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除了睡覺，大概沒有一個現代人能離開手機超過半天。從日常生活的角度來說，沒有一部連著網絡的手機，寸步難行，哪怕十幾分鐘不看屏幕，可能都會感到某種難以言狀卻又真實存在的焦慮。要是忽然找不到手機，“生存危機”的警報馬上被觸發，仿佛有什么身體器官不見了。

當然，我們還是有一些時刻是想要逃避手機的，這是因為我們一邊刷著手機，另一邊也深知沉迷于此總歸不是一件好事。至于最終是否做到另當別論了：剛反思完長時間刷手機不對，隔了一會兒，來了精神，又是幾個小時?？傊?，“不要沉迷手機”這個意識或多或少是有的。

那么，孩子呢？

《杰克茜》（Jexi，2019）劇照。

成為手機用戶的年齡越來越小，而孩子們耗在電子屏幕上的時間也越來越長。是的，這個全球性現象正在顛覆人們關于童年的認知。過去，家長擔心孩子花了太多時間在電視上，如今新的電子屏幕全面進入每個角落，曾經所擔心的，反倒變得無關緊要了——相對于手機來說，電視至少還可控。將時間再往前拉一些，到院落與同伴玩耍則是大多數孩子的童年。那個時候，孩子們是生活在這樣一個童年世界：被各種實時的、具身性的玩?；顒影鼑?。世界在發生巨變，如《焦慮的一代》作者喬納森·海特說，一種“手機式童年”已經在本世紀蔓延開來，他使用的是美國社會數據，其所描述的現象卻具有顯著的全球性特征。如何養育接下來的這一代孩子？Z世代（網絡用語，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經歷了初期的“手機式童年”，海特講的一些案例也來源于此，而2009年后出生的孩子，其童年則可能完全被手機浸泡。相比于成年人，他們甚至不知如此玩耍手機的影響，也不太會產生“想要逃避手機”的想法。

也是，你看，作為成年人的我們，也是通過手機來反思手機的過度使用。

但是，我們需要知道過早沉迷于手機的“手機式童年”究竟意味著什么。以下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焦慮的一代》一書相關章節，內容為“手機式童年”的部分影響。摘編有刪減，標題為摘編者所起，注釋見原書。

原文作者｜[美]喬納森·海特

《焦慮的一代》，[美]喬納森·海特著，趙學坤 譯，彭凱平 審定，中國紡織出版社｜湛廬文化，2025年3月。

消失的同伴玩耍：一種社會剝奪

孩子需要和伙伴們一起面對面地玩耍，以提高社交能力。然而，“幾乎每天”都能和朋友一起玩的學生的比例，自2009年起呈顯著下降趨勢。

更詳細的數據請見圖。

美國各年齡段群體平均每天與朋友共處的時間，資料來源：American Time Use Study。圖片為《焦慮的一代》插圖。

上圖顯示的是在2003—2019年不同年齡段的美國人，每天與朋友們共度的時間分別減少了多少。資料來源于一項調查，這項調查主要研究不同年齡段美國人消磨時間的方式。不足為奇的是，最年輕的群體（15～24歲）與朋友相處的時間比年長群體要多。畢竟那些年齡更大的人需要兼顧事業和家庭。21世紀最初幾年，這種差異非常明顯，但隨后便開始縮小，2013年之后更是急速趨向一致。研究人員采集2020年的數據時，正值新冠疫情肆虐，所以兩個年長群體的曲線在2019年后有個明顯向下的轉折點。

奇怪的是，最年輕的群體竟然沒出現這樣的轉折。原因很簡單，早在新冠疫情暴發前，年輕人的數據就已經在急速下降，疫情帶來的限制措施并未造成太大的額外影響。2020年，大家需要盡量隔離，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但Z世代早在擁有第一部智能手機時，就已經開始主動隔離自己，在保持社交距離方面表現“優異”。

