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展覽大廳里，擺放著一件國家一級文物---絞刑架，而這個絞刑架正是殺害李大釗同志的“刑具”，1951年，殺害李大釗的兇手癱瘓被捕，吐露當年細節：“李大釗被實施絞刑40分鐘！”這座絞刑架是如何被發現的？李大釗就義細節是怎樣？兇手又是何人？

1927年4月6日，李大釗等60余人在蘇聯大使館被奉系軍閥逮捕，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和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作為“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建黨主要人物之一，李大釗被捕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各界的營救行動。

被捕的當天下午，李大釗就被訊問，在獄中，李大釗并不是倔強的硬碰硬，而是采取迂回的斗爭方式，他幾乎回答了審訊中提出的所有問題，卻從未透露黨的任何有效信息，反而還宣傳了黨的主義。

李大釗在獄中義正言辭，沒有說涉及黨地下活動的任何機密，也沒有說一句有損黨的榮譽，有損革命利益的話，那些負責審判的人只能承認：“李無確供”，1927年4月28日，由安國軍總司令部等組成的特別法庭進行“軍法會審”李大釗案件，決定對李大釗等判決絞刑，立即執行。

隨后李大釗等20人被秘密押到北京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刑場實施絞刑，面對絞刑架，李大釗正氣凜然，第一個從容就義，時年尚未滿38歲。

然而殺害李大釗的兇手卻自此銷聲匿跡，一直到1948年12月14日，殺害李大釗的那座絞刑架被發現，兇手才慢慢浮出水面……

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七分局局長朱文剛帶領8名警察和中央警衛團一個班的戰士，前去接管國民黨警察局七分局管轄的功德林監獄。

清點物品時，朱文剛在一個大房子里看見一座鐵架子，于是走近端詳，朱文剛曾當過山東淄博縣縣長和淄博縣公安局局長，他知道這是絞刑架，絞刑架底座是木質的，杠架由黑森森的鐵軌做成，同時可以絞殺兩個人，朱文剛用手晃晃絞刑架，紋絲不動，他問身邊的一名舊警察：“你們這個監獄用這個大家伙處決過死刑犯？”

“沒有……我在這當差的時候沒用過……聽說絞死過共產黨首領李大釗，那以后好像沒有用過……”

朱文剛聽后一驚，他馬上騎上自行車匆匆趕往市公安局匯報，最后這座絞刑架被運送到故宮午門的北平歷史博物館，之后1951年，一封蓋著“絕密”紅戳的信封擺在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副局長兼偵查處處長馮基平的案頭，他拆開來，只見里面寫著原李大釗同志被害之主謀人，當時張作霖之偵通處處長吳郁文，化名博哉，現居住在北京后鼓樓灣，希望迅速調查。

馮基平馬上把任務布置給偵查處副處長狄飛，狄飛從馮基平那里領取了任務，拿著密函回到處里，叫來偵查員溫振海。

溫振海第二天就開始了明察暗訪，幾天后，他們證實了吳郁文就是殺害李大釗的兇手，并且揭露了他參與鎮壓“一二九”學生運動等大量罪惡行為。

案情匯報到了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那里，彭真決定：“證據確鑿，又罪大惡極，應該立即抓捕吳郁文。”

隨著吳郁文的抓捕，殺害李大釗幾名兇手，雷恒成，陳亞興相繼被捕。

然而因為吳郁文被捕前就癱瘓，本著人道主義的精神，并沒有馬上審判他的罪行，而是先為他治病，但是因為他長期在病床上，并且年歲太大，1953年5月7日病死在看守所里，然而他在生前，卻吐露出當年細節：“李大釗被捕后被絞刑40分鐘！”

原來20多年前，李大釗是第一個走上絞刑架從容就義的，殘忍的是他被絞刑長達40分鐘，當時的絞刑架是剛買來的，行刑人也不熟練， 每當他被吊在半空中即將斷氣時，劊子手就會把他拖起來解開繩索，然后再次重復上一個動作，把他吊到半空中，這樣的動作持續了三次，直至李大釗被折磨而死，這個過程長達40分鐘，殘忍至極。

李大釗犧牲后幾天，中外記者紛紛到李大釗家中采訪李夫人，他們一邊采訪一邊流淚，像李大釗這樣中外著名的教授，家中竟然如此貧苦，第二天，各大報紙上就出現了這樣的報道：“李大釗平昔不事儲蓄，身后極為蕭條……”

1953年，4月26日，其他兩位殺害李大釗的兇手，隨著一聲正義的槍聲，結束了他們罪惡、漢奸的一生，這也是對李大釗革命先烈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