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丨奧維咨詢&摩根士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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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們對財富和資產管理行業的展望所示，未來道路將面臨諸多結構性挑戰，使得大多數機構難以實現內生性增長。為抵御這些挑戰，我們在本報告及往期研究中提出的戰略建議，其重要性至今未減。那些能夠更高效落實關鍵戰略的機構，不僅將搶占更大市場份額，更重要的是能夠為客戶締造更優質的價值回報。

然而，一個重大機遇正在顯現。長期醞釀的人口結構變遷與壽命延長趨勢已至臨界點——以美國為例，隨著逾3000萬"嬰兒潮峰值世代"邁入退休年齡，未來五年或將迎來歷史性退休潮。當下多國正跨越人口結構臨界點，步入我們稱之為"老齡化紀元"的新階段。面對逐漸縮水且不堪重負的退休保障體系，這些銀發族群正重新審視自身財務前景。近年來，在通脹壓力與監管政策調整的雙重催化下，這一進程更加呈現出加速態勢。以上因素疊加，為個人與社會帶來根本性挑戰：如何在顯著延長的財富積累期與退休階段，構建可持續的儲蓄與消費模式？

老齡化與長壽人口面臨新挑戰

在多數發達國家，傳統退休生命周期模式下的個體曾面臨相對簡單的圖景：人們通常供職至退休年齡（往往終身服務于同一雇主），通過確定給付型計劃（DB plans）積累養老資產而無需自主管理投資；退休后則無縫切換至資產消耗階段：依賴公共養老金及DB計劃在高利率環境下積累的穩定給付。彼時，個人養老儲蓄雖可作為補充收入來源，卻非核心支撐。

如今，在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這一圖表中的三大支柱已發生根本性變化：

The Three-Pillar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Retirement Savings

核心變革一：

全球老齡化加劇養老金體系承壓

全球人口結構正在經歷劇變：2025年65歲及以上人口規模較2000年翻番，至2050年，每6名成年人中即有1位老齡人口（約16億），其中近4.5億人年齡超80歲——較1975年增長了15倍。這種跨地域、超大規模的老齡化浪潮，在人類文明史上尚屬首次。

Global population by age group (millions)

人口結構老齡化轉型由兩大獨立的趨勢驅動：

1. 生育率持續下降

   當今女性平均生育數量較1990年減少1個，導致全球總和生育率從3.3驟降至2.3。超過半數國家已跌破約2.1的生育更替水平。許多處于更替水平以下的國家中正嘗試通過多樣化創新舉措來提升生育率。但迄今為止，還沒有國家能成功實現生育率持續回升至更替水平之上。

2. 預期壽命顯著延長

   在醫療水平提升和生活標準改善的推動下，七國集團（G7）國家2024年平均預期壽命已達83歲，較1995年增長5.4歲，預測顯示到2050年該指標將持續攀升至86.4歲，而醫療領域的新發現（如GLP-1類藥物）可能會進一步加速這一趨勢。

人口老齡化對社會層面的影響觸目驚心：多數經濟體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即15-64歲具備勞動能力且可能參與就業的人口占比）已到達峰值或瀕臨拐點，這對養老金體系產生了災難性沖擊，突出表現為支撐老齡群體退休基金的繳費人口數量急劇萎縮。公共與私營養老金面臨的財務壓力因三重結構性困境持續加劇——長期資金缺口導致持續性資金短缺，對投資回報率的精算預測脫離現實基準，以及作為養老金傳統配置重點的固定收益投資受過去十年利率水平持續低于長期均值影響而陷入歷史性低回報困境。

核心轉變二：

公共部門應對退休保障的舉措力度不足

人口老齡化加速、政府債務攀升與養老金管理失當的多重壓力疊加，迫使各國政府若不采取更激進措施，將愈發難以應對退休保障問題——尤其是公共養老金缺口危機。多數政府已著手改革傳統退休福利機制（或將在短期內被迫調整），具體措施包括削減養老金支付額度或提高退休年齡，比如荷蘭、丹麥等國近期將退休年齡與預期壽命動態掛鉤。

另一些政府則不愿觸動養老金社會契約的根本條款，這類國家或需通過增稅維持現行福利水平的養老金體系運轉。此舉將壓縮年輕群體的可支配儲蓄收入，加劇其未來退休壓力。無論采取何種路徑，隨著確定繳費型（DC）計劃與個人退休賬戶逐漸成為退休收入主要來源，民眾對公共養老金的依賴度將持續降低。

