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10 月，荊州棗林鋪造紙廠一座編號為 M46 的戰國時期楚墓的發掘，宛如為歷史研究領域開啟了一扇新的大門，帶來諸多驚喜。這座古墓的墓主人骨骼保存狀況良好，其頭箱中存放著大量竹簡。經過細致綴合，竟發現有 535 支竹簡，它們共同組成了 9 篇古文。其中一篇被整理者命名為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而這篇古文的內容與 2017 年從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中整理面世的《越公其事》幾乎一模一樣，二者可視為 “同文異本” 之作。那么，這兩份記述吳越爭霸史事的楚簡，究竟為我們揭示了哪些早已被歷史塵埃掩埋、鮮為人知的傳奇故事呢？

吳越爭霸：不敗而敗的迷局

公元前 494 年，吳王夫差起兵進攻越國，并成功擊敗越軍。越王勾踐（也寫作 “句踐”）在大夫文種的建議下，通過賄賂夫差的寵臣伯嚭，最終說服夫差答應議和。關于這段歷史，不同文獻有著不同的記載。《史記》稱，作為夫差罷兵的條件，勾踐答應派手下重臣范蠡和諸稽郢前往吳國做人質。《國語》的描述則更為屈辱，說勾踐 “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即勾踐低聲下氣侍奉夫差，還派三百士人到吳國為奴，自己更是親自為夫差牽馬。然而，在《越公其事》的敘事中，這些內容消失得干干凈凈，而且其中記錄的勾踐求和之辭，顯得不卑不亢：“寡人有帶甲八千，有旬之糧。君如為惠，徼天地之福，毋絕越邦之命于天下，亦使句踐繼纂于越邦，孤其率越庶姓，齊膝同心，以臣事吳，男女服。四方諸侯其或敢不賓于吳邦？君如曰：‘余其必滅絕越邦之命于天下，勿使句踐繼纂于越邦矣。’君乃陳吳甲兵，備鐘鼓，建旆旌，王親鼓之，以觀句踐之以此八千人者死也。” 意思是，如果吳王您對越國施以恩德，讓越國宗廟社稷得以延續，我勾踐愿率全國百姓一心臣服于吳，四方諸侯聽聞，也會爭先與吳國交好。但要是吳王堅決要滅亡越國，那您就準備好作戰，親自來看看勾踐和這八千將士如何拼死報國。這番話讀來，一個末路英雄的形象躍然紙上。在《越公其事》中，當事人夫差的反應也順理成章，“（吳王）乃懼，告申胥曰：‘孤其許之成。’” 夫差仿佛立刻被勾踐的大無畏精神震懾住了。當伍子胥極力勸諫夫差一鼓作氣滅掉越國時，夫差還傷感地表示：“吾始踐越地以至于今，凡吳之善士將中半死矣。” 意思是，自從與越國開戰以來，吳國能征善戰的將士快戰死一半了，實在無力再戰。就連此前憤憤不平的伍子胥聽后都 “懼” 了，隨即改變心意，同意了勾踐的求和。

但細心的讀者或許已經察覺到，這個故事雖然讀起來讓人暢快淋漓，但深入思考就會發現情節有些不合常理，乍一看，仿佛打了敗仗的是夫差。《越公其事》在此之后的主要內容，圍繞勾踐為強國雪恥而推行的 “五政”（好農功、好信、好征人、好兵、修令審刑）展開。《史記》中這一部分以勾踐嘗苦膽的情節最為人熟知，但大多聚焦于道德層面，對于越國改革內政的具體措施并未詳細闡述，而《越公其事》恰好填補了這一空白。從楚簡中可知，勾踐為鼓勵農事，不僅親自下田耕種作表率，還派人帶著美食賞賜農夫，使得 “凡王左右大臣，乃莫不耕”，越國糧食因此逐漸充足。周邊部族聽聞越地糧食豐足，紛紛前來歸附，“東夷、西夷、姑蔑、句吳四方之民”“頗往而歸之，越地乃大多人”。接著，勾踐在國內大力倡導尚武之風，讓 “舉越邦至于邊縣城市乃皆好兵甲”。隨后，勾踐開始整肅貴族階層，將他們按照守法與否，分別交由文種和范蠡處置，“乃出恭敬，王訊之，等以授大夫種，則賞谷之。乃出不恭不敬，王訊之，等以授范蠡，則戮殺之。”

在一系列改革完成后，《越公其事》還記載了極為詭異的一幕。勾踐為試驗軍民是否會奮不顧身為國效力，讓人故意 “焚舟室，鼓命邦人救火”。越國軍民聽到鼓聲后，毫不猶豫地沖向大火中的舟室救火，場面之慘烈，連勾踐自己都驚恐萬分，“王懼，鼓而退之”，此時已死亡三百多人。至此，勾踐才放心與吳國斷交，發起滅吳之戰。

