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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地推行貿易保護主義，那么《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的悲劇在一百年后將會再重演。這無疑是美國的災難，也是全世界的災難。

撰文丨關不羽

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簽署兩項關于所謂“對等關稅”的行政令。“關稅戰”正式吹響號角，宣戰的對象是全世界。

這次特普朗政府的“關稅戰”打擊面之廣、稅率之高，堪稱世所罕見。尤其是以自由貿易立國的美國，如此大規模使用“關稅武器”的情況僅有一例。那就是1930年胡佛總統任內實施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該法案在前期醞釀階段就引發了嚴重政治沖突，是造成1929年美股大崩盤的導火索。該法案通過后，進出口腰斬、失業率持續攀升，加劇了經濟衰退，美國陷入了大蕭條泥沼。

有這樣的前車之鑒，特朗普政府為何還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聲勢浩大的“關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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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發動關稅戰的動機，引發了廣泛的猜測。從地緣政治到產業結構乃至美國國內政治，一時之間都帶上了“關稅因素”。其實，這場聲勢浩大的“向全世界宣戰”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復雜，直接訴求就是提高財政的緊急開源。

這從簡單粗暴的稅率設置中可以看出端倪。和《斯姆特-霍利關稅法》針對兩萬余種進口商品設定不同稅率的“精細化”不同，這次特朗普關稅戰的稅率公式簡潔得難以想象，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

各國對美商品貿易盈余除以對美商品出口總額，如果盈余為負則取10%。

就是對進口商品10%的普征稅率無差別打擊，再加對主要進口貿易伙伴20%（歐盟）至46%（越南）的加碼打擊。

如此簡單粗暴的操作，就是為了盡快“落袋為安”，以緩解美國迫在眉睫的財政困境。

眾所周知，美國龐大的歷史債務是吞噬美國政府現金流的黑洞。目前，美國財政部賬戶上的現金處于3000億美元的低位，距離5000億的安全線有明顯的缺口。上一輪政府債務上限的豁免已于今年1月1日到期，舉債無望，只能“開源”。可是，增加美國國內稅收不僅阻力大，增收有限，緩不濟急。民意支持度較高的關稅，就成了應急的稅源。所以要特事特辦、大征快征。

因此，不必把關稅戰想得過于復雜。聲勢浩大的關稅戰，并沒有什么算路精深的“大棋”。

正因為填補財政缺口的危機迫在眉睫，所以要普征。連以色列這樣的鐵桿盟友、重點關照的小弟，也不能通融。盡管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積極表態要消除對美貿易順差，特朗普依然堅持關稅不可取消。不過，他也表示“我們給以色列提供了很多幫助，每年給以色列40億美元援助”。

這話可以理解為強調“知恩圖報”的道義立場，也可以理解為“關稅不可免，援助好商量”的隱形承諾。反正美以的貿易總額不到400億美元，逆差僅79億美元。今天以色列配合增稅，特朗普日后投桃報李，在援助上寬松一二就是。

至于真正承受經濟痛感的主要貿易伙伴，談判的大門敞開，可以討價還價。關稅武器作為談判工具，特朗普駕輕就熟。在上任之初，他就用提高關稅逼迫哥倫比亞接受難民遣返。如果事態照此發展，這場極限施壓的關稅戰將會在美國政府財政危機解除后結束，不至于造成嚴重的后果。這可能是最“好”的結果。

真正的風險在于，特朗普政府將關稅戰長期化，以實現其經濟政策目標，諸如消除貿易逆差之類的競選承諾，那將會對美國經濟造成嚴重的傷害。

02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似乎篤信關稅戰可以消除美國龐大的貿易逆差，這是非常糟糕的跡象。這從“對等關稅”的稅率設置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特朗普政府的“對等關稅”和貿易摩擦中常見的“對等報復”并不相同，不是按照貿易伙伴對美國出口商品的稅率對等設置，而是按照貿易盈收計算出來的“對等”。這導致特朗普設置的關稅稅率普遍高于這些國家與地區對美國進口商品的關稅稅率，反映了“貿易平衡”的執念可見一斑。

如果這種超出常規的稅率設置只是談判籌碼的漫天要價，那還好。如果特朗普對“零逆差”存有執念，這場關稅戰大概率會長期化——為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目標而戰，看不到盡頭。

實際上，部分高逆差的貿易伙伴受限于自身的經濟體量，無論如何都做不到對美貿易的收支平衡。最典型就是稅率高達46%的越南。越南對美貿易逆差相當于本國四分之一的GDP，要實現對美貿易零逆差，越南主動實施零稅率只是杯水車薪，還得用四分之一的GDP進口美國商品。這顯然超出了越南的經濟能力。類似的情況還有墨西哥等國。

