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一種掠奪,也是一種沉淀。‘往日’是掠奪,‘往日情感’卻是沉淀,一種沉默。”“一個作家,負有不可推卸的‘記憶之職責’。記憶、文學的回憶乃是為了對抗時間的掠奪。”《鐘山》雜志主編、作家賈夢瑋在最新散文集《往日情感》中如此表述文學之于時間、之于歷史、之于情感的意義,文字是他賴以信任的方式,借由它,他對于“往日”這個“故鄉”進行永遠的回望。
對賈夢瑋而言,散文是最貼合他的文學樣式,因為散文在表達上有著自由性,敘事、議論、抒情包括說明性的文字都能在散文中自由地生長、騰挪,同時他也對這種自由性做了自覺的限制,因為他不僅通過散文處理自己,也在處理他人。他堅信復雜的人心跟現實之間的交流、互動、互往,那些震顫和波動,惟有文字可以表達。因為他相信,往日情感不僅塑造了今日的我們,也是我們走向未來非常重要且持久的力量,對往日情感的認識指引著每個人走向未來的方向。由此,《往日情感》里涵蓋著從古至今的諸多話題,日常生活與歷史存在相互映照,旅途見聞與人生況味相合,情感表達與理性思考并存,共同化為深具個人特色的散文書寫。在這本散文集中,賈夢瑋將時間與情感,當下與傳統,赤子之心與知識分子情懷融為一體,坦蕩而真誠,呈現他那顆“散文的心”。
《往日情感》里更多的是追懷性的東西,對離我們遠去的物質的、精神的、情感的東西的一種追懷
記者:不妨以關鍵詞來統領我們的訪談,因為在我看來《往日情感》這本散文集正是由這些關鍵詞結構而成的。第一個關鍵詞是“時間”,這從書名以及你在《后記》中的一段表述中一覽無余——“往日”其實就是某種意義上的故鄉,人生不過就是對“故鄉”永遠的回望。這仿佛一種概括,但其內涵無比豐富。
賈夢瑋:哲學家諾瓦利斯說,哲學是一種“思鄉病”,只有當這種回望代表著被種種因素掠奪了的故鄉和自然時,哲學才有獲得真理的可能。人們一次次否定往日、革祖宗的命,被掠奪得太多太多,“往日”要么消失不見要么“千瘡百孔”。文學的回望,除了哲學的意義外,側重于從往日找到情感的支撐,以此獲得前行的力量。文學家的回望是情感化的,是對往日情感的打撈,也是去蔽。我們每個人對過去的時間、過去的事件的回憶都可能出現偏差,對往日的情感記憶都有可能曖昧不明,就連自己未必那么了解自己。我們每個人都是帶著長長的過去而來,現在的我們從精神到肉體都是由往日造就的,如果對往日的記憶和判斷存在偏差、異化,其實對現在也會有一種評價的誤判,不能更好地走向未來。如何來還原這些東西,我們的文學家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從自己切身的經歷、運用其他學科的成果對往日重新進行文學的“打量”,經過“打量”、經過對往日情感的重新表達,可能更接近真相。不同的作家與讀者借助于文學作品,借助于自己的經歷,一起來打量過去,某種程度上才能形成一種往日情感的共同記憶,達成情感共識。
記者:《往日情感》一方面是你用寫作來反抗時間的流逝,另一方面時間又成就了《往日情感》,它積聚了你從少年、青年、中年不同的時間層次,而時間層次之中又蘊含著情感層次、思想層次的累積。我以為,時間層次當然是更前端的,但情感層次、思想層次有賴于作家自己的表述或者說散文的行文來呈現。
賈夢瑋:這個書名其實25年以前就有了,我一直想寫這本書。《往日情感》是我五十年人生的經驗、思考、情感的歷練,它的情感當然是有先后順序的,只不過我在書里把它打亂了,沒有按照時間順序來編。其實按照時間順序也是沒法編的,因為涉及自己也涉及別人,涉及歷史也涉及當下,但更多的是一種回望打撈。比如說寫范仲淹的這一篇,更多的是對為民請命,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儒家士大夫精神重新的回望,一種對歷史帶著情感的懷想。寫諸葛亮的這一篇,是對中華文化當中比較珍貴的“情義”兩個字的回望,因為情義在我們這個時代是稀缺資源,我們更多的是利己,不關心外界,盡量屏蔽痛苦特別是別人的苦境,更關注自己的消費、娛樂、身心狀況。因此,《往日情感》里更多的是追懷性的東西,對離我們遠去的物質的、精神的、情感的東西的一種追懷。它當然是多層次的,有自我的,也有他人的,有家國的,也有通常意義上本質的東西。人類得到的過程就是失去的過程,人成長的過程有時候就是墮落的過程,從某種程度上,文學的意義就是為了尋找失去、救贖墮落。
記者:你的回答正引發了另一個關鍵詞,也是時間常常關聯著的一個語詞——失去。《往日情感》里其實很多篇目寫了具體的失去,物的失去,人的失去,情感的失去。人生的這種失去感,應該是一種常態,當生命歷程每在增加,人所失去的東西更多,甚至超過了得到的。對你而言,這種失去有著獨特的意味嗎?
