某種責任感嗎？

庫爾科夫：這一方面是頓巴斯人的一種思維模式——他們對自己的地區(qū)非常依戀，并且曾經和現(xiàn)在都相信，其他地區(qū)的人對他們有敵意。因為三十年來烏克蘭政客都根據語言和地區(qū)來劃分選民，從來未曾根據意識形態(tài)來劃分。

西烏克蘭的政客總是說頓巴斯居民是土匪，而頓巴斯的政客和寡頭則宣稱西烏克蘭人是“法西斯民族主義分子”，所以最好別去那邊，他們會因為你說俄語而殺死你。所以即使在戰(zhàn)爭期間，對謝爾蓋來說，“家”就是他那片小小的頓巴斯土地——他在那里平靜地生活了將近五十年。

在頓巴斯，確實存在一種觀念：My region is my religion——我的家鄉(xiāng)就是我的宗教。這其實是一種構想出來的頓巴斯意識形態(tài)，但它并非政治性意識形態(tài)。頓巴斯一直是一個集體思維方式主導的地區(qū)，一個工業(yè)地區(qū)，任何積極作為、政治自由在這里都會受懲罰。無論是在蘇聯(lián)時代還是后蘇聯(lián)時代，人們都被要求埋頭苦干，為寡頭們服務，按照艾哈邁托夫（Rinat Akhmetov）*、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ich）**，或其他本地政治人物和寡頭的指令去投票。

頓巴斯人在政治上是被動的，但他們非常勤勞、有紀律，而且很多人都非常誠實、坦率，樂于互相幫助、也樂于幫助外人。我在戰(zhàn)爭前曾多次去頓巴斯旅行，我發(fā)現(xiàn)，如果你的車深夜在頓巴斯的某個村莊附近拋錨了，尋求幫助往往比在烏克蘭中部或西部容易得多。

* 頓巴斯韃靼裔寡頭，烏克蘭首富，曾是烏東諸多政治力量的實際掌控人。

** 曾先后任頓涅茨克州州長，烏克蘭總理、總統(tǒng)。在2014年“尊嚴革命”中殘酷鎮(zhèn)壓示威者，后逃往俄羅斯，被烏克蘭議會投票罷免，并被以叛國罪缺席審判。

理想的編輯部：這是一部有復雜政治語境的小說，但與此同時，里面幾乎沒有出現(xiàn)真正的政治人物，除了謝爾蓋回憶和夢中的亞努科維奇。有趣的是，書中亞努科維奇的形象恐怕與如今烏克蘭主流敘事中的負面形象完全不同，甚至頗有些神秘的甚至神話的色彩，為什么您決定這么描繪他？

庫爾科夫：是這樣的，我多少了解一些關于亞努科維奇的真實故事，那是他還在頓巴斯當州長的時候。當然，他一方面是個漫畫式人物——他本不該成為總統(tǒng)，甚至也不該成為頓巴斯的州長。是艾哈邁托夫把他抬到了州長的位置。事實上，從他本人的內在品質來說，他根本不適合從事任何政治活動。

我可以給你講一個真實的故事。那時候他是頓巴斯的州長，有一次一個本地記者來采訪他。那是冬天，記者在接待室脫下大衣，進了辦公室，采訪亞努科維奇。亞努科維奇問他：“你怎么這么愁眉苦臉？”記者說：“我媽媽生了重病，治療需要很多錢，可我們家實在負擔不起藥費。”

亞努科維奇聽完后中途離開了房間，后來又回來，兩人把采訪做完。記者穿上大衣，走出大樓，伸手插進口袋，發(fā)現(xiàn)里面有200美元。

《曠野》

理想的編輯部：我知道，謝爾蓋、帕什卡和他們的村莊都是杜撰的。但假設他們都有真實原型，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后，您有沒有設想過，等待他們的會是什么命運？