事實上，歷史經驗已印證激勵個人儲蓄的政策有效性：澳大利亞1992年推出的《退休公積金計劃》強制要求雇主為18-70歲雇員繳納工資比例的退休賬戶供款，使該國以全球第54位的人口規模培育出第四大退休金體系。隨著人口結構持續老化，此類政策改革的必要性將日益凸顯。

核心轉變三：

確定給付型（DB）計劃全球式微

與第一支柱中政府退休保障能力衰退形成緊密聯動的，是第二支柱中DB計劃的全域性收縮。全球前七大養老基金市場中，DB計劃資產占比已從2003年的63%銳減至2023年的42%，其地位正被確定繳費型（DC）計劃取代。監管轉向正加速這一進程——傳統DB主導型國家相繼立法推進制度轉型：德國實施DB資產部分轉移，荷蘭則完成向DC體系的全面過渡。DB計劃的衰退將退休資產管理責任轉嫁給個人，而普通民眾普遍缺乏足夠的養老財務規劃能力。

核心轉變四：

通脹復燃加劇生活成本危機

通脹回升與利率上行雙重沖擊大幅侵蝕儲蓄實際價值。2021年1月以來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累計攀升17%，主要發達國家呈現相似趨勢。此輪通脹使退休者實際年收入顯著縮水——以65歲群體為例，其現金儲蓄從250萬美元貶值至214萬美元，導致年收入從10萬美元實際縮減至8.56萬美元。鑒于2008金融危機至新冠疫情間的低通脹期被視為歷史異常，未來儲蓄積累、投資配置與退休提領的全周期管理將面臨更復雜的通脹風險，這一系統性挑戰將持續考驗普通民眾的財務應變能力。

結構性變革正將個體置于養老困局

全球數以億計的民眾已無法完全（甚至部分）依賴政府或雇主提供的傳統養老金體系，以保障退休生活。管理養老儲蓄的責任正加速向個人轉移，迫使其通過“確定繳費型計劃+個人退休賬戶（含非職業稅優型計劃）+普通儲蓄賬戶”三重混合模式自主構建養老方案。這種轉變在退休時點選擇、資產配置策略、現金流管理路徑等核心維度催生系統性決策難題，暴露出民眾面對復雜養老金融生態的深層能力缺失與信心危機。

Key questions of different individual segments related to retirement and longevity (non-exhaustive)

同時，這種決策困境因"選擇悖論"愈發復雜化：隨著可供選擇的金融產品和投資工具呈現爆炸式增長，個體反而陷入構建系統性退休策略的認知迷局——難以理解各類產品的組合邏輯與協同效應。更棘手的是，多數人缺乏長期投資風險管控與消費模式優化的專業素養。雖然部分群體能獲取專業顧問服務，但更多民眾面對復雜選擇時往往陷入決策癱瘓，其直接后果就是退休準備行動的普遍遲滯。

這種制度性缺陷已引發信心危機：美國數據顯示，50-75歲在職人群中僅有不足半數相信保障性收入能覆蓋退休基本開支。通脹壓力進一步瓦解養老安全感，29%在職者與42%退休者將其列為首要焦慮源——這折射出傳統養老體系與當代金融復雜性之間的深刻斷裂。當人們自主管理財務時，由于缺乏信心，相當大比例的退休人員會過度儲蓄且消費不足。

生命周期假說認為，個人的消費和儲蓄行為會遵循可預測的平緩模式：青年時期借貸消費，中年時期積累財富，老年時期消耗儲蓄。然而最新研究顯示，許多退休人員并未如預期般消耗儲蓄，這一現象對該理論模型構成了挑戰。

嬰兒潮一代（特別是富裕群體）在這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數據顯示：日本退休人員每年僅花費凈資產的1-3%；意大利40%的退休老人仍在持續積累財富；美國退休人員在退休近二十年后，平均而言，仍保留著退休前80%的積蓄，且僅有32%的人對動用儲蓄感到安心。

人們預期壽命可能達到百歲，這種長期財務規劃的不確定性——包括應對長期護理的經濟壓力，以及希望將財富傳承給子女、孫輩乃至曾孫輩的愿望——清晰揭示了退休群體不愿動用儲蓄的深層原因。

編輯 | Ji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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