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適道

這周的“黑色星期一場面觸目驚心：全球股市全線殺跌，場面觸目驚心：日經225指數暴跌超8%，韓國股指大跌近5%，MSCI亞太指數跌幅擴大至2.3%，澳大利亞S&P/ASX 200指數慘跌6.3%。美國股市3日和4日連續兩個交易日暴跌，標普500指數出現10.53%的累計跌幅，過去兩交易日已蒸發5.4萬億美元。”

這一切都“歸功于” 特朗普新關稅政策。經濟學家警告，持續的關稅行動恐加劇通脹壓力，進一步拖累經濟增長。摩根大通預測2025年全球經濟衰退機率升至60%。

為什么關稅會引發如此巨大的市場混亂？美國到底想干什么？

答案或許藏在特朗普政府的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中——被稱為“海湖莊園三桶方案”的全球貿易重構藍圖。

01 關稅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坐落于佛羅里達州棕櫚灘的海湖莊園（Mar-a-Lago），是特朗普最鐘愛的私人產業之一。這座建于1927年的奢華莊園占地17英畝，擁有58間臥室、33間浴室，裝飾著閃閃發光的金箔和意大利大理石，周圍環繞著精心修剪的花園和一座18洞高爾夫球場。

在美國政治新格局中，海湖莊園的象征意義非凡。它不僅是特朗普的私人俱樂部，更成為了一個政治朝圣地和權力中心。特朗普在這里會見政要、規劃政策，甚至處理國家機密文件。現在，這座金碧輝煌的地中海風格建筑又將自己的名字賦予了一項可能重塑全球經濟秩序的計劃。

“海湖莊園協議”是特朗普團隊構想中的一項全球性貿易金融協議，其雄心不亞于二戰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或1985年的廣場協議。這一設想旨在通過美國的主導，重新定義全球經濟規則，確保美國在貿易關系中的優勢地位。

表面上看，特朗普的高關稅政策似乎是一種保護主義舉措，但在其團隊的戰略構想中，關稅本身從來都不是最終目的，而只是達成目標的手段和談判籌碼。特朗普顧問貝森特等人多次強調，特朗普“把關稅當作實現自由貿易的手段”。這聽起來像是一個悖論——用保護主義工具追求自由貿易目標？但在特朗普的商業邏輯中，這或許是一種施壓策略：先用懲罰性關稅造成足夠的經濟痛苦，迫使對手屈服讓步，最終達成對美國更有利的貿易條款。正如一位經濟分析師所言：“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就像一把懸在全球經濟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目的不是要落下來，而是威脅你接受他的條件。”

實際上，特朗普的顧問團隊希望通過關稅壓力和談判，將各國“誘導”至談判桌前，共同簽署這一協議。與以往的國際協議不同，“海湖莊園協議”不僅涉及傳統貿易領域，還計劃將美元匯率、各國持有的美債以及美國的安全承諾捆綁在一起，形成一套全方位的經濟外交工具，從而徹底重塑美國主導的貿易秩序。

02 “三桶方案”：特朗普的全球貿易大棋局

現在美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面臨著“特里芬難題（Triffin Dilemma）”。這個概念由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在1960年代提出：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美元必須保持足夠的國際流通量以滿足全球貿易需求，但這必然導致美國持續貿易逆差，最終可能削弱人們對美元的信心。當一國貨幣成為全球儲備貨幣時，該國需要向世界輸出自身貨幣，這導致經常項目逆差不斷擴大，直到達到某個臨界點——目前美國正處于這樣的“特里芬邊界”。

也就是說，美國現在面臨著一個幾乎無法調和的矛盾：一方面，它需要維持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這帶來了“鑄幣稅”、低利率融資和全球金融主導權等巨大好處；另一方面，這一地位也帶來了持續擴大的貿易逆差，導致國內制造業空心化、就業流失和不斷積累的對外債務。美國既不能放棄美元霸權的好處，又無法承受繼續擴大貿易逆差的代價——這就是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三桶方案”和海湖莊園協議解決的核心困境。

這個方案的核心邏輯應該是：通過關稅威脅和分類待遇，迫使各國簽署一個新的全球貿易協議，其中將包含匯率條款（類似廣場協議），使美元適度貶值，同時又不至于完全喪失儲備貨幣地位。這種平衡策略試圖突破特里芬困境的二元悖論——既想維持美元的全球地位，又要減少貿易逆差。