庫爾科夫：我想帕什卡能活下來，或者說，如果他的房子沒有被炸毀的話，他會留在自己的村子里，或者也可能去了俄羅斯。因為他很flexible，很靈活。

而謝爾蓋就不一樣了，他很固執(zhí)，所以完全可能被俄羅斯人殺害。他是那種有自己主見的人，誰的話都不聽。

整個頓巴斯地區(qū)，也就是2022年前的那條前線地帶，如今已經被完全摧毀，沒有一座完好的村莊。

理想的編輯部：前面說了《灰蜜蜂》有自己復雜的政治語境。但與此同時，它又被翻譯成了很多種外語。可以想象，許多外國讀者或許完全不了解頓巴斯戰(zhàn)爭的前因后果，或許他們會結合自己生活的語境來重新詮釋《灰蜜蜂》。有沒有過什么讓您印象深刻的類似解讀或誤讀？

庫爾科夫：這部小說沒有這種問題。但我想說，最早也是最積極的讀者，是來自頓巴斯的難民。他們常常對我說，我非常準確地描繪出了頓巴斯人的思維方式。

基輔的一家劇院曾請我根據小說第一部分改編成戲劇——也就是以村莊故事開頭，以開春后謝爾蓋帶著蜜蜂離開村莊的故事結尾。我寫了劇本，它至今仍在基輔波季爾劇院上演，已經演了五年。我去看過幾次，我知道有不少頓巴斯的難民和流離失所者專門約基輔的朋友來看這部戲。他們一起去劇院，一起哭泣，然后一起去咖啡館，主要是女性。她們演出結束后也會來和我打招呼。有幾次，幾位原本在頓巴斯住在同一地區(qū)的女性過來和我交談。如今，她們作為難民或安置者分散在烏克蘭各地，但會在基輔見面。

對外國讀者來說，這本書當然更像是一部關于戰(zhàn)爭中普通人故事——未必具體指俄烏戰(zhàn)爭，而是戰(zhàn)爭本身：它如何摧毀生活、改變生存規(guī)則、重塑價值觀。

還有一點我想特別指出，這是第一部描寫克里米亞被吞并之后情況的小說。后來我偶然得知，這本小說曾被秘密帶入克里米亞，在那里也有讀者，主要是克里米亞韃靼人——因為小說中也寫到了他們。

“俄語如今是敵人的語言”

理想的編輯部：對您影響最大的是哪些作家？

庫爾科夫：說起我年輕時剛開始創(chuàng)作的時候，我最喜歡的作家有：丹尼爾·哈爾姆斯（Daniil Kharms）、安德烈·普拉東諾夫（Andrei Platonov）、康斯坦丁·瓦吉諾夫（Konstantin Vaginov）、果戈理、卡夫卡。后來我喜歡上了加繆、漢姆生，還有其他幾位作家。當然，布爾加科夫也對我產生過影響，他對我們這一代很多作家都有影響。

理想的編輯部：如果中文讀者想了解烏克蘭，您會推薦他們讀哪些烏克蘭作家的書？

庫爾科夫：也許我會推薦尤里·維內丘克（Yuri Vynnychuk）的書——他是利沃夫的一位作家，寫的是歷史題材的偵探小說和關于西烏克蘭與波蘭的長篇小說。他最有名的一本書叫《死亡探戈》（Tango smerti），講述的是二戰(zhàn)及戰(zhàn)后初期的利沃夫生活。

尤里·維內丘克

還有一位非常有趣的作家，他寫作不多，但我很喜歡。他的名字叫塔拉斯·普羅哈西科（Taras Prokhas’ko），他有一部很短但非常優(yōu)美的中篇小說，烏克蘭語名叫NeprOsti，《不簡單的人》。這是一部帶有烏克蘭喀爾巴阡山區(qū)神秘色彩的小說，充滿對奧匈帝國時代的懷舊。

我也喜歡尤里·安德魯霍維奇（Yuri Andrukhovych）的作品，他屬于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的西烏克蘭文學流派。他的小說中也常帶有對奧匈帝國的懷舊，聚焦于西烏克蘭的生活。

有一些書并不試圖描繪整個國家，而是關注某種獨特現(xiàn)象或個體經歷。例如有位年輕作家，曾參戰(zhàn)，后來生病、退伍，目前好像在國外。他叫馬爾基揚·卡梅什（Markian Kamysh）。他寫過一部篇幅不長，但非常有趣、帶有自傳性質的長篇，講述他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后的禁區(qū)中進行非法徒步旅行的經歷。這部小說叫《潛行原子城》（Oformliandia），內容取材于真實事件：他和一些來自白羅斯、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年輕人一起，非法潛入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禁區(qū)，在那片森林中穿行。他們會在不同的地方為彼此留下食物和紙條，就像是冒險挑戰(zhàn)游戲，循著彼此的足跡前進，最終在那里相遇。