當然，那個時候的青少年是不會察覺到自己在遠離朋友的。他們覺得自己只是把友誼的舞臺從現實世界搬到了社交媒體和網絡游戲而已。那不是挺好的嗎？其實那并不好。正如心理學家瓊·特文吉所展示的，青少年在社交媒體上花的時間越多，越容易出現抑郁、焦慮或其他障礙；而參加同齡人的集體活動越多，比如團體性的體育運動或宗教活動等，孩子的心理就越健康。

動畫短片《低頭人生》（2015）畫面。

這是有道理的。孩子們需要參加面對面的、實時的、具身性的玩耍活動。最好的玩耍場所在戶外，偶爾包含一些冒險和刺激的元素。跟朋友視頻聊天也不錯，這其實就像是傳統的電話通話，只是多了可視化的功能。但如果孩子只是孤零零地待在房間里，刷著流媒體推送的動態；或者無休止地玩電子游戲，游戲里的隊友和對手一會兒就換一撥；抑或自己發表一些內容，然后眼巴巴地等著其他孩子（甚至是陌生人）點贊或評論，那就不好了，這對他們的成長和健康著實無益。這些活動吞噬了孩子大量的時間，侵占著本可以和朋友共度的時光。

童年大重構帶來的社會剝奪效應極大，不只剝奪了孩子和朋友一起玩耍的時間而已。就算孩子們見到了朋友，彼此相距咫尺，受手機式童年的影響，他們共度時光的質量也大大下降。兜里的手機振動幾下，他們就會立刻停止聊天，把視線從朋友身上轉移到手機屏幕上，生怕錯過了什么重要的信息。此時他們倒不會讓朋友住口，只是會默默低下頭，輕叩手指，認真閱讀手機里的內容。正在說話的朋友自然就會失落，覺得自己不如這條信息重要。兩個人在對話時，只要其中一個人掏出了手機，或者他身旁放著一部手機，可能都不是他自己的，那么這場溝通的效果、兩人間的親密度就會大打折扣。隨著顯示技術從口袋走向手腕，甚至進入頭戴設備和護目鏡，人們全神貫注地跟面前的人溝通的能力越來越弱。

無論什么年齡，被他人忽視都是一種痛苦。而青少年正在形成自我認知，尋找歸屬感，但身邊的每個人都在間接地提醒他，他無足輕重，跟手機里的人比不了。再看看年幼孩子的情況。2014年，《高光》（Highlights）雜志進行了一項調查，發現6～12歲的兒童中，有62%的孩子表示，每當自己想跟父母交談時，父母總是心不在焉，最大的原因就是看手機。父母也知道自己對不起孩子。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68%的父母承認，他們在陪伴孩子時，偶爾或常常會因為手機而分心。在年輕的父母以及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群體中，這一比例更高。

童年大重構摧毀了Z世代的社交生活，因為智能手機可以把Z世代的孩子與全世界的人都連接起來，卻唯獨隔絕了身邊的人。一位加拿大的大學生在給我的來信中寫道：

Z世代是孤獨的一代。我們的友誼很虛浮，我們的愛情很脆弱。這些關系深受社交媒體的引導和牽制……你不難發現，大學校園里早沒了社群的概念。當我走進上課的教室時，常?？吹?0多個學生一言不發地待著。教室里靜悄悄的，每個人都刷著手機。沒人敢發出聲音，好像生怕被別人聽到。環境越安靜，我們就越疏離，自我認知和自信心的建立更是無從談起。我對這種體驗再熟悉不過，因為我是其中的親歷者。

睡眠時間，再次減少

上學的日子里，為了讓孩子按時睡覺，父母們總是絞盡腦汁，而智能手機的到來，讓這場“惡戰”更難打了。人的生物鐘會變，進入青春期后睡得更晚些。但第二天的起床時間是由學校上課的時間決定的，孩子無法睡懶覺。

