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風云變幻的當下——特朗普二次執政后的關稅升級、地緣沖突加劇產業鏈“近岸化”、人工智能革命催生新產業范式、文化出海打通新的鏈路……中國經濟正處于關鍵的轉型與發展時期。

在“中國經濟與地緣政治機遇與挑戰”交大安泰EMBA新春論壇暨招生新政發布會上，黃少卿教授以《2025年中國宏觀經濟的挑戰與應對》為題，系統拆解中國經濟結構性矛盾，并提出了兼具短期紓困與長期變革的破局之策，探討中國如何在多重壓力下走出一條系統性突圍的路徑。

* 本文根據《聚焦交大安泰EMBA新春論壇：變局時代下的中國經濟思辨，提振消費、創新驅動與制度變革成關鍵》編輯整理。

回顧2024年中國宏觀經濟，在諸多挑戰下，我國經濟有驚無險達成5%增長目標。黃少卿認為，“驚險過關”背后的核心矛盾仍是國內總需求不足。

在消費端，盡管“以舊換新”政策有效提振了家電消費的增長，增長了約12.3%，但其邊際效應在今年以來也顯現出疲態走勢。黃少卿建議未來“兩新”政策需要不斷從“實物消費”向“服務消費”拓展探索，并以直接向居民發放限定用途的現金券為手段，切實激活國民消費循環。

在投資端，民間投資活力不足，地方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存在產能過剩與債務風險。黃少卿認為要積極推動發展新質生產力、新科技引領創新，注重提升投資效益，不要為未來的長期增長埋下新的隱患。

2024年，外需雖創新高，貿易順差近1萬億元，但主要原因是企業多采用“以價換量”策略進行外貿交易，總體利潤率不高。

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加強以及特朗普2.0“新政”加征關稅等背景影響下，未來中國企業價格調整空間有限，已逼近盈虧臨界點。

此外，美國經濟下行、全球政局不穩、歐洲經濟軍工化趨勢，也將進一步加大中國穩外需的難度。多重外部風險壓力之下，外需的不確定性只會有增無減。

黃少卿認為，一方面應該通過人民幣匯率區間管理適度貶值緩沖關稅沖擊，另一方面，還要加速出口結構升級，擺脫低價競爭模式，向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持續轉型。

自2024年以來，政府一直面臨不小的財政壓力，償債壓力與流動性危機亟待化解。

黃少卿指出，雖然近年來一直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今年在積極前面加了“更加”一詞，反映了政府在財政領域通過積極政策提振經濟的堅定態度。

在貨幣政策方面，盡管央行提出“適度寬松”，但資金在金融體系內存在空轉現象。黃少卿認為，在很大意義上來講，貨幣內生于經濟活力之中，經濟活力不足的時候，貨幣是很難注入進去的。

他建議加大降息力度，將政策重心轉移到“強化民生”方面，讓資金直達家庭與企業。

黃少卿認為應該從短期和長期兩方面應對挑戰。

從短期來看，他建議政策兼顧逆周期與跨周期調控。一方面，通過特殊的超長期國債向全體居民發放現金券或準現金券，刺激消費，通過消費券、降息、匯率工具穩定經濟。

另一方面，持續發展新質生產力，通過科技創新引領經濟發展。積極推進未來產業布局、重大基礎改造、人工智能+行動計劃，為經濟長期發展塑造新動能，將經濟增長動力從“量”轉向“質”。

從長期來說，黃少卿認為要深入推動體制改革，如推動《民營經濟權益保護法》立法、統一大市場建設、營商環境優化等舉措，是重振民企信心的基石。

同時，高度重視風險控制，關注金融系統潛在風險，防止地方政府投資形成的銀行貸壞賬風險蔓延，確保經濟平穩運行。

黃少卿用“夜深千帳燈”來概括中國的宏觀經濟。短期穩增長需政策引導，但長期繁榮離不開每個市場主體主動求變。對內，消費提振與收入分配改革是打通經濟循環的“任督二脈”；對外，產業升級與匯率工具是抵御全球化逆風的“盾與矛”。對政府而言，平衡“穩增長”與“防風險”、夯實制度與創新根基，是行穩致遠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