理想的編輯部：據我所知，《灰蜜蜂》是您的第二本被翻譯成中文的書，上一本是《企鵝的憂郁》。如果有可能，您會推薦自己其余哪些作品被翻譯成中文？

庫爾科夫：我現(xiàn)在正在寫一系列小說，可以被歸類為歷史偵探小說，講述的是1919年基輔發(fā)生的事情。這是1917年革命之后的內戰(zhàn)時期。在俄羅斯，內戰(zhàn)是紅軍與白軍之間的戰(zhàn)爭。而在烏克蘭，當時同時進行著兩場戰(zhàn)爭，總共涉及七支軍隊：一場是烏克蘭獨立戰(zhàn)爭。烏克蘭于1918年宣布獨立，烏克蘭政治家西蒙·彼得留拉（Symon Petliura）的軍隊與烏克蘭黑特曼斯科羅帕茨基（Pavlo Skoropatskyi）的軍隊作戰(zhàn)。與此同時，還有德國軍隊、波蘭軍隊，最大的軍隊是無政府主義者馬赫諾（Nestor Makhno）的軍隊，當然還有紅軍、白軍。

在我的小說中還有中國人物——中國紅軍士兵，他們確實曾隨紅軍從彼得格勒一同來到基輔。這部小說帶有一些魔幻元素，有幻想成分，但整體上仍是基于史實，描繪了1919年春夏之交，由布爾什維克控制下的基輔的現(xiàn)實生活。

《瓷器戰(zhàn)爭》

這一系列的第一部名為《薩姆松與納杰日達》（Samson i Nadezhda，英譯本作The Silver Bone），這部更偏向歷史小說；第二部《心非肉》（Serdtse ne miaso，英譯本作The Stolen Heart），大約是一半歷史、一半偵探；而第三部小說目前尚未出版，它更偏重偵探元素。但通過前兩部小說，讀者已經能清楚了解當時烏克蘭和基輔的歷史背景。

理想的編輯部：我發(fā)現(xiàn)一些烏克蘭媒體在介紹您時，總會加一個修飾語：“在國外最受歡迎的烏克蘭作家”。而外國媒體在介紹塞爾希·扎丹（Serhii Zhadan）時，往往又會說他時“在烏克蘭最受歡迎的作家”。為什么會有這種錯位，是什么讓烏克蘭讀者更愛扎丹，而國外讀者更喜歡您？

庫爾科夫：我現(xiàn)在在烏克蘭的讀者比以前少得多。大約一年前，我在多倫多與瑪莎·格森（Masha Gessen）*對談后，我在烏克蘭被取消了。

另一方面，我用俄語寫小說，而俄語如今是敵人的語言。所以，烏克蘭的年輕一代基本不再閱讀俄語作家的作品。我的讀者主要是我這一代人，而他們大多不怎么活躍于社交媒體。

當然，扎丹是一個非常優(yōu)秀的詩人和作家，而且他年輕，都說他性感、非常有“律動”。我認為他在烏克蘭受歡迎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為他確實很有才華，他的政治立場也非常鮮明。他是當代英雄，而我……我在烏克蘭是過去時代的英雄。

* 俄羅斯猶太裔美國作家，《紐約客》《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因在訪談中提及布查慘案而被俄羅斯當局通緝。但因為格森沒有放棄俄羅斯國籍，在烏克蘭依然被視為俄羅斯作家。2023年9月，多倫多國際文學界設置了格森與幾位烏克蘭作家對談的節(jié)目，另外兩位烏克蘭作家抵制活動，而庫爾科夫則選擇參加，此后在烏克蘭受到大量批評。

理想的編輯部：但畢竟您在國外還是最受歡迎。

庫爾科夫：我的書是所有烏克蘭作家中被翻譯成外語最多的——已經被翻譯成45種語言。實際上，我可能是第一位在海外銷量超過一百萬冊的東歐作家，例如《企鵝的憂郁》這本書就是。

理想的編輯部：在成為“在國外最受歡迎的烏克蘭作家”后，您有沒有考慮過調整自己寫作的優(yōu)先受眾？比如說，在寫作時會不會考慮減少國情語境，讓外國讀者更能理解？

