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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此文紀念《晉察冀畫報》前輩顧棣先生！！！

2008年11月11日，我陪老爹去石家莊參加“沙飛影像研究中心首屆學術研討會”。這是老爹2007年初做了心臟搭橋手術后的第一次遠行，我的任務是照看好老爹。

此次會議以《戰爭·苦難·知識分子與視覺藝術》為主題，許多學者和專事研究沙飛的專家到會。老爹的發言談了兩個內容，一是廣東人對中國攝影事業的重大貢獻，二是沙飛精神。

“沙飛精神”，與會者對此感興趣的也許不多，可我知道，這種精神卻激勵鼓舞了老爹一輩子，而且這種執著使許多珍貴的歷史資料得以保存至今，成為研究紅色攝影史不可或缺的實物佐證。老爹一輩子勤奮努力，工作是他生活的第一需要，或者說就是全部內容。

作為顧棣的長子，我對父親的評價是：一個難得的好人。毛澤東說：一個人做件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用這句話詮釋父親顧棣的一生絕不為過。

顧棣先生展示珍藏的自己拍攝的底片，共計8萬多張。 李君放攝

父親把沙飛的話記了一輩子

父親1928年出生在河北阜平一個叫凹里的小山村。1937年加入抗日兒童團，后來成為當地赫赫有名的區兒童團長。那時，個子小的父親經常是站在桌子上，向鄉親們宣講團結起來抗日救國的道理。

父親與沙飛的相遇、相識極富傳奇。1943年夏，父親放學回家，偶遇一名騎著大馬的八路軍干部問路，此人就是當時晉察冀畫報社的沙飛。父親帶他進村，一路聊天，沙飛驚奇這個小小年紀的孩子竟懂這么多的革命道理。一進村的墻上，赫然映入眼簾的是一幅毛澤東大幅畫像，沙飛得知畫像就是眼前這個孩子用木炭畫的時，更是驚嘆不已。當時的人們都沒見過毛澤東，父親憑著在大會上看過的一張主席畫像，就把主席畫得惟妙惟肖，這給沙飛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父親就成為了八路軍戰士、沙飛的部下和學生，從此走上了紅色攝影的道路。

到了晉察冀畫報社后，父親參加了沙飛、石少華舉辦的晉察冀軍區第一期攝影訓練隊。四個月后，訓練隊畢業同學都回到各自部隊成為了戰地攝影記者。父親當時年少氣盛，一心想上前線打敵人，但沒被沙飛批準。

在艱苦的戰爭年代，沙飛十分清醒地意識到底片的價值。而父親勤奮努力、服從命令、忠于職守、踏實沉穩、細致認真、責任心強、耐得住寂寞、堅韌執著的品格贏得了沙飛和石少華等領導的信任，將保存、管理資料檔案這項非常重要的任務交給了父親（這其中當然也有對父親的愛護，上戰場隨時都有可能犧牲）。沙飛對父親反復叮囑，“人在底片在，人與底片共存亡。”現在看來沙飛選擇父親擔任這項任務不僅是遠見卓識，也是歷史的宿命。我相信，任何一個人都不會像父親這樣，把沙飛的這句話記了一輩子，做了一輩子。父親將底片視為生命，做了詳細的編號和記錄，背著這些底片跟隨部隊南北征戰，從抗戰時期的晉察冀畫報社到解放戰爭時期的華北畫報社，一直到解放后成立的解放軍畫報社（這時的畫報社已經歸屬軍委總政治部），為我軍這批珍貴歷史資料的保存做出了貢獻，圓滿地完成了沙飛交給的任務。

解放軍畫報社成立后，父親顧棣被任命為解放軍畫報社第一任資料組長。石少華調離時對父親千叮萬囑：“畫報社保存的底片，是無數先烈血汗的結晶，是華北軍民革命斗爭史的真實記錄，無比珍貴，一定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珠一樣愛護它。畫報社可以撤銷編制，人員可以經常調換，但底片是永遠存在的，它不是哪個人的私有財產，是國家的寶貴財富。戰爭年代付出了血的代價才把它保存下來，在和平時期如果把底片損失了，將成為千古罪人。沙飛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這批底片，他和我對你保護好底片都抱有很大希望。沙飛多次對我說，把底片交給顧棣，我很放心。現在沙飛同志不在了，但他說過的話不能忘記……”。

1958年，父親離開解放軍畫報社轉業到山西，這批底片無一丟失。后來得知底片一直保存在解放軍畫報社，現在都用計算機進行了歸類管理，并且延續了父親當時的登記編碼存檔方式，這是后話。

顧棣先生在晉察冀畫報社陳列館 李君放攝

父親是山西洗印彩色照片的第一人

1958年，由于黨內斗爭等原因，一批部隊干部轉業到地方，父親也未能幸免。從進入晉察冀畫報社，他就一直從事資料管理工作。雖然在戰爭年代父親也拍過些照片，但當時物資匱乏，相機和膠片都非常寶貴，他拍的也就很少。父親從解放軍畫報社轉業到山西省文化局后專事攝影工作。因為他有畫報社工作的經歷，知道那時已經有了彩色照片，就在1959年專門去北京向姑姑顧瑞蘭（時任中國圖片社培訓部主任）學習彩色照片的洗印技術。之后不久又借山西省戲劇匯演之機，在山西大劇院隔壁的柳巷照相館展出了15張6寸的彩色照片。