賈夢瑋:某一些方面的失去,是必然的。有些偶然促成了一些失去,但是內在有必然的東西,你得到了這部分,那部分可能就失去了。“物是人非”是我們漢語里比較重要的成語,但仔細想一想不僅是人非,物也非,因為有些東西看似還在,但已經不是過去的那個東西了。就像我所寫的小時候瓜果的味道,土壤變不變先不論,種子都變異了,那味道自然失去了,可能永遠沒有了,只存在某種記憶當中。所以現在有各種各樣的博物館,聲音博物館,味覺博物館,這個時代已經沒有的聲音和味覺,只能到這些博物館里去找。散文家把許多人生的感受在文字里存留下來,有些東西可能只有到文字里才能找到。現在的歷史學家為了還原一段歷史,也要借助于文學作品才能還原,因為過去的歷史學家可能記錄了他學術規范認可的那部分,相當一部分丟了,留下的那部分可能還是扭曲的甚至虛假的。我寫過一篇文章叫《歷史的軟成本》,歷史學家更多記錄的是歷史運作的物質成本,軟性的成本、情感的成本在過去是不記錄的,認為個人情感會影響歷史學家的判斷。但在大歷史進程當中,恰恰是人的情感付出是歷史非常重要的成本。如果沒有文學的記錄,歷史的軟成本可能就永遠消失不見。那么多的人經歷了那么多的事、付出了那么多的情感,它們需要作家不間斷地進行表述、存盤。人類走向未來,任何一種成本的付出可能都跟我們以后的進程緊密相連。
舊與新之間互相打磨,兩者的亮光才可能都煥發出來,傳統需要新的東西進行打磨,用異質的文化來煥新
記者:“往日情感”這個書名的另一半是“情感”,這自然是整本書的內核所在。閱讀整本散文集的感受是,給予我情感沖擊最強烈的篇章反而在最前面。比如獲得了豐子愷散文獎的《搖籃》這篇,你以“搖籃”這個意象闡發關于人倫之情的思考,文末《五燈會元》所載三位出家人的臨終偈,其中焦山師體禪師臨終辭眾偈說:“七十二年,搖籃繩斷。”全文結尾“父母給的搖籃一旦墜落了,那也許才是最后的空”這句,非常觸動我。
賈夢瑋:有很多因素激發、推動我寫《搖籃》。最初是我母親的真實故事。我們自以為對身邊的親人很了解,但突然發現并非如此。后來經由了新聞報道和自由來稿的一篇小說的刺激,再就是《五燈會元》的三個臨終偈,所有這些讓我寫成了這樣一篇文章。血緣關系,父母之情,好像是不可動搖的,天經地義的,很難被傷害,但真實的狀況不是這樣的,由于種種原因,中國人最大的人倫——父母之義也要經受挑戰,怎么維護好它,其實是需要思考的。支撐我們走向未來的東西中人倫情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有它,人的心就沒那么荒涼。“搖籃”“搖籃曲”是有形有聲的,但我們每個人心里都有一個無形無聲的東西,它永遠在那兒,每個人的境遇、體會注定它因人而異,需要散文家去進行重新的打量、表述。人倫情感在我們這個時代,其實也有千瘡百孔的危險,所以我把這個東西凸顯出來寫。這篇文章不是單一的對于母愛的歌頌,我想要把真實的、多層次的、痛徹肺腑的東西寫出來。
記者:開篇《地鐵上也有生離死別》中一句“地上跟地下都有人生的十字街頭”,也牽連起復雜的人生感受。
賈夢瑋:這一句是一個陡轉,也是文眼,起到照亮全篇的作用。如果沒有這一句,這篇文章可能失色不少。不管在地上還是地下都有人生的十字路口,外在的或者內在的,表現的或者隱藏的。不僅是選擇,而且也是一種不得不,就算你不愿意,你也得承受這樣的命運。
記者:這或許也是一種人生之“境”。