庫爾科夫：不，我不會這么做。實際上，我并不把讀者分為“外國讀者”和“烏克蘭讀者”，當然，我的那些關于烏克蘭戰(zhàn)時生活的紀實書除外。

我最近剛寫完第三本，將于七月在倫敦出英文版。這類書主要是寫給外國讀者看的，目的是讓他們了解戰(zhàn)爭的根源、俄烏關系的歷史，以及烏克蘭在戰(zhàn)爭中是怎樣生活的。這些書是我應我的英國出版人要求，特地為國際讀者寫的。

但如果說寫小說，那我并不會區(qū)分受眾。寫完關于1919年的系列小說后，我還不知道接下來會寫什么，但我想我不會刻意為外國受眾而創(chuàng)作。

理想的編輯部：我發(fā)現(xiàn)您的許多書在被翻譯成外語后，連書名都徹底變了。比如《一個陌生人之死》（Smert postoronnego）在英語版里成了《死亡與企鵝》（Death and the Penguin），而到了中文版則成了《企鵝的憂郁》。這是否說明，外國受眾對您小說重點的理解和您自己有偏差？還是說這純粹是某種商業(yè)上的考慮？

庫爾科夫：我認為這首先是市場營銷的問題。這關系到各國文學傳統(tǒng)——什么樣的書名更能吸引讀者的注意力。比如說，在法國，讀者普遍喜歡盡可能簡短的書名。所以《一個陌生人之死》的法語版書名叫Le pingouin，《企鵝》，就這么簡單。

《灰蜜蜂》電影劇照

理想的編輯部：去年夏天我在烏克蘭逛了很多很多書店。我驚訝地發(fā)現(xiàn)，您的書似乎很少被售賣。只有在少數書店，您小說的烏克蘭語譯本被擺在不太顯要的位置。這是為什么，因為您的小說是用俄語寫成的嗎？在世界上最受歡迎的烏克蘭作家，在祖國的書店里卻不太能買到他的書，您自己對此有何看法？

庫爾科夫：哎，這我也無能為力。比如烏克蘭有一家叫“存在”（Ye）的連鎖書店，過去五六年里根本不賣我的書。完全不賣。

理想的編輯部：在全面戰(zhàn)爭爆發(fā)前就開始了？

庫爾科夫：是的，早在全面戰(zhàn)爭之前。他們后來開始進貨了，但每家店只進一本書，擺在一個很不起眼的角落里。

所以我已經習慣了。而且，我在國外越是成功，我的某些同行對我的敵意就越強烈。就拿最近來說吧，就在昨天或前天，烏克蘭筆會——我曾經擔任會長的那個組織——發(fā)布了一份名單，列出了100本在國外出版、值得推薦給國外讀者、以幫助他們更好理解烏克蘭的書。其中沒有一本我的書。

但我已經習慣了，我也不打算去為自己在烏克蘭有新的讀者群體而斗爭。知道我的人會繼續(xù)讀，不知道我的人，就讓他們去讀年輕一代的烏克蘭語作家的作品吧。反正文學是永生的。

理想的編輯部：您曾是俄語和俄羅斯文學在烏克蘭的堅決捍衛(wèi)者。然而全面戰(zhàn)爭爆發(fā)后，您至少也開始用烏語寫作Facebook的貼文。所以如今您會修正自己此前的觀點嗎？

庫爾科夫：不，我只是意識到，現(xiàn)在已經沒有意義再去提出俄語問題了。在烏克蘭，使用俄語的人會越來越少，但俄語文學和俄語文化已被邊緣化，且將逐漸消失。

確實還會有一些詩人和小說家繼續(xù)用俄語創(chuàng)作，但媒體不會報道他們，大家對他們視而不見。他們只有非常小的讀者群。他們的書可以在作者見面會上買到，或者網購，但在實體書店您已經找不到俄語書了，因為書店拒絕出售。

所以，現(xiàn)在無論是為俄語辯護，還是試圖改變現(xiàn)狀，或者去向說烏克蘭語的公民解釋，說俄語的烏克蘭人也是烏克蘭人，這么做都沒有任何意義。這個群體會逐漸轉變?yōu)橐粋€少數族群——就像說匈牙利語的少數族群、克里米亞韃靼人那樣的群體。

