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殊時期”落幕之際，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仍舊獨霸乾坤，未見轉變。此一局面，引致政府機構重疊設置，臃腫龐雜，人員雜亂無章，問題日漸凸顯。

在1981年，國務院下轄部門數量驚人，超過百個，其中副總理職位竟高達13位。機構之龐大，使得職責界限模糊不清，相互推諉扯皮成為常態，工作效能自然難以提升。此種狀況，亦是官僚主義滋生的土壤。

因此，要想根除官僚主義，提升工作效率，政府機構改革勢在必行。對此，鄧公具有深刻的洞察力。1982年1月13日，政治局會議上，鄧公發表了重要演講。

在演講中，鄧公痛斥當時政府機構之臃腫，并指出：“眾多人員崗位不勝任，責任心缺失”、“不革新則無法獲得民眾支持”等問題。

于是，一場聲勢浩大的政府機構改革運動隨之拉開帷幕。

實際上，對歷史稍有了解的讀者們莫不明白，當年政府機構之所以顯得臃腫不堪，其成因是復雜多元的。不僅是因為先前提及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依舊未有轉變，亦與那個時代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

眾所周知，自1976年10月起，對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漸次展開，至1982年已獲得相當顯著的進展，眾多資深同事及干部得以重返崗位，重拾工作職責。

然而，歸根結底，“僧多粥少”的局面未曾改觀，組織機構內部并無足夠的領導職位供應，因此，只得借由增加副職等權宜之計來應對此一問題。

改革之后，國務院原本超過百個的部門被裁減、合并至61個，同時明確了各級部門的職數、年齡及文化結構等規定，總編制人數也由原先的五萬余人縮減至三萬人，部委級領導的平均年齡亦從64歲降至60歲。

值得一提的是，原先的13位副總理中，除去11位，僅留萬里與姚依林二位。這兩位資深同志，均為經濟改革的骨干力量，他們的留任合乎情理。

1977年6月，萬里調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便展現出非凡的膽識，大力倡導并推行肥西縣“包產到戶”與小崗村“包干到戶”的改革舉措，為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立下汗馬功勞。

鑒于其卓越成就，萬里在1980年2月至4月短短兩月多時間內，便先后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國務院副總理等重要職務。

姚依林同志，則自解放戰爭初期起便在經濟部門擔綱領導，建國后更是長期主持國務院財貿部門的領導工作，從貿易部副部長一職升至財貿黨委副書記。

1979年7月，全國人大五屆二次會議上，姚依林正式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主管經濟事務。改革開放乃是中國經濟發展、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而為了確保其穩健前行，必須依賴專業化的領導人才。

萬里與姚依林二位老同志，均自革命戰爭時期起便投身于經濟、改革的第一線，他們的保留，無疑是當時最為妥當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