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清代學術在中國思想史上承前啟后，既是對宋明空談心性之學的反思，又開啟了以實證為核心的治學新風。本文以“清代學問的門徑書”為線索，剖析其學術特質與精神內核，并將清學劃分為樸學、今文學、理學、浙東學派四支，梳理其從胚胎期到結束期的五階段發展脈絡。為引導讀者入門，作者推薦了三部雖存瑕疵卻便于初學的門徑書：江藩《漢學師承記》勾勒樸學脈絡，方東樹《漢學商兌》呈現漢宋之爭，陳澧《東塾讀書記》調和學派門戶。進階者則可循顧炎武《日知錄》、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等著作，體察清學“考據”與“致用”的雙重追求。本文既為清代學術繪出清晰圖譜，亦為今日研究傳統學問提供了方法論啟示。

一 清代學問的原動力

清朝一代的學問，有許多的派別，我想合起來替它造個稱呼，卻是辦不到。稱它做漢學吧，是不通的；稱它做樸學吧，是不賅括的。必不得已，還是統而言之，用個不邏輯的“清代學問”稱它。這不過是作個標識。這一派的先鋒，像王應麟諸君，并不是清代人。就是顧寧人、王而農、李二曲等等，說他是清朝人，未免冤他太甚。這個名稱正是俗話說的，“呼牛而牛，呼馬而馬”。若是“顧名思義”起來便大錯了。

我以為清朝一代的學問，只是宋明學問的反動，很像西洋Renaissance 時代的學問，正對著中世的學問而發。雖說是個新生命，其實復古的精神很大。所以我平日稱它做“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但是這個名詞不能通行，我現在只好仍用“清代學問”四字了。

清代學問是中國思想最后的出產品。在漢朝以后，出產的各種學問中，算是最切實最有條理的。想明白它的精神的所在，不可不先觀察它和前于它的學問的根本差別。這差別不必就它的本身追求，只看影響它的原動力，就可知道個大概：因為一種學派的命運，大體上總是影響它的原動力所決定：甲學問和乙學問的不同，都由于它們的原動力不同。

晚周的學問有兩種原動力：第一是歷史，第二是粗淺的自然科學。這兩種原動力是使晚周學問所以為晚周學問的，是使晚周學問所以不和宋明學問相似的。宋朝學問的原動力是佛、道兩宗。談起心性來，總是逃禪；談起道體來，必要篡道。我平日常想：假使唐朝一代的學者，能在科學上研究得有些粗淺條理，宋朝的學問必定受它的影響，另是一番面目。無如唐朝的學問太不成東西了，宋人無從取材，只好逃禪篡道去。所以整天講心，卻不能創出個有系統的心理學；整天說德，卻不能創個有系統的倫理學。程伯子的天資，朱晦翁的學問，實在是古今少有的。但是所成就的，也不過“如風如影”的觀念，東一堆西一堆的零雜話。這都由于先于它的學者，不能在科學上有點成就，供給與它，因而它走了錯道了。

至于影響清代學問的原動力，不消說得是經籍的古訓了。何以經籍的古訓能引起清代的學問呢？這是宋明學問的反動了，我們可把戴東原的話作證：“以理為學，以道為統，以心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宋朝的學問，在周濂溪、程伯子手里，已經有許多不著邊涯的說話，以后愈鬧愈甚，直到明末，心學普遍天下，直弄得天下皆是自負的圣賢。所以清朝的學問恰是針鋒相對的發出。有明末的空洞心學，便有清儒的注重故訓；有明朝士流的虛偽淺妄氣，便有清儒的實事求是；有明末的束書不讀，便有清的繁瑣學問；有明末的不講治事，便有清儒的專求實用（顧、顏、黃、李都如此）。宋明的學問是主觀的，清代的學問是客觀的；宋明的學問是演繹的，清代的學問是歸納的；宋明的學問是悟的，清代的學問是證的；宋明的學問是理想的，清代的學問是經驗的；宋明的學問是獨斷的，清代的學問是懷疑的。就這方法上而論，彼此竟是截然不同，所以彼此的主義，竟是完全的相左。

仔細看來，清代的學問，很有點科學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學的方法，不過西洋人曾經用在窺探自然界上，我們的先輩曾經用在整理古事物上。彼此所研究的不同，雖然方法近似，也就不能得近似的效果了。平情而論，西洋文化進化的步次，雖然和中國的不盡相同，大致說來，還有近似的地方。西洋的中世紀，作學問的人，何嘗不是“以理為學，以道為統，以心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呢。科學家對著這個造反，恰似我們中國的樸學家對著宋學開釁。又如戴東原的理解，只是實地考索，不憑慮思，照著人的性情，導引到好方向去；“去蔽”而“止善”；“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義”，而“不主靜以為體，窮理以失用”。這層道理，恰似西洋近代的學者，反對當年極有勢力的智慧主義。這不是我好為影響附會的話，實在由于同出進化的道路，不容不有相近的蹤跡了。