具體而言，“三桶方案”將全球各國按照與美國的合作程度劃分為三類：

“綠色”國家是愿與美國深度合作的友好國家，它們將獲得貿易優惠，并承諾不操縱匯率、公平貿易、減少對美順差，以及認可美國的部分安全關切；“黃色”國家是立場游移的國家，將面臨某種程度的貿易壁壘，除非它們承諾改變貿易行為；“紅色”國家則是被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的國家，將面臨高額關稅懲罰，直到它們同意重新談判雙邊關系。

這一分類系統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新的國際貿易金融秩序，其中：

• 通過壓低美元匯率，提高美國制造業競爭力，減少貿易逆差；
• 迫使貿易順差國（如中國、歐盟、墨西哥等）允許本幣升值，減少對美出口；
• 重新分配全球儲備貨幣責任，減輕單一美元體系的壓力；
• 為美國國內制造業創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呵呵）。

特朗普團隊成員貝森特曾明確表示：“我們應該清楚地表明，將存在綠色、黃色與紅色三個區域……每個國家可以選擇被分入哪一區域，并得到相應待遇。”

想法很美好，手段很殘暴。

實際上，已經有國家開始對可能到來的“海湖莊園協議”進行提前定價。最明顯的例子是日元匯率走勢：日元兌美元一度升至145左右。自年初以來，美元/日元下跌約6%。花旗分析師指出，“日元走勢之下還隱含了市場對特朗普政府可能發起的海湖莊園協議的定價”。畢竟，對于日元而言，特朗普目前比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更具影響力。

越南的案例則更加直接地揭示了特朗普戰略的真正目標——遠不止于關稅問題。面對特朗普宣布的46%懲罰性關稅，越南領導人迅速“滑跪”，并表示：取消所有對美國進口商品的關稅，并請求將特朗普的關稅措施至少推遲45天實施。然而，白宮高級顧問納瓦羅的回應是：“即使我們雙方將關稅降至零，我們與越南的貿易逆差仍將達到約1200億美元...問題在于他們所有的非關稅欺騙行為。”當被問及這是否意味著對越南的關稅將繼續實施時，納瓦羅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是的。”

03 企業視角：全球供應鏈劇烈震蕩下如何應對

在這場全球貿易格局的急劇重構中，跨國企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隨著關稅壁壘的急劇上升和供應鏈不確定性的加劇，企業被迫重新思考其全球化戰略。

金融市場自然對這一變局的反應最為靈敏和激烈。投資者正重新評估全球資產配置，將關稅風險納入估值模型。高盛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如果特朗普的關稅計劃全面實施，標普500指數成分股的平均利潤率可能下降1.5-2個百分點。尤其是依賴全球供應鏈的消費品、汽車和科技行業將首當其沖。

對企業決策者而言，應對之道或許在于“戰略模糊+戰術靈活”。在戰略層面，企業需保持政治中立，避免被卷入大國博弈；在戰術層面，則應建立更具韌性的供應鏈網絡，提高運營靈活性。正如全球供應鏈協會主席黃智生所言：“在未來的‘三桶世界'中，企業最需要的能力是快速適應變化的環境和規則，而不是對某一種趨勢押注。”

比如，豐田汽車正在建立“區域自主、全球協同”的生產網絡，確保在各主要市場都具備完整的研發和生產能力；亞馬遜則通過數字化和本地化戰略，降低跨境物流依賴；半導體巨頭英特爾更是提出“全球制造，本地供應”的新模式，試圖在地緣政治分化的世界中保持競爭力。

然而，中小企業面臨的挑戰更為嚴峻。它們既缺乏資源在多個國家同時布局，又難以承受突然上升的關稅成本。對這些企業而言，或許唯一的生存之道是尋找利基市場，或與大型企業形成戰略聯盟，共同應對風險。

從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到廣場協議的簽署，歷史上每一次貨幣體系變革都伴隨著市場動蕩和大國博弈。“海湖莊園協議”如果成真，必將成為國際金融體系的又一重大轉折點。可惜，身處歷史轉折點的人，往往都是“不幸的大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