《亡夫的好友》

理想的編輯部：在全面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一直能看到烏克蘭文化界討論俄羅斯文學的帝國性，并將文學擴展到某種民族性格的意義，簡而言之：“俄羅斯人讀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帝國作家，所以他們成了奴隸，烏克蘭人讀謝甫琴科，所以我們是自由人。”聽起來挺有道理，但其中似乎又有些危險的決定論色彩。您怎么看？

庫爾科夫：這是一個簡化的概念，主要是宣傳用語。俄羅斯文化確實被用作政治工具，不僅為了在國外推進俄羅斯的利益，也為了在國內建構一個大俄羅斯神話，而這個神話至今仍然存在。這個神話的核心人物就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希金。俄羅斯人非常愛“偉大”這個詞，所有俄羅斯的東西都是“偉大的”。但非俄羅斯國民往往只會心懷嘲諷地看待這種認知。

不過事實就是，現(xiàn)在一切俄羅斯相關的東西在烏克蘭基本都成了敵對的象征。在烏克蘭，俄羅斯這個概念被普遍憎惡，包括俄語本身。當然，我說的是那些積極發(fā)聲的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他們仇視俄語、不斷發(fā)聲。但在街頭，俄語依然存在，并沒有人會因為你說俄語就攻擊你。

也就是說，現(xiàn)實中語言仍然存在，但一談到俄羅斯文化，反對者數量立刻大大增加——在烏克蘭，反對俄羅斯文化的人比反對俄語本身的人多得多。

至于說烏克蘭人常自夸，我們比俄羅斯人更自由，那是因為很多人其實沒意識到，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思維方式差異很大。俄羅斯的思維方式是集體主義的，它不強調自由作為首要價值。而從17世紀哥薩克時代起，對烏克蘭人而言自由就比穩(wěn)定更重要。這也是為什么烏克蘭發(fā)起了橙色革命和邁丹革命，因為穩(wěn)定并不是最高價值，自由才是。

所以，即便沒有普希金，烏克蘭人的心態(tài)也依然會選擇自由，而俄羅斯人則會選擇穩(wěn)定。

理想的編輯部：除了《入侵日記》和為《金融時報》寫的專欄，您說您還正在寫新的小說。是用哪種語言呢？直接用烏克蘭語，還是說用俄語寫成后，由自己或他人翻譯成烏克蘭語？

庫爾科夫：已經寫完了。小說是用俄語寫的，而紀實類作品，比如日記和關于戰(zhàn)爭的隨筆，我是用英語寫的。我也寫過一本烏克蘭語紀實作品，還有最近的一本童書也是用烏克蘭語寫的。也就是說，我現(xiàn)在用三種語言寫作，但主要的語言仍然是我的母語，而我的母語是俄語。

理想的編輯部：然后別人把它翻譯成烏克蘭語？

庫爾科夫：已經譯好了，我再負責編輯。我的書不再以俄語出版，而是直接出版烏克蘭語譯本。這部小說會在夏天出版，不會有俄語版。

理想的編輯部：這意味著您的小說不會再有“原版”？

庫爾科夫：近期內不會有原版，除非我自己想出，但我看不到有什么意義，因為書根本沒地方賣。對出版社來說，這就是賠本買賣。而烏克蘭語版起碼還能賣出一千五百本。

理想的編輯部：有一位烏克蘭文學研究者認為，烏克蘭俄語文學雖然曾經繁榮，但失去了成為愛爾蘭英語文學的機會，逐漸被俄羅斯文學同化。許多烏克蘭俄語作家在莫斯科出版，創(chuàng)作迎合俄羅斯市場的作品，未能建立獨立的文學身份認同。相比之下，烏克蘭語文學緊扣本土現(xiàn)實，并發(fā)展出具有普遍意義的表達，因此更受認可。大多數作家都逐漸轉向烏克蘭語創(chuàng)作，或成為雙語作家。作為烏克蘭最重要的俄語作家，您是否同意他的判斷？您覺得戰(zhàn)后的烏克蘭是否還有俄語烏克蘭文學的一席之地？

