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這篇文章中，經濟史學家兼社會評論家迪爾德麗·麥克羅斯基提出，像傳統的歷史學家那樣試圖用“物質因素”來解釋現代資本主義及其開創的文明是不夠的。其實，正是因為人們對商業、交易、創新與利潤的觀念發生了改變，才催生了現代資本主義，并解放了婦女、同性戀、宗教異端與底層大眾。隨著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現代化的農業、醫藥、電力及其他生產生活資料紛紛涌現，并經商業化而普及，這極大的改善了人們的生活。要知道，在此之前，底層人民的生活是嚴酷而痛苦的，并且他們的平均壽命也很短。

作者：迪爾德麗·麥克羅斯基（Deirdre McCloskey），施軼 譯

當人們變得尊重市場與創新的時候，工業革命便開始了，繼而現代世界便誕生了。相比之下，陳腐的傳統思維則無視貿易與創新，也容不下自由思想。舊有的唯物主義理論將工業革命的原因歸結為物質因素，稱其肇端于投資或巧取豪奪，說什么高額儲蓄，或者說什么帝國主義促成了工業革命。你肯定聽到過這種說法：“強大的帝國讓歐洲變得富有”；“美國的繁榮建立在奴隸的血汗之上”；“中國因貿易而日益富庶”。

但是，你想過沒有，工業革命的原因是人們思維的轉變，尤其是彼此身份定位的轉變？你想過沒有，蒸汽機與計算機的誕生是因為創新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而不是因為簡單勞動的累加或奴隸的血汗？

經濟學家與歷史學家逐漸認識到，用巧取豪奪與資本積累來解釋工業革命的成因是捉襟見肘的。事實上，工業革命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西方人對商業與創新的態度有了巨變。當人們開始喜歡“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時，工業革命才真正的具備了發生的條件。所謂“創造性破壞”是指新觀念對舊觀念的取代。以音樂表演為例，如果一個新的樂隊在搖滾樂中引入了新的元素，并且有足夠多的人自動接受了這種元素，那么舊的形制就會乏人問津。如果人們認為舊有音樂風格不如新的，那么就等于說舊的為創新所“毀滅”。同樣的，電燈“毀滅”了煤油燈，電腦毀滅了打字機，這些演變對我們來說都是大有益處的。

歷史事實是這樣的：荷蘭人在1600年左右改變了觀念，英國人在1700年左右改變了觀念，而在此之前，一個人要得到尊重只有兩種方式——當兵或當神職人員，即戍守城堡或侍奉教會才能獲得榮譽。僅靠買賣或發明創造謀生的人會被當作邪惡的騙子而遭到鄙視。13世紀的時候，一位富翁向獄吏求饒，而后者嚴辭拒絕了，他說：“算了吧，阿諾·提賽亞（ArnaudTeisseire）師傅，你有那么多錢，怎么可能沒有罪呢？”

以當今貨幣折算，1800年全世界人均每日收入為1-5美元不等，不妨按平均每天3美元計算。設想一下在今天的里約、雅典或約翰內斯堡靠每天3美元過活吧。（有些地方的人現在仍是如此。）3美元在星巴克只夠買四分之三杯卡布奇諾。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這都是駭人聽聞的。

后來情況發生了變化，先是在荷蘭，隨后在英格蘭。1517年至1789年間的歐洲革命與改革讓教士與貴族之外的平民有了發言權。歐洲人，繼而全球各地的人民開始敬重本·富蘭克林、安德魯·卡內基以及比爾·蓋茨這樣的企業家。中產階級開始得到正面評價，人們開始允許并期待他們為社會作出貢獻。中產階級的宣言是：“短期內讓我們靠創新大把賺錢，長期內我們會讓大家都富裕起來”，于是，人民便與之訂立了“中產階級契約”，而這恰恰成了當代富裕社會的標志性特征，比如英國、瑞典或者香港。

事情的經過便是如此，18世紀，富蘭克林的避雷針與瓦特的蒸汽機標志著工業革命之點點星火，至19世紀乃成燎原之勢，到了21世紀，工業革命勢頭非但不減，反而愈加蓬勃。歷史上長期落后于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西方各國因其令人瞠目結舌的創造力而日新月異。

中產階級得到空前的尊嚴與自由之后，社會便得到了如下回報：蒸汽機、自動紡織機、流水線、交響樂團、鐵路、公司制度、廢奴主義、蒸汽印刷機、廉價紙張、讀寫能力普及化、廉價鋼材、廉價平板玻璃、現代大學、現代報紙、凈水、鋼筋混凝土、婦女運動、電燈、電梯、汽車、石油、黃石公園的悠長假期、塑料、每年50萬部英語著作、雜交玉米、青霉素、飛機、清潔的市內空氣、公民權利、開胸心外科手術、電腦。

這樣的成果在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其為普通人，尤其是為赤貧者創造了今非昔比的生活條件——正如我們剛才所提到的“中產階級契約”。以美國最貧窮的百分之五人口為例，這一群體的生活條件就相當不錯，住有空調，行有汽車，就印度最富裕的百分之五人口而言，其生活條件也不過如此。

現在，同樣的轉變正在中國與印度上演，這兩個國家擁有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人口。雖然2007-2009年的大蕭條令人不快，但其并非當代最大的經濟事件。真正的大事件是中國與印度分別于1978年與1991年先后接受了經濟自由的理念，并欣然對“創造性破壞”大開綠燈。現在他們的人均商品與服務產值每一代可以翻兩番。

如今，在許多尊重中產階級之自由與尊嚴的地方，每日人均可供消費收入已經超過100美元。想想吧，兩個世紀前，這一收入是3美元，而物價卻是相同的。這還沒有計算諸如電燈和抗生素之類的物質條件的突飛猛進。具保守估計，日本、挪威、意大利的青年一代，其物質生活條件較之其200年前的先祖要好上大約30倍。現代世界的其他飛躍還有：更多的民主權利、婦女解放、更長的預期壽命、更廣泛的教育、精神文明的發展、藝術的狂飆突進，這一切都與現代歷史中的“偉大事實”密切相關，那便是增長29倍的糧食生產、教育服務與跨地域往來。

“偉大事實”影響深遠，史所未見，其成因已非常規所能解釋，諸如貿易、剝削、投資、帝國主義之類假說均顯得捉襟見肘。經濟學家對那些常規解釋爛熟于胸，但是此類因素均曾大規模的出現于中國、奧托曼帝國、羅馬和南非。奴隸制在中東地區曾司空見慣，貿易在印度曾轟轟烈烈，中國對運河體系擲以重金，古羅馬對道路網投入巨大，然而“偉大事實”并未于彼時彼地發生。常規的經濟解釋必有其難以自圓其說之處。

換句話說，無論是左翼的歷史唯物主義還是右翼的經濟學，其對于現代世界的解釋都是片面的，因而是不足取的。當人類社會形成了自由與尊嚴之觀念的時候，現代社會才真正的誕生了。正如經濟史學家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所說：“在任何歷史時期，經濟領域的變化都建立在民眾信仰的遞嬗之上，大多數經濟學家都低估了這種依賴關系。”物質世界的巨大變化是結果而非原因。正是觀念的演化，或者說“語用平面的變化”，造就并維系著世界的繁榮與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