文本性質：真偽難辨的模板敘事

從寫作手法上，我們能窺探出《越公其事》的文本性質。在吳越爭霸的故事中，伍子胥、伯嚭、范蠡、文種等雙方名臣的作用被弱化，吳王夫差和越王勾踐成為絕對主角。學者李健勝稱其是 “具有鮮明國君立場和典型資政特色的政論性語類文獻”，原因就在于此。所謂語類文獻，學者李守奎解釋道：“大都是經過傳聞、改造的故事，是個人對歷史的理解，或者是為了表達某種觀點的帶有傾向性的說辭，這些基本上類同大眾之語，與形成于史官之手的春秋類文獻有很大不同。” 例如《國語?楚語》中就提到，為太子講授 “語” 的意義在于 “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焉”。

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將《越公其事》的內容視為真實的越國歷史，也不能下意識地認為出土文獻的真實性就一定高于傳世文獻。在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紛爭不斷，各思想家為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常常采用 “托之古人，以自尊其道” 的方式，將觀點融入歷史故事，試圖打動當世君王。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里的《昭王毀室》便是一個例子。它講述楚昭王建了新宮殿，舉行完落成祭禮，正要舉辦宴會飲酒時，突然有一人穿著喪服前來。宮門前的守衛阻攔這位不速之客，此人卻威脅說不讓他進去就要 “訋寇”（關于 “訋寇” 的含義，學界說法不一，有認為是自刎，也有認為是要強闖入宮，總之是訴諸暴力手段）。此事驚動了楚昭王，詢問之下才知道，這人的父親葬在新宮殿的臺階下，他希望能讓去世的母親與父親合葬。楚昭王十分大度，宴會結束后就下令 “毀室”，放棄了這座新宮殿。《昭王毀室》大概是想塑造楚昭王重視禮教的形象，借此傳達楚國因此得以復興的理念。但這一記載的真實性并不高，甚至可能是戰國時代非常流行的一個模板化故事。在《禮記?檀弓》以及《晏子春秋》中，我們仍能找到 3 段情節與《昭王毀室》極為相似的內容，只是主角換成了季武子、齊景公和晏嬰，祈愿人變成了杜氏、逢于何或者盆成適。它們和 “愚公移山” 這類寓言的作用類似，核心是作者想要傳達的道理，出場人物只是載體，換成誰都不影響主旨表達。

既然出土簡牘記載的歷史事件真偽混雜，那么編著者究竟想借此表達哪些政治主張呢？除了上述例子，戰國時代盛行的 “禪讓” 論便是其中最為著名的一種。

禪讓傳說：理想破滅前后的不同書寫

楚簡的發掘清理，讓一系列古老的戰國 “禪讓” 故事重新進入歷史研究者的視野，上博簡里的《容成氏》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它開篇便列舉了一大堆遠古帝王：“…… 赫胥氏、喬結氏、倉頡氏、軒轅氏、神農氏…… 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賢，其德淑清而尚愛。其政治而不賞，官而不爵，無厲于民，而治亂不倦，故曰賢。”《容成氏》指出，上古時期統治權的傳遞遵循不尚親而尚賢的原則，這表明 “禪讓” 并非堯舜所獨有。后世傳說中創造漢字的黃帝史官倉頡，在《容成氏》里也是一位遠古君主，這說明在這類題材出現初期，人物的身份、經歷說法眾多，后世經過修改整合，才形成了大眾熟知的固定形象。

《史記》稱舜帝時的國號為 “有虞”，歷代史家也習慣稱舜為 “虞舜”。然而，《容成氏》中 “虞朝” 的建立其實早于堯帝：“及□□氏之有天下…… 以讓于有虞迵。有虞迵曰：‘德速衰矣。’于是乎不賞不罰，不刑不殺，邦無饑人，道路無殤死者，上下貴賤各得其世…… 有虞迵匡天下之政十有九年而王天下，三十有七年而泯終。” 簡單來說，上古某君王將天下禪讓給有虞迵后，有虞迵把國家治理得很好，但去世時未來得及指定繼承者。之后堯帝登場，《容成氏》稱堯原本是 “處于丹府與藋陵之間” 的一個小國諸侯，因其治理國家時 “不勸而民力，不刑殺而無盜賊” 的卓越政績，在有虞迵之后被天下人推舉為共主。至于舜，《容成氏》記載他原本在歷丘種地，侍奉父母。堯帝聽聞他的賢德，“為車五乘，以三從舜于畎畂之中”，親自到田間與舜探討天地人民之道。堯帝年老后，放棄自己的九個兒子，選定舜為繼承人。舜連續推辭五次，并向堯帝舉薦其他賢者，但堯帝堅持，舜 “然后敢受”。后來舜因大禹治水有功，又將帝位禪讓給大禹，過程如出一轍。