但是有一件可惜的事，就是西洋Renaissance時代的學者，求的是真理；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的學者，求的是孔二先生、孟老爹爹的真話。他未嘗不是要求真理，只是他誤以孔二先生、孟老爹爹當作真理了，所以他要求諸六經，而不要求諸萬事萬物。宋儒明明白白是做自己的學問，偏說直接孔孟的心傳；清儒明明白白是做自己的學問，偏說獨合六經之正義。若是把這偶像打破，彼此明目張膽的爭真是真非，可以省去許多無謂的辯論，而且爭論的結果總要有益的多。然而竟自不能，真可惜了！

至于我所謂清代學問的范圍，只以四派為限。第一是樸學派。這派是清代學問里最大的一派。通常都稱它做漢學派，著實不通的很。宋學對于漢學，只有進化；清學對于宋學，只有進化；清朝的漢學家和漢朝的學者決不是一流人，研究學問的方法，也截然不同。第二是今文學派。就是從孔廣森、莊存與到康有為的一派。第三是理學派。這派里只包括顏習齋、李剛主等兩三人。第四是浙東學派。這派里有黃梨洲、萬氏兄弟、全謝山、章實齋等。其他如王船山、陳蘭甫諸君雖然不能算浙東學派，可是就學問的性質上分來，有非常相同之點很當以類相從，歸成一派。此外的派別就不算數了。

至于就時期而論，又可分做五期，第一期稱它做胚胎期，從王應麟到焦竑，一般樸學的先進，都歸在里頭（這在清朝以前）。第二期稱它做發展期，從顧亭林到江慎修的時代。第三期稱它做極盛期，就是錢曉徵、戴東原、段懋堂、王懷祖的時代；第四期稱它做再變期，就是從孔眾仲到俞曲園的時代（曲園雖是樸學家，主義上卻很受今文學派的影響）。第五期稱它做結束期，這一期的代表，只有康有為和章太炎先生兩人（康有為原是個不足齒的騙子，近來的議論行事，又如此狂謬，讀者諸君或以我舉他為疑，不知我只就他在戊戌以前所做的學問論他，但問他在清末學問上的位置，戊戌以后不問他了。至于章先生，也是過去的人物。好在我這篇文章里所論的盡是過去，讀者諸君當不至于誤會）。這都是中國的學藝再興時代的各階級。前三期是遵著一條線而行的；第四期是前三期的反動，樸學派的發達已經極圓滿了，大家覺著它難以復加，又覺著它煩瑣無用的可厭，所以才能別開一條道路；第五期是結束第二、第三兩期的；太炎先生結束第三期，康有為結束第四期。我以為這一時期非常有關系，中國人的思想到了這時期，已經把“孔子即真理”一條信條搖動了，已經臨于絕境，必須有急轉直下的趨向了。古文學、今文學已經成就了精密的系統，不能有大體的增加了，又當西洋學問漸漸入中國，相逢之下，此消彼長的時機已熟了，所以這個時期竟可說是中國近代文化轉移的樞紐。這個以前，是中國的學藝復興時代，這個以后，便要說是中國的學藝再興時代。國粹派的主義，當然從此告終，自此以后，必不再會有第一二流的國粹派的學問家。

二 清代學問的精神與門徑書

清代學問的精神，可分做消極、積極兩方面說。消極的方面是懷疑。這懷疑恰成一串，疑宋儒（顧亭林、毛西河、胡朏明等）、疑偽古文（閻百詩、惠定宇等疑偽孔，于是乎把魏晉六朝唐人學問上的權威推翻了）、疑古文（今文學派皆然，尤以康有為為最備）、疑今文（太炎先生），結果便疑孔子，于是乎百家平等了（推翻孔子的權威嘉慶間才有個端緒。汪中《述學》里已把孔子、墨子同等看待【見《墨子后序》】，張皋文又替《墨經》做注，章實齋又說孔子不曾集大成。康有為雖是尊孔子，其實他證明白許多經是偽的，便不知不覺的去了孔子的一大部分作用。他又說孔子改制托古，直不啻說孔子曾經作假，我們不可盡信經，章先生現在雖然尊崇孔子，當年破除孔子的力量，非常之大），于是乎容納印度化、西洋化了（太炎雖反對歐化卻崇拜印度化)）。積極的方面是本著親歷實驗的態度，用著歸納的方法，取得無數的材料，翻來覆去，仔細考索，求異求同——這真是條好教訓。至于清朝學問的意義，引到人生上，便給我們三大教訓：第一是求知，因為知識培養心意（樸學家的作用，只是求知。戴東原說，學問養其心知）；第二是求實用（這是顏、李一派）；第三是求實用（這是今文學派主義）。這三項雖然各不相同，在說者也不曾充分的發揮，還夾著許多毛病。然而就大體論來，卻是都有極深意義的話。

