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衛列
近日，非洲開發銀行行長阿金武米·阿德西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在碳排放額度的定價方面，外國公司過分低估了非洲的自然資本，在歐洲獲取許可的成本可能高達每噸二氧化碳200歐元，在非洲卻只能賣3美元。他將這一現象稱為“碳掠奪”。
歷史上，西方殖民列強沿著“土地掠奪”的路徑，通過在亞非拉地區掠奪土地和資源實現了工業革命和資本積累，造就了今天的繁榮。對非洲來說，被殖民帶來的國家經濟結構單一化與社會結構不穩，導致其貧富懸殊現象嚴重，長期受制于西方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難以擺脫不公正的發展格局。
近年來，全球化時代帶來的環境污染跨境轉移，對非洲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破壞。世界氣象組織發布的《2023年非洲氣候狀況報告》顯示，非洲國家因應對極端氣候平均每年損失2%—5%的GDP，許多非洲國家不得不將多達9%的預算用于應對極端氣候事件。同時，由于在碳交易定價權、環保技術等方面的劣勢，非洲環保的收益并不穩定。簡言之，相比發達經濟體，非洲在氣候適應方面承擔著“不成比例的”高成本與低投資回報率。
歷史在發展、文明在進步，但以財富為核心目標的“掠奪”卻一直在進行，無非是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改頭換面”，從最早的“人口掠奪”“土地掠奪”到“貿易掠奪”“科技掠奪”“數字掠奪”，再到如今的“碳掠奪”，形式上愈發隱蔽，但對經濟的控制乃至發展路線的框定力度反而更強了。
雖然全球南方國家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的參與度和影響力不斷提高，但國際碳市場的機制設計與運行仍很大程度上受發達國家和集團影響，吃虧的往往還是全球南方國家。例如，2007年厄瓜多爾申請了36億美元，用以補償放棄在亞蘇尼國家公園鉆探而造成的損失。但該補償很快于2013年被廢止，因為它帶來的實際收入還不到申請金額的4%。3年后，厄瓜多爾開始了在該地的鉆探。全球第二大雨林、被稱為“非洲之肺”的剛果盆地雨林，全球發展中心估計其所能提供的碳封存服務價值至少為每年550億美元，這相當于該地區GDP（2021年）的36%。但在發達國家主導的碳核算方法下，其生態價值僅被認可了10%—15%。事實上，非洲一項減少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的排放（REDD+）項目的收益統計表明，超過八成的碳匯收益流向了國際中介機構，本地社區僅能獲得象征性補償。
理論上，擁有大量熱帶雨林、濕地等自然碳匯資源的非洲，可以通過碳交易獲得大量的環保收益。但在現行規則下，非洲國家在全球碳交易體系中的獲利極為有限，反倒是西方可以用低廉的價格或其他方式獲取非洲的碳信用。而“碳抵消”政策也在相當大程度上限制了非洲的發展。發達經濟體通過制定對自己有利的技術標準壟斷碳核算話語權，在定價模型中排除當地居民生存及發展所需要的生態價值因子，并借助金融工具的隱蔽性控制碳市場。其結果就是，碳抵消機制成了西方國家允許自身持續高排放，卻限制非洲工業化進程的一大抓手。自工業革命以來，北美和歐洲貢獻了62%的二氧化碳排放，而非洲僅為3%。
客觀來說，全球碳市場確有貢獻，但現有規則下的“碳掠奪”只會放大全球發展的“馬太效應”，形成發達經濟體以“綠色發展”之名，針對發展中經濟體自然資源的結構性掌控與剝削。這也印證了有識之士“碳市場不公平將導致非洲的自然資源可能被進一步控制，非洲人民卻得不到實質性收益”的深度憂慮。
碳排放權就是發展權，現代的“碳掠奪”是舊殖民思維在新形勢下的延續。推動全球碳排放治理體系的重構既是必要也是可行的。在規則和概念上，包括碳核算在內的生態價值評估體系必須優化，包括生態服務、文化傳承、社區福祉等因素，構建一套多維價值評估體系。在國際交易機制中，全球61個雨林國家多數是全球南方國家，其中世界上最大的3個熱帶雨林國家巴西、剛果（金）和印度尼西亞境內的熱帶雨林合計占全球熱帶雨林面積的52%。如果能將2022年年底啟動的三國保護熱帶雨林合作伙伴關系，升級形成雨林國家協調氣候行動、反對西方碳壟斷資本剝削的“雨林歐佩克”，對于維護雨林生態安全、參與碳市場規則制定、提高碳信用的定價標準、捍衛發展中經濟體的發展權，將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同時也應構建基于區塊鏈的碳信用溯源系統，確保交易透明度和本土參與。在補償機制上，有機構提出國際碳交易應包含生物多樣性債券和社區發展基金，開創“碳匯+”補償新模式，這也將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發展中經濟體的環保壓力。
氣候變化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不能置身事外，更不能將氣候合作“工具化”“武器化”。如今，發展中經濟體的生態主權意識正在覺醒，或將催生新的全球氣候正義秩序，相信將給國際氣候治理合作帶來更多積極影響。（作者是湖州師范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院教授、布達佩斯長期可持續發展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