賈夢瑋:境在中國文學史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詞,是豐富的、可以多闡釋的、不可概括的、可以最大限度地表達人生的一個東西。你面對境的時候,你才是一個真正的人。王昌齡曾經講過,說文章有三種境界,第一個是物境,描寫物理層面的東西;第二個是情境,文章得有情感;真正最高的境界是意境,就是物質、精神的、情感的充分結合。離開物境的情感,它可能是縹緲的、蒼白的、不可信的,只有它跟你的遭遇、經受結合起來,才可能變成一個博大精深的稱之為“境”的東西。所有人都可以到境里去找到自我跟人生、跟世界萬物契合的東西,它不是單一的,它一定是渾成的、有機的。所以優秀的文學作品最后都要有境,由它對人做靈與肉的真正的綜合文學表達。
記者:可不可以這樣理解,這個境是人的境與文的境的合一?
賈夢瑋:文的境肯定是人創造出來的,是經過作家、藝術家的“中央處理器”重新創造的,它不是某個人的,可能是很多人的、很多種情境的遭遇,它綜合起來形成一個東西。它來源于人,卻超越了具體。作家最后把這個境落實在文字上,優秀的文字讓境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它的寬度和深度、豐富性和有機性。
記者:讓我想起你引用的艾略特的一句話,“每一個天才的出現都是重新組合傳統的。”境的形成是否也是傳統的合成?《往日情感》里很多地方是在談傳統,你談論的諸葛亮、范仲淹、王鏊、柳亞子這些人,某種意義上也是在說傳統在一個人身上的呈現。那么,一個人如何選擇傳統,又如何在自身重新組合?
賈夢瑋:每個人說傳統的時候,出發點可能都不一樣。傳統本身不是一個簡單的詞,悠久的傳統太龐雜了,也可以說太博大精深了。如果把傳統放在一個房子里,你站在門口,你會驚慌失措,不知從何下手。傳統是什么?對于我們現代人來說,你要了解一個文明的傳統其實是很困難的,傳統經過歷代的重新闡釋,可能離本原越來越遠。所有的傳統都需要我們進行鑒別。這個傳統究竟在我們現代人身上留下了什么?其實它無處不在,它已經在你身上了,因為一旦在這塊土地上出生,你已經不自覺地被傳統給渲染了,你見到的大地景觀、你使用的漢字、你聽到的話語,都決定了你已經跟傳統無法分離。每個個體的傳統究竟是什么?它其實也是需要鑒別的,否則,你不僅不知道傳統是什么,更不了解傳統究竟給你帶來了什么。
傳統中有很多優質的東西。每次民族危亡的時候,要延續一個民族,要保留一個國家,其實是傳統在起作用。當然,傳統中一些不好的部分,特別到了發展的晚期,會阻礙新生事物的發展。引進西方先進西方的先進思想和技術時,如果沒有傳統作為“磨刀石”,它可能也迅速地被鈍化了。舊與新之間互相打磨,兩者的亮光才可能都煥發出來,傳統需要新的東西進行打磨,用異質的文化來煥新。
散文家是無可回避的,我裸露了自我。如果我回避了這些東西,寫一些無關痛癢的文章,完全沒有價值
記者:有必要提及評論家郜元寶的一段話,“不管是痛惜美好的喪失,反抗時間的掠奪,針砭正義的缺失,還是捕捉和贊美人性的閃光,呵護歷史縫隙中些許的溫情,賈夢瑋皆有如赤子,議論抒情,一任主體心性自然流露,坦坦蕩蕩,不加掩飾。這是他所顯示的最為可貴的‘散文的心’”,其實這指涉了一個關鍵詞“赤子之心”。
賈夢瑋:赤子之心在漢語里面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詞,是說對人生、對世界、對自己、對他人保持一份純真。用佛教的話說,要把自己騰空了,你心窩里是不藏種種偏見的,讓世間萬物回到自己的本位,為它著想,而不是由你的觀點去限制它,規范它。就是說,你的心沒有被污染,好多東西才能呈現它原有的色彩。內心不純凈,世間萬物眾生進入你的心靈世界以后,你本身就把它污染了。它是一種空,但是它也是一種深情,是把別人還原成他自己的深情,不是為了你自己。