從大腦和身體的需求來說，大多數孩子沒睡夠時間。這實在是可惜。因為不管在校內還是在校外，學生想表現優異，充足的睡眠都是必要條件，尤其是在青春期，大腦正在快速發育，神經重構的速度遠快于之前。跟睡眠充足的孩子比，缺乏睡眠的孩子總是無法集中注意力，記東西也慢半拍。他們的學習成績因此受到影響。他們的反應速度、決策力和運動技能也會下降，這增加了他們發生意外的風險。他們整天煩悶，動輒生氣或焦慮，人際關系也因此受到影響。長期睡眠剝奪還會損害更多生理機能，導致體重增加、免疫抑制等健康問題。

未成年人需要的睡眠時間比成年人多。進入青春期前，每天至少要睡夠9小時；進入青春期后，至少要8小時。早在2001年，一位知名的睡眠專家就指出：“所有孩子一進入青春期就成了夜貓子，他們的睡眠時間太少了?！?2圖5-2所示為美國八年級、十年級、十二年級的學生中，難以保證每天7小時睡眠的占比情況。從這幅圖可知，他說這句話時，睡眠剝奪現象就已經持續有10年了。2010年起，情況稍微穩定了一些，但2013年后，形勢又進一步惡化了。

美國每天睡不夠7小時的青少年比例，資料來源：Monitoring the Future。圖片為《焦慮的一代》插圖。

從發生的時間上看，睡眠時間的再次減少和手機式童年的開端剛好重合。這只是個巧合嗎？還是說兩者本就有關聯呢？

不少證據證明，關聯的可能性極大。一篇針對36項相關性研究的綜述報告發現，對社交媒體的重度使用與睡眠時間的減少是強相關的；而且，前者與心理健康問題的出現也強相關。該綜述還指出，如果人在一段時間內重度使用社交媒體，那么接下來一段時間就極有可能出現睡眠問題以及心理問題。一項實驗發現，上學期間，青少年連續兩周晚上9點以后不用或少用手機的話，睡眠時間會顯著增加，入睡時間會提前，且在需要集中注意力或快速反應的事情上能表現得更好。另有幾項研究采用了不同的設備或活動做實驗，包括電子書、電子游戲和電腦等，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夜里用智能設備用到太晚，會干擾睡眠。所以，重度使用電子設備和睡眠剝奪不僅是相關而已，兩者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因果關系。

這種因果關系很符合大家的直觀感受。特文吉和同事們研究了英國的一個大型數據集后，也得出結論：“重度使用網絡媒體與睡眠時間的縮短、入睡困難、頻繁夜醒現象有關。”那些躺在床上刷社交媒體或上網閑逛的行為對睡眠干擾最嚴重。

《抓娃娃》（2024）劇照。

干擾Z世代睡眠的不止社交媒體這一個因素。手機里還有很多好看、好玩、好入手的事情，它們都是睡眠剝奪的“要犯”，如手機游戲、流媒體視頻等。奈飛的首席執行官曾在投資者會議上針對競爭局面說道：“大家都懂的，觀眾只要看了一點兒我們的節目就會上癮，就想熬夜看下去。一定程度上講，我們的競爭對手是睡眠?！?/p>

青少年的大腦正在飛速發育，此時若遭遇睡眠剝奪，將產生怎樣的后果呢？

有一項名為“青少年大腦的認知發展研究”的調查可以給我們提供答案。調查團隊于2016年掃描了超過11 000名9～10歲兒童的大腦，并對他們進行跟蹤調查，持續觀察他們在青春期、青少年期的表現。基于這項龐大的研究工程，專家們發表了數百篇論文，其中就不乏針對睡眠剝奪的研究。比如，2020年的一項研究發現，睡眠干擾的加重和睡眠時間的縮短，與嚴重的內化行為（包括抑郁）和外化行為（包括暴力攻擊，以及由沖動造成的其他反社會行為）呈正相關關系。這項研究還發現，研究初期的睡眠干擾程度能夠“顯著預測”一年后抑郁情緒及內化和外化問題的嚴重性。簡言之，一個睡不夠或睡不好的人更可能抑郁，或者出現行為方面的問題。這種影響對女孩更加明顯。

