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黎玉”，可能很多人會感到比較陌生，但此人在我黨歷史上，卻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大人物’。

他是山西崞縣人，1906年5月出生，其自幼聰慧，喜歡接受新鮮事物。在上中學時，他就因受到新思想文化的影響，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于1926年9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大革命失敗后，黎玉曾先后三次被捕。然而，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嚴刑拷打，黎玉卻始終不為所動、堅貞不屈，在組織營救出獄后又立即投身于革命運動之中。

1936年抗戰前夕，黎玉奉命前往山東，恢復和重建被敵人破壞的中共山東省委，并擔任山東省委書記。而也正是從這個時候起，一直到全國解放前夕，黎玉在山東整整奮斗了十三年之久，為山東的革命工作做出了不可磨滅之貢獻。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資歷深、功勞大的領導干部，建國后的職務卻是一落千丈。那么，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實上，在黎玉被派往山東工作之前，山東整個的革命斗爭形勢并不樂觀。

熟悉我黨歷史的讀者都知道，從1929年至1933年間，中共山東省委就接連遭到了敵人10次大的破壞，鄧恩銘、劉謙出等大批優秀的共產黨員更是慘遭敵人逮捕或殺害。盡管幸存下來的山東共產黨人仍不屈不撓的堅持斗爭，但在敵我力量懸殊及缺乏有力領導的情況之下，山東地區的革命工作還是難以為繼。

所以由此可見，組織上任命為黎玉為山東省委書記，前往山東恢復和重建山東黨組織，可謂臨危受命，任重道遠。

黎玉初到山東時，敵特分子到處搜捕我共產黨人，革命斗爭形勢異常嚴峻。盡管危機四伏，但黎玉并未打退堂鼓，他來到山東后便立即組織召開了重建山東省委的第一次會議，勇于承擔起了領導山東革命斗爭的重擔。

然而，即便黎玉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但彼時山東的革命局勢還是太過嚴峻了，新山東省委剛成立不久，就接連遭受了一系列的挫折，如省委印刷機關被破壞、組織部長趙建民被逮捕等等……但即便如此，黎玉還是在短短幾個月內，相繼領導建立了魯西北、魯東和魯北特委，發展黨員達數百人之多。

就在山東的革命斗爭形勢稍見好轉之時，抗日戰爭爆發了！1937年10月，在全面抗戰爆發后不久，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便踏進了齊魯大地。

此時，以黎玉為首的新山東省委剛成立僅一年多的時間，原本就挫折不斷，如今又要應對來勢洶洶的日軍，這對于黎玉而言，無疑是一個巨大地挑戰。

為了打擊日寇的囂張氣焰，黎玉先后領導了徂徠山、黑鐵山等地人民抗日武裝起義，并迅速拉起了十幾支游擊隊。僅過了短短一年的時間，這些游擊隊的力量便不斷發展壯大，并于1938年12月正式整編成為八路軍山東縱隊，由黎玉任政治委員。

1940年9月，經過數次整軍后，山東縱隊由原來的2萬多人一躍發展到了5萬多人，增長了2倍之多。而與此同時，還為新四軍補充了5000多人，為八路軍115師先后補充了三萬多人。對于這些耀眼的成績，作為山東縱隊創始人之一的黎玉，自然是功不可沒。1942年，山東縱隊進行整編，改為山東軍區，黎玉則仍繼續擔任政治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后，黎玉被選為山東省政府主席。而后，華東局掛牌成立，黎玉則改任華東局副書記，并先后兼任新四軍、山東軍區、華東軍區副政治委員等職。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間，黎玉還曾協助時任新四軍軍長陳毅指揮了著名的津浦路阻擊戰，一舉殲滅國民黨軍近三萬人，控制津浦路兩百余千米，有效遲滯了國民黨軍北進的步伐，同時掩護了向東北進軍的部隊。

然而誰能想到，就在一切都往好的方向發展的時候，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卻徹底改變了黎玉的大好前途。

抗戰勝利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便開始整軍經武，準備再次發動內戰。而隨著國民黨軍事進攻的不斷擴大，國內階級矛盾不斷上升，加之我解放區群眾運動的不斷發展，原來“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已無法適應廣大農民之要求了。于是，在1946年5月4日，中央便發布了《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

