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于：財經雜志志｜作者：袁云峰 賈康｜責任編輯：楊明慧｜封圖來源：視覺中國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實施三年來，浙江創新構建“政策引領×村民覺醒×社會協同×制度創新”的“能動性方程式”，為全國貢獻“強村富民”的浙江解法

鄉村振興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實施三年來，浙江以制度創新破解深層次矛盾，形成了具有全國示范價值的鄉村振興實踐體系。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戰略部署，當下在農業現代化指數連續八年領跑全國的浙江，鄉村振興已進入“深水區”攻堅階段：面對“政府熱、農民冷”的參與困境、“資源多、整合難”的結構矛盾、“投入大、效益低”的效能瓶頸，浙江創新構建“政策引領×村民覺醒×社會協同×制度創新”的“能動性方程式”，通過要素乘數效應，推動鄉村振興從“輸血式”幫扶向“造血式”發展躍升，為全國貢獻“強村富民”的浙江解法。

政策引領，筑牢鄉村振興的“四梁八柱”

政策是鄉村振興的“導航儀”和“穩定器”。近年來，從中央一號文件連續聚焦“三農”問題，到鄉村振興促進法的頒布實施，頂層設計日益完善。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健全推進鄉村全面振興長效機制”，強調“兩個持續”（糧食安全、鞏固脫貧成果）與“四個著力”（縣域產業、鄉村建設、治理體系、要素保障），進一步明確了政策導向。

政策引領的核心在于精準性和可持續性。例如，在糧食安全領域，針對糧食生產責任落實難、風險保障不足等問題，嘉興市創新“田長制+種糧險”政策組合，平湖市通過“退林還耕”專項政策新增耕地1.2萬畝，2024年全市糧食總產突破10億斤，創十年來新高。這些實踐表明，政策需以問題為導向，既要注重“硬件”投入（如高標準農田建設），也要強化“軟件”支撐（如種業創新和農民培訓）。

然而，政策落地需避免“一刀切”。例如，景寧畬族自治縣將民族地區發展政策與鄉村振興相銜接，打造“惠明茶”地標品牌，帶動3.2萬茶農增收。在泰順縣，針對山區空心村問題，采取“政策包干+鄉賢定制”模式，司前畬族鎮通過“生態搬遷+產業植入”政策組合，實現11個自然村整村搬遷與特色民宿集群發展。政策的生命力在于因地制宜，既要“自上而下”規劃，也要“自下而上”響應，關鍵在于可行而見實效。

村民覺醒，激活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

村民是鄉村振興的主體，其主體意識的覺醒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當前，部分鄉村存在“等靠要”思想傾向，導致資源依賴性強而內生動力不足。破解這一困局，需從文化認同、利益聯結和能力提升三方面入手。

首先是文化認同鑄魂。作為全國傳統村落保護發展示范縣，松陽縣以“活態保護、有機發展”為核心理念，通過“拯救老屋行動”，將78個中國傳統村落轉化為文化振興引擎。2024年全縣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9.2%，帶動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8.3%至2.9萬元，成功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鄉村振興最佳實踐”案例。

其次是利益聯結固本。衢州市柯城區創新“農戶土地入股、集體統一管理、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上鋪模式”，通過構建“保底收益+二次分紅”利益聯結機制，實現農田增綠、糧食增產、農民增收、集體增效的“四增”目標。2024年，全區40個村2萬余戶農民通過土地托管增收2000余萬元，村集體經營性收入同比增長35%。

最后是能力提升強基。湖州市實施“余村全球合伙人”計劃，吸引青年人才參與鄉村建設。2024年，全市培育農創客7330名、創客團隊792個，青年入鄉創業帶動低收入農戶人均增收3萬余元。此類實踐表明，鄉村振興需十分注重從“授人以魚”轉向“授人以漁”。

社會協同，構建多元共治的“振興共同體”

鄉村振興不是政府的“獨角戲”，而是全社會參與的“大合唱”，需整合高校、社會組織、鄉賢等各方力量，形成“政府主導、市場發力、社會參與”的協同機制。這也可從三方面總結基本經驗。

首先是高校賦能產業。例如，寧海縣與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美院等十余所高校建立合作在全國首創藝術振興鄉村新模式，推動藝術家激活村民創造力、高校提供智力支持，2024年寧海藝術賦能村集體經濟收入平均增長50%，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4萬元，寧海經驗獲央視《新聞聯播》報道，復制推廣至6省13縣。

其次是社會組織補位。遂昌縣通過培育127家社會組織，構建起覆蓋教育、醫療、文化等領域的公共服務網絡。2024年，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購買服務項目86個，投入資金2300萬元，受益村民超5萬人次，成功打造“社會組織補位”的共富樣本。

最后是鄉賢反哺桑梓。新鄉賢憑借資金、技術或人脈資源，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推動者。蕭山區創新構建“鄉賢+產業+治理”三位一體模式，通過全域建立鄉賢組織網絡，吸引3000余名新鄉賢回歸，累計招引資金超9億元，形成“人才回鄉、資金回流、技術回援”的發展態勢。2024年全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5.2萬元，村集體經濟年收入超千萬元的行政村占比達32%，成功打造鄉賢反哺桑梓的共富樣板。

制度創新，破解深層次矛盾的“金鑰匙”

制度創新是鄉村振興的“火車頭”和“加速器”，需在土地、金融、生態等領域突破瓶頸而行穩致遠。

首先是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大力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探索宅基地“三權分置”和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釋放土地紅利。例如，紹興市在全國率先開展閑置農房激活利用，累計激活閑置農房1.58萬幢，引進開發項目2965個，帶動農民就業超2萬人，形成“閑置房變經營房、破舊村成網紅村”的轉型范例。

其次是金融機制突破方面，大力推廣“鄉村振興貸”“農業保險+”等產品，降低融資成本與風險。例如浙江省北侖區建立“陽光農村產權信用貸”“花木貸”等金融產品，有效破解農業發展融資難題，2024年累計發放貸款15.39億元，惠及4238戶農戶。

最后是生態價值轉化方面，浙江省安吉縣成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發源地，建立全國首個縣級竹林碳匯收儲交易平臺，通過“林權流轉—碳匯收儲—平臺交易—收益反哺”全鏈條機制，將竹林生態價值轉化為經濟收益。截至2024年，累計交易碳匯4.63萬噸，成交額173.15億元，帶動167個村集體年均增收100萬元以上，農戶人均年增收8000元。

浙江推動鄉村振興的“能動性方程式”，本質是構建“政府—村民—社會—制度”的良性互動生態，以創新為第一動力推進高水平包容式發展。政策引領需“精準滴灌”，村民覺醒要“厚植根基”，社會協同應“廣納百川”，制度創新當“刀刃向內”。唯有如此，才能將鄉村振興的宏偉藍圖轉化為中國式現代化生動而成功的實踐，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尊嚴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共同富裕、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

（作者袁云峰為上海交通大學博士、財政部博士后；賈康為財政部財科原所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編輯：李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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