如此看來，清代學問在中國歷朝的各派學問中，竟是比較的最可信、最有條理的。一般的中國人，既然不肯盡把中國的學問完全擱起來，那么與其做文選派的文、江西派的詩、夢窗派的詞、方士派的理學，還不如粗略研究研究清朝學問，比較的近于科學，比較的有益少害啊！所以筆者現在就舉出幾部清朝學問的門徑書給讀者。

（1）《漢學師承記》江藩作的

（2）《漢學商兌》方東樹作的

（3）《東塾讀書記》陳澧作的

讀者諸君或者以為我舉出這三部，未免太無道理。因為這三部書的本身沒有價值可說，像方東樹一種人，又是天下絕無僅有的妄人。但是列舉清代學問的門徑書，非常困難。最要最精的著作，在作者是終生的事業，在讀者卻困難的非常，所以現在斷不便舉專門的名著只得降格相求，舉出這三種三四等以下的書。

《漢學師承記》一書有幾條很顯著的毛病：第一，江是揚州老，地方觀念太重，所以許多“吳下阿蒙”都讕進來了；第二，每每有很謬的議論，既媚清朝，又祖吳派；第三，材料的去取太不精，缺漏的太多，可刪的也不少。但是雖如此說，卻尋不到代替它的書。阮蕓臺的《儒林傳》既不易得，所載的人又太少，讀起來又太無滋味，所以記載清代樸學家的事跡和求學方法的書，還是只有他這一部，可作門徑之用。《漢學商兌》書究是“泥中斗獸”的把戲，胡鬧的爭論，著實可笑。但是他把一般漢學家的根本議論都集在一塊，對于我們卻非常便利，可以免去初學的人東尋西找的勞苦。我們這樣因利乘便的用它，真是方氏所夢想不到的了。至于方氏自己的議論，也不是全無可取：他的學問還算略有根底，思想也不盡渾沌。所以盡管誕妄的地方很多，也盡有說到樸學缺陷的地方。我們把他據以駁罵的話，和他自己的話，仔細比較一番，或者可以得個對于宋學、清學的明了觀念。《東塾讀書記》一部書，直是“合古今，雜漢宋”的。說它好，它便是不拘門戶之見；說它壞，它便是不成統系。陳蘭甫的根本觀念，差不多是“義理皆在文字中”，更進一層，可說是“漢學即宋學，宋學即漢學，鄭康成即朱元晦，朱元晦即鄭康成”。這種見解固然不免糊涂，但是清朝的學問，到了咸豐、同治的時代，把乾嘉年間的狹隘門戶見解脫去，也是當然的一個階級。這部書也有獨到的地方，辟如說《易》，他稱許王弼易，匪薄虞氏易，是很通達公平的說話，絕不是偏淺的“漢學家”所能做到的。我們可以就這一部書的基本意趣上，悟到古今四方的學術，都是演進的狀況，都有相成相連的關系。——總而言之，這三部書都是對于初學的人最方便的門徑。

第二步的門徑書，我再舉出幾種：

顧炎武的《日知錄》（這部書和《養新錄》看來好像零碎，其實清代樸學的方法和精神，都可在里邊見得）

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這部書可當做清朝學問的方法論讀）

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這部書也是對著宋明思想革命的。清朝一代的政治理想，還算此書最高超）

戴望的《顏氏學記》

錢大昕的《養新錄》

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和《原善》

汪中的《述學》

孔廣森的《春秋公羊通義》

章學誠的《文史通義》

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

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考》

章炳麟的《檢論》

以上的十幾種書，為初學者言，可說是入門之用，但是就它們的本身而論，也是非常有價值，不僅是門徑書而止。學者從此研究去必能得正當的道路。

我希望有人在清代的樸學上用功夫，并不是懷著甚么國粹主義，也不是誤認樸學可和科學并等，是覺著有幾種事業，非借樸學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來，這事業就是——

（1）整理中國歷史上的一切學問。中國學問不論哪一派，現在都在不曾整理狀態之下，必須加一番整理。有條貫了，才可給大家曉得研究。

（2）清朝人的第一大發明是文字學，至于中國的言語學，不過有個萌芽，還不能有詳密的條理。若是繼續研究下去，竟把中國語言的起源演變發明了，也是件痛快事。

（3）中國古代的社會學正待發明。

以上的三種事業，必須用清樸學家的精神才能成功。但是若直用樸學家的方法，不問西洋人的研究學問法，仍然是一無是處，仍不能得結果。所以現在的學者，斷不容有絲毫“抱殘守缺”的意味了。

（本文選自《傅斯年全集》，并作新分段，小標題為選者自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