更荒謬的是，即便這些“窮伙伴”都開啟對美國“買買買”的模式，美國也無力滿足這些新增的出口需求。這是特朗普貿易保護主義最荒謬之處：針對貿易逆差的高關稅，保護的是美國已經空心化的中低端制造業。所以我才說，這比《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更為荒唐。

《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的出臺背景是，美國因一戰的“戰爭繁榮”疊加戰后的消費刺激政策，產能嚴重過剩。提高關稅對外逼迫貿易伙伴開放市場，對內“保護”國內市場，理論上確有“一戰之力”。

如今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戰卻是在“制造業空心化”的情況下強行“開戰”，“保護”了個寂寞。那些“窮伙伴”對美出口的中低端制造業商品，美國是并無本土產能。由此產生的貿易逆差不給越南，也得給墨西哥。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實現“零逆差”。高關稅的貿易壁壘，到底在保護什么？難道真是為了“制造業回家”？那就大錯特錯了。

即便不考慮“投資-生產”的檔期因素，關稅戰的極限施壓也不會改變全球產業分工的格局。除非美國徹底退出全球化，傳統制造業不可能重回美國。

03

美國制造業產能的“短板”，本質上是全球產業分工的必然結果。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經濟體沒有低端產業的生存空間。

美國今天的產業結構、基礎成本乃至主要勞動人口的就業偏好，都已經超越了制造業繁榮的“世界大工廠”階段。政策干預也不能逆轉時空。這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就得到了充分的證明。

2017年，特朗普政府為了吸引富士康赴美投資，開出了40億美元稅收減免的“重賞”。富士康啟動了威斯康星州100億美元的投資建廠計劃。可是，這場美國的“制造業回家”大型實驗并不成功。征地成本、建設的人工成本、產業配套的物流成本“三高”，嚴重干擾了項目推進。

更為致命的是招工困難。即便富士康給出了近6萬美元年收入外加醫療保險的全套福利，當地人進廠打工的意愿依然很低。各種環境不適配的壓力之下，該項目的規模不斷縮水，最終只創造了不到1500個工作崗位。

特朗普卷土重來，“制造業回歸”還是換湯不換藥的老配方、老味道。用關稅戰大幅增加進口成本，用更多的關稅收入補貼本土制造業投資。無非是關稅戰的極限施壓，理論上強化了政策力度。這也只是理論上而已。如果真的大規模提高制造業回歸美國本土的補貼政策，那么降低債務、減少政府支出的政策目標就不可能實現。

這種高補貼政策補貼的是拉低勞動生產率的落后產業，只會堆積離開補貼就活不下去的劣質產能，可不會成為新的稅源。以付出極大的代價讓美國重溫“世界大工廠”之夢，不僅不會“讓美國再次強大”，還會把美國導向衰弱的起點。

因為，這種用貿易保護主義的手段為制造業回歸強行開路的做法，是丟了西瓜、撿了芝麻。強行抹平貿易逆差，犧牲了美元強勢地位，代價難以承受。

04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痛恨的貿易逆差，恰恰是美元全球中心地位配套的貨幣循環機制。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元流動是靠美國貿易逆差和金融賬戶順差的循環維系的。

通俗地講，就是美國通過“買買買”輸出美元，全球投資美國的金融資產實現美元的回流。貿易逆差的美元流出和金融賬戶的美元流入，構成了完整的貨幣循環，兩者不可能分離。

強行用“制造業回家”抹平貿易逆差，意味著美元將開啟“內循環”模式，境外投資者哪來的美元購買美國的金融資產？這不但會對美國的金融產業造成致命的打擊，還會影響高度依賴全球融資的美國高科技產業。

大幅降低貿易逆差和維護美元的強勢地位，只能二選一。可是，特朗普政府的經濟政策目標名單上，兩者都榜上有名，而且排名都很靠前。特朗普和他的經濟政策班子從未給出“既要……又要……”的解決方案，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宏觀抽象的貨幣循環機制，支持特朗普的選民不關心也不理解。但是，擾亂美元循環的嚴重后果，最終會讓他們付出代價。慢慢地，他們會發現金融市場的震蕩傷害了投資信心，減少了就業崗位。大規模限制進口商品，質次價高的“國貨”充斥市場，他們就會懷念廉價進口商品豐富的好日子。

總之，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地推行貿易保護主義，那么《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的悲劇在一百年后將會再重演。這無疑是美國的災難，也是全世界的災難。

人類歷史上貿易保護主義是揮之不去的幽靈，每一次貿易保護主義的大爆發都以悲劇告終，無一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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