記者:我以為赤子之心可以與另一個關鍵詞“知識分子”關聯來看。你引用過法國史學家雅克·勒戈夫關于知識分子的界定,“在理性背后有對正義的激情,在科學背后有對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對更美好的事物的憧憬”,這其實也可以看作是關于赤子之心的另一種定義。
賈夢瑋:你將二者關聯起來提醒了我。“知識分子”可以與“赤子”相互闡釋。在我看來,優秀的知識分子都有一顆赤子之心,對正義的激情、對真理的渴求、對美好事物的憧憬,是“赤子之心”的題中應有之義。但知識分子要行使知識分子的職能,不能僅憑“赤子之心”,而必須具備“理性”“科學”“批判”等等素養、技能和堅持。憑著這些,我們也才能保持“赤子之心”。
記者:你說過一句話,散文背后站著的是人。你散文背后的這個人,我的感受是內心有沖突,所以你的情感、你的文章才呈現出現在的樣子。想問的是,這個內心沖突也是知識分子的一部分嗎?
賈夢瑋:知識分子,或者散文家,內心很少有完全平靜的時候。他要每時每刻跟外在的世界有感應、有沖突,否則你就做不了一個好的散文家。人們對世界、人生的認識不可能是完全統一的,你一定有辨別、有矛盾、有試圖證明一些什么的沖動,你是敏感的,所以才想寫作。這個敏感也不是普通人的敏感,優秀的作家必然帶著他作為一個生命個體、精神主體的所有過去,與現實“戰斗”。我曾經辨析過看似相同的兩個詞:單純與純潔。孩童不曉世事,那是單純。人子經歷過社會人生的大染缸,經歷過種種的精神波動,經歷過自己所必須經受的一切,仍能保持赤子之心,這才是純潔。一個赤子他必須從單純走向純潔,他才能保證他的赤子之心,成為一個知識分子。
記者:這讓我想起別人形容你的一個詞,直率,你的散文也是坦誠的,將自己的內心袒露。
賈夢瑋: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說“發言真率,無所畏避”,這是非常高的原則。散文這個文體是人決定文,小說家通過情節、人物塑造,詩人通過意境塑造,但散文家是無可回避的。我在書中寫情感和兩性關系,寫對知識分子的一些思考,無可回避,也不能回避。我裸露了自我,有可能會刺痛一些人,但我不在意,如果我回避了這些東西,寫一些無關痛癢的文章,完全沒有價值。
記者:來到“自我的存在”這個關鍵詞,如果將這個詞延展開來,可以這樣說,你散文中的自我是從一個“小的自我”變為哲學意義上的“自我的存在”。
賈夢瑋:與小說、詩歌、戲劇作品不同,散文作品都有兩個主人公:一個是作品中描寫的那個主人公,一個就是散文家自己。這個“我”一旦開始寫作,就進入了文學作品內部,就要接受靈魂的拷問,而不僅僅是一個作為符號的作者。所以,散文的價值觀就有了兩個維度:對描寫對象的審視和對作者自己的審視;最終又是合二為一的:寫他人就是寫自己,寫自己是為了他人。散文家精神情感的質量直接決定了散文作品的質量。
記者:不難發現,你對于哲學的興趣。哲學對于塑造一個散文家的獨特面向,不乏先例,它在你的寫作中,有怎樣的意義?
賈夢瑋:《往日情感》是哲學和文學的合作,丁帆老師說它是情與思的結合,它有情感的文學的東西,也有哲學的思考的東西,共同讓那些被掠奪的、被污染的、被曲解的往日情感恢復它的本來面目,恢復它復雜的、多層次的、波動的存在。
一個人如果對哲學感興趣,那應該是天生的。不是說有了哲學才有這種意識,而是他天生就對人的命運敏感,當他寫作時自然會將哲學與文學結合起來。這對文學肯定很有幫助。一任感性流淌會造成濫情和誤解。文學需要哲學的理性和辯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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