《五四指示》決定將“減租減息”改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為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指明了方向。指示發出后，各解放區便積極根據指示精神，迅速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

華東地區自然也不甘落后。作為華東局負責土改的副書記，黎玉當即組織制定了《中共華東中央局關于徹底實現土地改革的指示》，即《九一指示》，要求華東地區在本年底以前完成全部或大部完成土改，并同時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細則。很顯然，黎玉這次決心很大，信心也很足。

然而，隨著形勢的不斷變化，中央又提出了平分土地的要求。但作為直接參與過《五四指示》文件起草工作的黎玉，則選擇繼續貫徹該指示的精神。而讓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竟然成為了饒漱石批判他的突破口。

從1947年初開始，主持華東局工作的饒漱石，竟罔顧事實，硬將黎玉組織制定的《九一指示》說成是“富農路線傾向”，并要求各地糾正，還給黎玉等人扣上了“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富農路線”“右傾機會主義”等一系列帽子，全盤否定了山東黨、政、軍各方面的工作。

毫無疑問，在饒漱石這樣一番操作之下，山東的土改很快便走向了“左”的極短，一系列的問題也就開始接踵而至。

盡管后來中央曾針對土改中的左傾錯誤，發出了一系列的整改文件，但饒漱石等人卻仍錯誤地將山東土改的問題認定為執行所謂的“富農路線”的結果。于是，從1947年底開始，黎玉便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并于次年12月正式形成決議，對其作出了錯誤的處理。

盡管受到了如此不公正的對待，但黎玉始終心系當時全國解放戰爭的大局，因此，他不計個人榮辱，仍積極奮斗在工作一線，極大程度上保證了黨的團結和革命事業的發展。黎玉始終堅信，終有一天組織上會調查清楚他的問題，只是他不知道的是，這一天竟讓他等了近四十年之久，而在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他一再被調動，但職務越調越低。

1949年初，黎玉離開了奮斗整整十三個春秋的山東，隨華東局南下，后歷任上海市委秘書長、市委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等職。

盡管身處新的環境，但黎玉始終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然而，此前受到的不公正批判和處理的陰影卻并未就此消除，始終籠罩著他。于是，在1952年初，他就被撤銷了上海市委秘書長的職務，接著又被降為了上海市委勞動工資處處長。

但即便如此，黎玉仍保持著一名老共產黨員不計個人榮辱的珍貴品質，殫精竭慮的在自己本職崗位上努力工作。正如他說的那樣：“即使是當馬夫，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也絕不動搖。”

1953年，黎玉奉調進京，歷任財經委員會勞動工資教育組組長、財政組組長、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農業機械部常務副部長等職。

在擔任農機部副部長期間，他一方面積極協助陳正人部長籌備、健全部門機構，另一方面則刻苦鉆研農業專業知識，使他迅速從一個“門外漢”變成了“專家”。此外，他還曾提議和支持建設了一批大、中、小規模的農機工廠和數百個修配廠，為我國農業機械化事業的發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事實上，任何人都很清楚，按照黎玉的資歷和功勛，在建國后理應有一個不錯的前途，但由于某些歷史原因，導致他的職務一直未能上升。

但不論身處何種崗位，他都非常認真地工作，努力完成黨交給他的任務。而更為難能可貴的是，當他原來的部下成為他的直接領導時，他也能時刻心懷坦蕩，并且誠心誠意地尊重他們、支持他們。

1978年后，黎玉歷任第1機械工業部顧問、農業機械部顧問等職。其晚年則致力于黨史資料的征集工作，不僅如此，他還陸續寫了幾十萬字的回憶文章，為整理編寫黨史提供了大量寶貴的資料。

1986年5月30日，黎玉同志走完了精彩而傳奇、同時又頗具坎坷的一生，享年80歲。

令人慶幸的是，就在黎玉去世前2個多月，即3月13日，組織上批復了山東省委關于1948年黎玉案件的復查報告，為他恢復了政治名譽。

至此，這個背負了近四十年的沉重歷史包袱，終于得以卸下。在有生之年，黎玉再次感受到了黨的溫暖和偉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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