庫爾科夫：這個觀點確實有意思，也值得關注，但如果沒有具體例子，就難以讓人信服。我立刻想到了兩位講俄語的作家的命運：

揚·瓦列托夫（Yan Valetov）是政治驚悚小說的作者，住在第聶伯羅。他曾在俄羅斯出版作品，在烏克蘭并非全國聞名的作家。2014年后，他不再在俄羅斯出版，逐漸轉型為烏克蘭最知名的俄語博主之一，作為博主擁有龐大的讀者群，至今仍用俄語經營他的Facebook和其他頻道。然而，作為作家，他沒能在烏克蘭找到屬于自己的生態(tài)位。（但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戰(zhàn)爭爆發(fā)后，俄語作家的“生態(tài)位”消失了——他們無法進行作家的公共活動，比如用俄語與讀者進行見面會、接受電視或廣播采訪等等。）

沃洛迪米爾·拉費延科（Volodymyr Rafeyenko）是頓涅茨克最優(yōu)秀的小說家，2014年之前曾獲得兩項俄羅斯文學獎。2014年他淪為戰(zhàn)爭難民，失去了在頓涅茨克的住房和工作，搬到了基輔附近，住在烏克蘭作家安德里·邦達爾（Andrii Bondar）的鄉(xiāng)間別墅里。2022年春天，他的住所被俄軍占領，他差點和妻子一起被殺害。被救出占領區(qū)后，他公開承諾再也不用俄語寫一個字。他現(xiàn)在用烏克蘭語寫作，目前居住在美國，在匹茲堡的一個為難民作家設立的寫作駐地項目。我不覺得他會再回烏克蘭。

烏克蘭俄語文學的問題，首先在于烏克蘭的俄語讀者過去認為，真正的俄語文學是在俄羅斯寫就的，因此他們選擇閱讀俄羅斯文學。烏克蘭的俄語作家從來沒有一個明確而廣泛的本地讀者群。（比如愛沙尼亞的俄語作家也是類似情況。）

“現(xiàn)在我擁有的一切都屬于戰(zhàn)爭”

理想的編輯部：這場戰(zhàn)爭如何影響您個人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

庫爾科夫：我的生活發(fā)生了百分之百的改變。我的一些職業(yè)習慣和價值觀也發(fā)生了變化。比如說，我失去了某些物質東西（房子、公寓、汽車）屬于我的感覺。對我來說，這些東西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重要。現(xiàn)在我感覺、我認為，我擁有的一切都屬于戰(zhàn)爭。戰(zhàn)爭將決定我還能擁有什么，或者會發(fā)生什么。

這兩年半以來，我無法寫小說。我每天寫的，都是關于戰(zhàn)爭，以及戰(zhàn)爭期間的生活。這在心理上是非常沉重的。我曾試圖回到一部未完成的小說，希望至少能借此從戰(zhàn)爭中抽離出來一點，但我做不到。直到去年七月，我終于逼自己重新投入那部小說的寫作（關于1919年基輔的第三部小說），這才找回了一些和諧。我依然每天寫關于戰(zhàn)爭的報紙文章、隨筆、日記，但每天能有幾個小時抽離出來，寫1919年的歷史事件。我在去年十一月完成了這第三部小說，完成之后，心理上輕松了很多。現(xiàn)在我已經在構思以同一些人物為主人公的第四部長篇小說。

總的來說，我的創(chuàng)作并沒有停止。過去三年里，我寫了三部關于戰(zhàn)爭時期生活的紀實書，也和很多人會面，去了很多地方。

《亞特蘭蒂斯》

理想的編輯部：讀了您這些年的一些訪談，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您現(xiàn)在主要生活在國外。您上一次回烏克蘭是什么時候，有什么強烈的印象嗎？

庫爾科夫：我住在基輔。我的家人也一直住在基輔，包括我們三個已經成年的孩子。我經常出國，一方面是為了講述烏克蘭的局勢，另一方面是為了介紹我的書，但烏克蘭一直都是我固定的居住地。目前我人在羅馬尼亞，今天要飛往日內瓦，三天后就回基輔。

戰(zhàn)爭最初的兩年里，我常常出國，為的是向世界講述烏克蘭的情況。現(xiàn)在我決定少出行，一方面是因為路上花費的時間太多——而在旅途中工作是很困難的。自2022年2月以來，烏克蘭就沒有民航。要前往西歐，一趟單程通常需要兩天。

