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和發展，未成年人在網絡平臺上高額打賞消費的事件頻發，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這些事件不僅暴露出家庭監管的缺失，更凸顯出網絡平臺在賬號管理審核機制和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方面的不足。雖然大部分網絡平臺已采取技術性措施限制未成年人消費，但在實際操作中，有些措施往往流于形式，未能有效阻止未成年人的非理性消費行為。近日，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審結一起未成年人在直播平臺高額打賞消費引發的網絡服務合同糾紛。

01案情回顧

17歲的小劉是某娛樂類網絡直播平臺的實名注冊用戶，其賬戶綁定支付的銀行卡實際屬于其父親。一年時間里，小劉通過該賬戶累計充值超45萬元，用于在平臺上打賞主播。最初，平臺在發現小劉的異常消費后曾對其賬戶采取消費限制措施，停止了該賬戶的充值和打賞權限。但隨后，小劉冒充監護人與平臺客服電話溝通，平臺僅憑電話確認便解除全部限制措施，導致后續大額充值消費的發生。

小劉的監護人發現異常消費記錄后，堅決否認這一交易行為的法律效力，并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平臺返還充值款項。平臺則辯稱，小劉的消費行為屬于自主交易，且平臺已履行了合理的審核和監管義務，不應承擔退款責任。

02審理裁判

一審法院審理后認為，小劉作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其大額充值、打賞行為未經監護人事前同意，事后監護人明確拒絕追認，因此該交易行為無效。同時認定該平臺審核流于形式，未能有效履行監管職責而應承擔責任；小劉沉迷打賞，甚至冒充監護人與平臺客服溝通解除消費限制，存在一定過錯；小劉的父母作為監護人對其財產管理不當，未有效監督孩子的消費行為，也有一定責任，綜合各方過錯程度，一審法院判決平臺退還小劉24萬元。

面對一審判決，小劉與平臺均表示不服并向北京四中院提起了上訴。

北京四中院綜合考量了交易流水、賬號實名信息及使用情況等證據后，確認一審法院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北京四中院認為平臺審核措施存在嚴重疏漏，未能盡到合理審查義務。平臺雖采取過消費限制措施，但解除限制的審核方式過于簡單，僅依賴電話確認，并未采用更嚴格的身份核實手段，導致未成年人得以規避限制，繼續高額消費。同時，小劉本人及監護人均負有相應責任。小劉長期沉迷打賞，并通過欺騙手段規避平臺限制，監護人對其行為缺乏有效監管，因此退款責任應由各方合理分擔。最終，二審法院駁回小劉和平臺分別所提的上訴請求，維持一審判決。

03法官說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七十四條第二款明確規定，網絡游戲、網絡直播、網絡音視頻、網絡社交等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當針對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務設置相應的時間管理、權限管理、消費管理等功能。同時，《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當采取技術措施，合理限制不同年齡階段的未成年人在使用網絡游戲、網絡直播、網絡社交等服務中的單次及單日累計消費金額，并禁止提供與其民事行為能力不符的付費服務。前述規定旨在防止未成年人因缺乏足夠的消費判斷力而進行過度或不當消費，以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本案中，平臺雖對小劉的異常消費行為進行了有效識別，并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但在解除限制時僅依賴于電話溝通確認，未采用動態驗證或人臉識別等更嚴格、準確的技術核驗手段，導致未成年人可以輕易規避平臺限制措施，且平臺后續對相關賬號缺乏持續追蹤監管，放任未成年人賬號長期、持續地大額消費行為發生，這一做法暴露出網絡平臺在未成年人賬號消費管理方面的重大疏漏。

與此同時，《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條進一步明確了民事法律行為無效后的責任分配原則：行為人應返還財產，無法返還的需折價補償；各方過錯需按比例承擔損失。具體到本案所涉及的未成年人大額充值消費場景，平臺未盡到合理的審核管理職責，存在一定過錯。同時，未成年人本人長期沉溺于網絡打賞消費，冒充監護人欺騙平臺客服解除賬號限制，亦存在一定過錯。其監護人因疏于對被監護人的日常教育，疏于對家庭財產的管理，也應承擔相應民事責任。因此，本案以各方的“過錯比例”為基礎分擔各方應承擔的民事責任，這樣既強調平臺應盡到相應的管理義務，也要求監護人重視其自身應負的教育職責。

“亡羊補牢”不如“未雨綢繆”。引導未成年人理性利用網絡，需要全社會的共同重視和行動。網絡平臺應當切實履行社會責任，健全審核機制，嚴格落實身份驗證、消費提醒和異常交易攔截等措施，確保未成年人大額消費行為得到有效管理。家長也應加強對子女的網絡使用和支付行為的管理，培養其理性消費觀念，避免因監管疏忽導致未成年人非理性、高額消費。同時，學校和社會應積極開展相關法律知識宣傳，加強未成年人網絡素養教育，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和法律意識。唯有通過“平臺嚴審核、家長勤監督、社會廣教育”的三維聯動，方能構筑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立體防線，真正實現“防患于未然”的目標。

（來源：京法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