當時，幾乎所有人都不知道照片還有天然彩色的，感到十分新奇，所以展覽引起了很大轟動。事后，柳巷照相館極力想留下這套照片，但省文化局領導沒有同意。1960年，在北京的一次全國戲劇影展中，山西送展的100多幅作品，有60多幅彩色照片是父親一個人苦干3個月的成果。展覽在北京的展出同樣引起了巨大反響，著實給山西爭了回臉面，父親也成為山西洗印彩色照片的第一人。

父親不懂為官之道，從未將自己的貢獻作為升遷的階梯，也從不張揚。在我的印象中他沒當過什么官，離休時就是一個享受副廳級待遇的編審。

記得父親在一個多月的全省戲劇匯演中，負責給各個劇團拍攝劇照。拍攝后，他連夜趕制放大照片，頭一天拍攝的第二天就在劇場展出。如此高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文化局領導的好評，也博得了許多演員、名角的好感。后來，國家困難時期，父親經常跟隨劇團下鄉，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好的照顧，基本沒挨過餓，人也沒有浮腫。對此，他至今都津津樂道、念念不忘。經歷過戰爭環境的父親，對生活沒有過高要求，能吃上飯就極為滿足了。他從不怨天尤人，對別人的一點支持和關愛始終銘記在心。

顧棣先生在晉察冀軍區政治部駐地平山縣陳家院村，右一為本文作者顧小棣

父親是最早報道大寨的攝影記者之一

我家剛從北京搬到太原時，我12歲。母親對我說，我發現山西人家里特干凈，山西男人很會干家務，還會踩縫紉機，我也想買一臺。于是，母親花150元買了一個標準牌的縫紉機。那時，家中的“大事”，母親寧愿和我說，也不和父親商量。因為她知道說了也白說，父親只有一個字“行”！縫紉機買回來好幾天了，母親每天“噪音”不斷，父親卻視若不見，從來沒問過一句。一周后的一天,父親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問道：“咦？你還會做衣服？縫紉機是哪里來的？”母親又好氣又好笑地說：“偷的！”

父親對人謙和有加，對子女也是商量的口氣說話。記憶中，父親從沒有斥責過我，沒有用命令的口氣要求我做過什么，也從來沒有見他發過火，任何事都親力親為。對子女這樣，更不要說對同事和熟人，他言傳身教，感染和影響著身邊的人。

大寨剛剛出名時，父親被派去進行宣傳報道，他是最早用照片報道大寨的攝影記者之一。為了做好報道，他長期深入大寨，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一呆就是一年多。在那里，他拍攝了大量的十分深入的照片，在全國影響深遠。當時大寨的男女老少沒人不認識他。他還是一個非大寨籍、非農民而被大寨評為“五好社員”的人。毛澤東提出“農業學大寨”的口號后，陳永貴名聲大噪，一段時間父親成了他的“御用記者”。一次，在陪同陳永貴對五省市（北京、天津、山東、河南、河北）長達一個多月的參觀過程中，因記者太多，父親上錯了車沒跟上，陳永貴很不高興。事后他當著眾人對父親大聲訓斥，令在場的新華社和一些大報記者們紛紛為父親打抱不平，并反映到有關省領導那里。為此事，陳永貴還受到了當時山西省委書記王謙的批評。可父親一聲沒吭，認為是自己工作的失誤。幾年后的一天，我和父親在山西劇院看演出出來，巧遇被人們簇擁著的陳永貴。當時陳永貴已是國務院副總理，看見父親后，撥開眾人走到父親面前握手，引來了眾人的目光。看來，他沒有忘記父親。

1970年中辦學習班結束后，父親下放到臨縣插隊，后來被借調到呂梁地區文化局工作。父親覺得有了用武之地，在臨縣辦了一個攝影培訓班，當時沒有教材，他就自己編寫。為了通俗易懂，他自編了一套《攝影四字經》，不僅朗朗上口，還易懂易記。對聽不懂的學員他不厭其煩地反復講解，并手把手教。這一時期，他為呂梁培養了一大批攝影人，呂梁地區當時各縣市的攝影干部基本都是父親培訓班的學生。至今呂梁地區的攝影愛好者之眾，其攝影作品在全國獲獎的也不在少數，應該也有一份父親的功勞。

晉察冀畫報社陳列館收藏的顧棣先生專著 李君放攝

父親的日記和“全國記錄”

父親是黨忠誠的戰士。戰爭年代為了保存好黨的寶貴資料和底片，他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那時誰送來底片，誰交來資料，他的日記中都有記載，在整理和編撰紅色攝影史時，難得的一手材料變得信手拈來。60多年來，父親堅持寫日記（文革時丟了一部分，現在還有300多本，放在一起差不多有5米多厚）。他事無巨細地記錄了許多看似瑣碎的東西，時過境遷，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再看，其中的價值已無法衡量，這讓他的助手司蘇實在幫他整理資料時“常常感動不已”。