所以，兒童和青少年必須獲得充足的睡眠，以促進大腦的健康發育，讓第二天有良好的注意力和身心狀態。一旦睡前可以玩電子設備，尤其是手機這種可以趴被窩里玩的小屏幕設備，孩子們就會忘記時間，玩到深夜。再看看這場席卷全球的心理大危機，電子設備造成的睡眠剝奪很可能就是背后的元兇之一。

保持專注，難

1961年，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的短篇小說《哈里森·伯格朗》（Harrison Bergeron）出版了。故事背景設定在一個極端平等的未來時代。那時的美國已通過憲法修正案，規定任何人都不得比其他人更聰明、更有魅力或更強壯。“助殘會會長”是一名政府官員，負責強制執行全民平等政策，確保所有人的能力、權利都相等。智商過高的人必須時刻佩戴一個干擾耳機。耳機大約每20秒就會發出噪聲，打斷人的思考，使其思維能力降至大眾的平均水平。

幾年前我開始和學生們討論，手機對他們的學習和工作效率有何影響。當時我就想起了這個故事。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發短信逐漸成了年輕人主流的溝通方式。他們習慣將手機調到振動模式，導致手機一整天振個不停，尤其是參與群聊時。但實際情況遠比我想的還要糟糕。大多數學生會接收到幾十個應用程序的通知，以及各種新聞網站。這些網站會用“突發新聞”字樣來提醒學生們關注政治、體育新聞，以及名人的私生活動態。

一項調查稱，一個年輕人的手機每天能從用得最多的社交和信息應用程序中收到約192次通知。青少年平均每晚的睡眠時間只有7小時了。如此算來，在他們醒著的時間里，平均每小時會收到約11次通知，相當于每5分鐘就有一次。這還沒算其他應用程序。其他應用程序如果沒關閉推送功能，還得再加上好幾十個振動的源頭，用戶注意力被擾亂的次數大幅增加。這還只是普通青少年的情況。如果我們聚焦于重度用戶，如頻繁使用短信和社交媒體的青春期女孩，其使用手機的頻率高達每分鐘一次。科技公司在商戰中用盡手段，把青少年本就不多的注意力剝奪殆盡，將馮內古特筆下怪誕的環境設定，帶到了Z世代的現實生活里。

1890年，美國杰出的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把注意力描述為“在幾個并行的潛在目標或思想碎片之中，意識突然提取了其中一種，使其呈現出清晰鮮明的形象……它意味著為了有效處理一些事情，我們要放棄另一些”。有了注意力，我們才能在誘惑的包圍圈中堅守住最初的選擇，專注于一項任務、一條線索或一種思維。反之，若思路任由其他事情打斷，我們就無法專注，陷入“困惑、迷茫、心不在焉”的狀態。

《手機人生》（Zapped，2014）劇照。

互聯網也侵入了閱讀的世界，我們已經把大半閱讀轉移到了線上，保持專注變得難上加難。超鏈接埋伏在文章各處，招搖地引誘我們走上岔路，放棄對正文的閱讀。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Carr）在2010年出版了著作《淺薄》（The Shallows），書名真是一針見血。他在書中哀嘆，自己已無法專心致志地做事了?；ヂ摼W顛覆了他的大腦檢索信息的方式，他甚至無法離線閱讀，還是會分心。他不能再如往昔般集中注意力和反思問題，因為他已對持續的刺激上了癮：“以前，我戴著潛水呼吸器在文字的海洋中緩緩前進。現在，我就像一個摩托快艇手，貼著水面呼嘯而過?！?/p>

《淺薄》（The Shallows）原著書封。

卡爾寫作這本書時，描述的還是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最初10年的事，那時用的上網設備是電腦。他偶爾會提起的黑莓手機和iPhone，都是在書籍出版的前幾年才流行起來的。要說破壞力，它們跟后來那些振個不停的智能手機完全沒法比。電腦頁面的超鏈接畢竟被動，需要人動手點擊才行，誘惑力還是有限。推送和流媒體極具破壞性。每個應用程序都像是一個岔路口；每條通知都如拉斯維加斯的霓虹招牌般魔幻，引誘著你停下腳步：“點擊這里！我馬上告訴你別人剛剛對你說了什么?！?/p>