接下來我打算更多在烏克蘭國內走動。我們目前每周有四天住在基輔和日托米爾之間的一座村子里——在那里工作起來更容易，夜里也能睡覺。而在基輔我們每周只住兩三天，因為那里晚上根本無法入睡，俄羅斯幾乎每晚都會用無人機和導彈攻擊基輔和其他大城市。

理想的編輯部：《灰蜜蜂》的改編電影剛剛在烏克蘭上映。在查找關于它的資料時，我發(fā)現(xiàn)了這么一條新聞：《電影〈灰蜜蜂〉在盧甘斯克州開拍》，新聞時間是2022年2月23日。真是命運的捉弄。后來劇組遭受了什么？但愿他們一切都好。

庫爾科夫：這部電影是直接在烏俄邊境地區(qū)拍攝的。當地居民的車輛一直在附近待命，以便在發(fā)生危險時可以緊急疏散劇組。最后果然發(fā)生了這樣的情況——戰(zhàn)爭爆發(fā)前一天，軍方下令他們立刻撤離邊境地區(qū)。

目前這部電影正在各電影節(jié)上放映，但在烏克蘭的正式上映要等到夏天。我自己還沒有看過這部片子，所以暫時還無法給出具體評價。

理想的編輯部：如今所有人都在討論“和談”、“停火”，而事實上，《灰蜜蜂》的故事就發(fā)生在上一次停火之后的兩年。所以這部小說會給政治家們、給國際社會帶來什么這方面的啟示嗎？

庫爾科夫：在任何戰(zhàn)爭中，政治家和國際社會首先看到的總是政治維度。而我在戰(zhàn)爭中看到的是“人的維度”、人的故事。如果政治家們能以“人性范疇”去思考，他們就能理解任何戰(zhàn)爭所帶來的后果——那樣的話，或許有些戰(zhàn)爭本可以避免。

我和大多數烏克蘭人一樣，不信任普京，也不信任俄羅斯。我不怎么認為長期停火是真正可能的。因為只要烏克蘭不成為俄羅斯的一部分，俄羅斯就總是試圖把它變成自己的。

在我看來，今天這場戰(zhàn)爭并不始于2014年，而是始于1709年的波爾塔瓦戰(zhàn)役。那一戰(zhàn)中，俄羅斯沙皇彼得一世打敗了黑特曼馬澤帕（Mazepa）和瑞典國王卡爾十二世的烏克蘭瑞典聯(lián)軍。正是在那場戰(zhàn)役之后，彼得一世簽署了第一道禁令，禁止出版烏克蘭語宗教文本，而當時并沒有宗教以外的烏克蘭語出版物。

理想的編輯部：在2025年，我們觀察到美國的威權化。未來烏克蘭會怎么樣？如果世界大國紛紛走向威權和蒙昧，您覺得烏克蘭會不得不跟隨，還是依舊孤獨地堅持民主和自由價值？

庫爾科夫：目前在美國發(fā)生的事情，比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威權趨勢更讓我感到恐懼。如果所有大國都選擇走專制道路，那將直接導致一場世界大戰(zhàn)——在這場戰(zhàn)爭中，領土較小、人口和物質資源較少的國家將會被毀滅。放棄民主，其實就是同意毀滅他人，同時也走向自我毀滅。

理想的編輯部：有沒有什么想對中文讀者說的話？

庫爾科夫：首先，我會建議中國讀者多讀一些關于東歐歷史的書，特別是關于烏克蘭的書。在我過去十年最喜歡的書中，有兩本我尤其珍視，它們以歐洲歷史和二戰(zhàn)史為語境講述烏克蘭。

一本是英國律師兼作家菲利普·桑茲（Phillipe Sands）的《東西街》（East West Street），另一本是奧地利歷史學家馬丁·波拉克（Martin Pollack）的《美利堅之王》（Kaiser von Amerika）。

我真心相信，一個國家的讀者越多，這個國家就越民主，變成侵略者的可能性也越小。

閱讀就是一種自我教育。教育帶來和平，也帶來對進步的希望。進步永遠與民主和自由相連。一個不自由的人，通常也缺乏改善自身生活和國家命運的動力。

采訪、撰文：龔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