《容成氏》這部分內容最具價值之處，在于貢獻了后世文獻失載的 “虞朝” 君主有虞迵。由此我們可以確定，至少在戰國時期人們的認知里，“虞朝” 的范圍并非如司馬遷《史記》所寫的那樣僅指舜帝時期，有虞迵、堯帝、舜帝均包含在內，是一個存在時間并不短暫的王朝，其君位傳承均通過禪讓方式。這樣一來，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左傳》《國語》中常常將 “虞夏商周” 并稱。雖然《容成氏》中有虞迵的事跡已失傳許久，但堯帝從虞朝諸侯成為天子的傳說，在傳世文獻中仍有跡可循。東漢王充《論衡》稱 “堯以唐侯嗣位”，大致源于同一歷史系統。

戰國時期的人們花費大量精力編造復雜的上古帝系，極力渲染 “禪讓” 制度的優勢，他們究竟在追求什么呢？這大概源于春秋后期興起的政治口號 “尚賢”。正如童書業在《先秦七子思想研究》中所說：“尚賢的極致就是禪讓。” 例如《墨子?尚賢》中討論 “眾賢之術”（如何讓國家的賢才增多）時，墨子回答：“譬若欲眾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眾也。” 意思是，想要國內善于射箭駕車的人增多，就要給予他們榮華富貴，讓國人尊敬贊譽他們，如此一來，受激勵而勤學苦練的人自然就多了。同理，要讓一國賢才增多，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人們看到，只要賢能到一定程度，君主之位也能突破 “家天下” 的限制。鼓吹 “禪讓” 的意義就在于為 “尚賢” 主張提供一個至高的實現途徑。

此外，我們要明白，春秋戰國長達五百多年的亂世中，人們對國家的未來走向十分迷茫。周天子號令天下的格局已不復存在，兼并戰爭的激烈程度使得戰國中期諸侯國數量銳減至個位數。春秋時代由某一霸主統領眾諸侯 “尊王攘夷” 的傳統也難以維系。飽學之士們絞盡腦汁思考未來可行的政治架構，通過 “尚賢” 選取公認的賢德之人，建立一個理想中的太平世界，成為了許多人的美好夢想。

《戰國策?秦策》記載，秦孝公臨終之際，“疾且不起，欲傳商君”，想將秦王之位傳給輔佐自己變法的商鞅。無獨有偶，《呂氏春秋?不屈》也提到魏惠王曾對惠施說：“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愿得傳國。” 由此可見，上古禪讓故事在戰國前中期極具號召力。最典型的案例發生在燕國，《史記》記載燕王噲在鹿毛壽的蠱惑下，“屬國于子之”，將治國大權全部交給相國子之。燕國因此陷入內亂，齊國趁機入侵，燕王噲與子之被殺，燕國險些亡國。經此一事件后，“禪讓” 的聲譽一落千丈。《竹書紀年》《韓非子》等戰國晚期文獻中屢次出現 “舜囚堯”“禹逼舜” 這類與傳統禪讓故事完全相反的記載，大概是因為燕王噲禪讓的失敗，促使各國學者開始反思禪讓學說的可行性，從而走向另一個極端，編造出上古帝王均以武力奪位的說法，試圖徹底否定曾經風靡一時的禪讓論。

政治理想破滅前后，關于堯舜史事的記載截然不同，令人感慨。更有甚者，借助天神下凡教導人間帝王的模式，編寫出清華簡中的《參不韋》《兩中》等篇目。《參不韋》共有 124 支簡，是清華簡中除《系年》《五紀》外少見的長篇竹書。它稱古時洪水泛濫，天帝派三不韋將 “五刑則” 授予人王夏啟，助其治理國家。“五刑則” 包括五則、五行、五音、五色、五味，且能與人間官職匹配，如五音對應祝、史、師，五行由司工、司馬統管。簡文還列出九種破壞 “五刑則” 的行為，即 “九權之參”。《兩中》情節類似，說圭中與祥中從天而降，向夏啟灌輸秉持中道治國的理念，特別之處在于，兩中還講述了天帝選中啟作為 “下國王” 的過程。《參不韋》《兩中》的作者無非是假托天神與夏啟的對話來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在這些看似荒誕的故事背后，隱藏著無數人渴望天下太平、世道公正的心愿。它們雖不能被當作史書實錄，也早已被后世遺忘，但中國的國家形態正是在這一次次探索中，逐步走向未來。

當出土文獻與《史記》等傳世文獻記載不一致時，我們不能簡單地判定誰真誰假。這些不同的記載，都是特定歷史時期人們思想與觀念的反映，它們共同構成了豐富多彩、復雜多元的歷史研究素材，促使我們不斷深入思考歷史的真相與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