無論成年人在這場注意力大戰中多么力不從心，都沒有青少年那樣舉步維艱。因為他們的前額葉皮質還未發育成熟，拒絕誘惑的能力非常弱。詹姆斯描述道：“孩子們對即時的感官刺激異常敏感，沒有抵抗力……孩子似乎更容易被周圍的事物所吸引，而非由自己的意志所控制。”讓學生們把分散的思緒收回來，是“老師們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所以在上學的日子里，學校有必要用手機儲物柜或上鎖的袋子，徹底鎖住學生們的手機。應用程序的開發者的目的本就是用“即時的感官刺激”來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他們在這方面非常擅長。

《杰克茜》（Jexi，2019）劇照。

電子產品無休止的干擾，讓思考不停地中斷或轉向，持續地使注意力碎片化。這一定會阻礙孩子思維能力的發展。他們的大腦正在快速重構，這種注意力模式可能會在神經系統中留下終生的印記。許多研究發現，那些在課堂上可以使用手機的學生，對老師的話就不那么專心了。人類的大腦并不支持真正的多線程工作，表面上的多任務協同，其實只是在各個任務間快速切換注意力而已，而每次切換都在無形中浪費了大量注意力。

就算學生沒有拿起手機，只是知道手機在附近，注意力也會受到影響。在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將一群大學生帶進實驗室，隨機安排他們將手機放在不同的位置。有些學生是把包和手機放在實驗室外的入口處，有些是把手機放在口袋里或隨身的包里，還有些將手機放在眼前的桌子上。然后，研究人員讓學生完成測試，考察他們的流體智力和工作記憶能力。比如，記住一串字母，并解答數學問題。結果顯示，手機被放在門外的學生表現最佳，手機擺在眼前的學生表現最差，手機放在口袋里的表現介于兩者之間。這種對比在重度使用者中更加明顯。這個研究的報告標題是《腦力流失：智能手機的存在會削弱可調動的認知能力》。

在青春期這個成長的關鍵時期，隨心所欲地玩手機，會干擾他們專注力的發展與強化。研究表明，很多患有ADHD（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的青少年是智能手機和電子游戲的重度用戶。我們通常認為，ADHD讓患者更渴求電子屏幕的刺激，他們在電子游戲中才能獲得良好的專注力，自己也享受這份專注力。不過，這種相關關系反過來是不是也成立呢？手機式童年有沒有可能也在加劇ADHD的癥狀呢？

看起來是這樣的。荷蘭的一項縱向研究發現，在一定時間內，年輕人增加對成癮性社交媒體的使用，那么在下一次測量時，就會出現更嚴重的ADHD癥狀。另一個荷蘭團隊也采用了類似的方法進行研究，同樣發現重度的、多任務的媒體使用，后續會導致注意力下降。但這種效應只在年齡較小的青少年組（11～13歲）里存在，且對女孩的影響尤為強烈。

整個兒童時期，大腦都在發育，到青春期會顯著提速。孩子們在中學階段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培養“執行能力”。這要求他們能根據目標制訂計劃，然后切實落地。執行能力不易提高，因為它非常依賴前額葉皮質，而前額葉皮質在青春期經歷重要的發展變化，是整個大腦重構工程的“收官之作”。執行能力的發展需要極強的自我控制力、專注力和抗干擾能力。手機式童年起到的很可能是反作用。如果孩子只是偶爾用一下手機，我還不能斷言一定有害。但對于重度用戶來說，我們確實一致觀察到了更糟糕的結果，部分原因在于這些用戶往往在某種程度上對手機上癮了。

原文作者/[美]喬納森·海特

摘編/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