父親還有一項“全國紀錄”。2005年前，他從沒有花過公家一分錢的醫藥費，我相信這在老干部中是絕無僅有的。一來是父親搞攝影，常年背著沉重的照相設備跑基層、下農村，身體很少有病；二來是他從不愿意給別人添麻煩，若有不適就大量喝白開水，從來不打針、不吃藥。患了嚴重的心肌梗塞后他也不說，我們都不知道。兩年前，我無意中發現一向健步如飛的父親，行走不到200米就要休息一會兒，趕緊將父親拉到醫院檢查，竟查出患有嚴重的冠心病，且到了不治的地步，把我嚇出了一身冷汗。其實父親的病早不是一天兩天了，他是能忍則忍、一拖再拖。后來經過進一步檢查，父親的病已不能上支架，要做風險更大的搭橋手術。父親已近80，能不能承受這么復雜的手術，醫生也沒把握。還好手術成功，父親扛了過來。母親說：“好人有好報！”我想，“好人”就是和父親共同生活了近60年的母親對父親的評價吧！

2022年8月20日，顧棣先生在晉察冀畫報社陳列館文化廣場參觀“晉察冀邊區影像展”，給大家講解歷史照片的背后故事。 李君放攝

父親筆耕不輟的晚年生活

父親早年參加革命，從兒童團長到華北聯大，如果不是邂逅沙飛，他可能走的是另一條路。自從調到晉察冀畫報社后，“沙飛精神”和晉察冀畫報社精神就影響了他的一生。多少人為之奮斗，多少人為之流血犧牲，始終是父親不能忘懷的，所以他一直都有“沙飛情結”。

1990年，父親離休后，馬不停蹄地開始了中國紅色攝影史的資料搜集和編撰工作。他先后與人合作出版了幾本史料性書籍，但他一直認為這還不夠全面和具體。父親的夙愿，是完成一部完整記錄中國紅色攝影史的大型工具書。

收集資料是一項艱苦細致的工作，父親大量查閱，并結合自己當時的記載反復核對，以保證數據的真實可靠。想到保存在解放軍畫報社的資料底片是很好的佐證，必須要去那里查閱和使用。父親的助手司蘇實在查閱中發現，那些塵封了多年的底片，許多都還是父親當年親手裝袋并編寫的說明。

顧棣手中相機為白求恩送給沙飛的同款萊丁娜相機 李君放攝

父親手術后已不能承擔大量的工作，家里人也反對他過度勞累。他不會使用電腦，全靠手寫，幾十萬字都是父親手術前手寫出來再找人打印的。現在，司蘇實及夫人郭思，還有沙飛的女兒王雁參與了這項工作，承擔了大量繁瑣的文字資料整理，才使父親有了可能完成他的心愿。

這里還有一段插曲。術后的父親一度十分憔悴，吃不下飯，人瘦了很多。一次，妹妹在照顧他洗漱時，他竟摔了牙刷還大發脾氣。父親從沒發過這么大的火，妹妹嚇得直哭給我打電話。我急忙趕去，原來父親在術后恢復階段體質很弱，認為手術做壞了，擔心有生之年不能完成這部史書。他豈知道，不做手術，恐怕早到沙飛那里報到了。老天有眼，半年后父親恢復得很好，又投入了他的編撰工作。

這次研討會后，父親要回晉察冀畫報社原址去造訪，我和司蘇實、王雁、郭思一行陪他前往。這下他來了精神，爬坡下溝興奮不已，還不停地拍照。在畫報社舊址撫摸著沙飛用過的桌子感慨萬千；在烈士陵園緬懷曾經共事的領導和戰友，講述當年經歷；在城南莊紀念館對展出照片如數家珍般地講述照片背后的故事……60多年過去了，看到當年畫報社駐地洞子溝的老百姓還很貧困，父親忍不住地給這個房東幾百，那個房東幾百。一個老鄉說小時候見過沙飛，他也給了幾百（后來細算了一下，沙飛住他家時，他最多剛剛出生），我知道他對這塊土地和人們的深厚感情是別人無法體會的。

流走的是歲月，留下的是經典。我仰慕父親，他可以為著一種精神、一種信念窮其一生去追求、去奮斗。父親的平凡、父親的純粹，以及孕育出的人性光輝，就如母親評價的“好人”，將是我一生最為珍惜的財富。

顧棣先生在井陘縣洪河漕村 李君放攝

顧棣先生在平山縣曹家莊村 李君放攝

顧棣先生在平山縣碾盤溝村 李君放攝

顧棣先生在石家莊雙鳳山沙飛紀念館 李君放攝

顧棣先生和沙飛照片中人物劉法興（右二）合影

顧棣先生在平山縣晉察冀畫報社陳列館 李君放攝

來源：碾盤溝

實習編輯：李嫣然 雷軼童

編輯：張立強

審校：周津皓

審核：汪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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