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的長河中，史詩不僅是人類精神世界的瑰寶，更是文明交流互鑒的璀璨明珠。從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到中國的《格薩爾》《瑪納斯》《江格爾》，從越南北部與中國南方毗鄰地區岱依語族群的抄本文化，到印度尼西亞西南馬魯古省回蕩在海風中的旗魚史詩，再到壯族、彝族、瑤族、黎族、苗族等民族口耳相傳的史詩長歌，這些偉大的敘事詩篇跨越山川海洋，穿越千年時光，以詩性的智慧銘刻歷史，以韻律的節奏延續文化記憶，映照著人類以敘事構建世界的共同追求。

4月7日，國際史詩學大會在“神話史詩的國度”——希臘隆重啟幕。來自世界10余個國家和地區的80余位專家學者齊聚雅典，共赴這場關于史詩的智慧盛宴。此次大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聯合主辦，以“史詩傳統與文明交流互鑒”為主題，圍繞史詩的文化價值、跨文化傳播及當代意義展開深入探討。在古老神話與偉大敘事的回響中，與會者們回望史詩傳統的輝煌，思索如何在全球化的時代洪流中，讓這些史詩長歌薪火相傳，促進文明交流互鑒和全球文化包容性發展，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01

中國史詩研究為世界史詩學提供新視角

隨著考古發現不斷印證古代文獻中的史詩敘事，中國史詩研究正從文學研究邁向跨學科探索。在重建歷史記憶、揭示文化認同的過程中，中國學者提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論視角，為全球史詩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方法論和比較框架。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安德明表示，中國學術界自1949年以來開展了大規模的史詩調查、搜集、翻譯、出版和研究工作。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學者在大文學觀的引領下，兼顧傳統與創新，既尊重漢族文學，又關注少數民族文學，拓寬了文學領域，豐富了文學觀念。在此框架下，“少數民族文學”概念得以確立，史詩作為其中重要組成部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大量史詩作品被發掘并出版，回應了西方關于中國缺乏史詩的錯誤論斷。中國的史詩研究者通過借鑒國際理論，并結合本土文化特點，為世界史詩學貢獻了新的視角與方法，彰顯了文明交流互鑒的精神。

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院長李新偉表示，20世紀以來，中國古典文獻所記載的上古史逐步接受考古學的檢驗與補充。從傳說中的黃帝時代到大禹治水建立夏朝，這一史詩般的敘事曾被“古史辨”派質疑為虛構。然而，中國考古學的百年探索表明，距今6000年前后，中國史前社會進入快速發展期，各區域“古國”興起，并通過遠距離交流逐步形成文化共同體——“最初的中國”。距今5000年前，良渚文化建立國家級政體，標志著中華文明的形成；距今4000年前，陶寺文化展現出國家治理特征，二里頭遺址則可能與夏王朝相關。考古發現證明，經典文獻中的上古史并非憑空虛構，而是承載了真實的歷史記憶。

雅典大學副校長索菲亞·帕帕伊奧安努（Sophia Papaioannou）以維吉爾在《埃涅阿斯紀》第七卷中對意大利領袖的列舉為例，表示這部羅馬史詩不僅延續了史詩傳統，更構建了一座從神話中的意大利通向奧古斯都時代羅馬的歷史橋梁。詩中的人物與羅馬神話緊密相連，而文本對特定城市、河流和地貌的頻繁引用，使敘事深植于羅馬讀者熟悉的現實世界。這種地理上的具體性強化了史詩的歷史維度，將神話事件與羅馬身份的核心地理空間緊密相連。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王蓓介紹說，在多康地區《格薩爾》傳統上被稱為“仲”，被當地游牧族群視為真實歷史，而非單純的寓言或神話。其敘事不僅再現了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還傳遞了理想、價值與道德規范，從而成為群體認同的重要基石。隨著后現代歷史編纂學與人類學對歷史敘事及其社會功能關注的提高，“神話歷史”概念應運而生。可以說，在多康地區，《格薩爾》不僅作為歷史被代代傳頌，更是一部與現實不斷互動、持續生產和再生產歷史意義的神話歷史，構成表達認同的基礎性敘事。

02

史詩作為跨文化交流的媒介

史詩作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在推動全球范圍內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與理解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通過其豐富的敘事傳統和文化象征，史詩不僅展現了各民族的歷史記憶與價值觀，還為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借鑒與融合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平臺。

德國波恩大學教授卡爾·賴歇爾（Karl Reichl）認為，20世紀以來，史詩的比較研究已從歷史分析拓展至文學闡釋，并在全球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背景下迎來新的機遇與挑戰。如今，史詩研究正成為促進跨文化理解的重要途徑。借鑒世界文學的研究視角，比較史詩研究不僅有助于揭示不同文化間的相似性與差異性，也能深化我們對自身文化及比較文化的認知，從而推動跨文化交流的發展。

美國布蘭迪斯大學榮休教授萊昂納德·米爾納（Leonard Muellner）則以古希臘社會為例，探討史詩如何在多語言、多文化環境中發揮整合作用，并倡導構建針對史詩出版與闡釋的數字“開放性注疏平臺”，以促進跨文化史詩研究的發展。

希臘雅典大學教授伊安尼斯·康斯坦塔科斯（Ioannis M. Konstanta-kos）回溯到公元前3000年晚期，認為最早的世界文學史詩蘇美爾英雄詩，其主題與荷馬史詩相似，包括對富裕城市的圍攻（如《阿拉塔》史詩系列對應《伊利亞特》）以及英雄國王的冒險旅程與智慧追尋（如《吉爾伽美什史詩》對應《奧德賽》）。美索不達米亞的《吉爾伽美什史詩》經歷了從短篇英雄詩歌到長篇綜合史詩的演變，類似于荷馬史詩的形成過程，均由后來的詩人融合口頭傳統，創造出系統完整的英雄敘事。這種將早期詩歌元素置于新語境中，重塑英雄形象，構建新的敘事結構，是史詩創作的共性技巧。這一跨文化傳統表明，史詩作為一種全球性的文學現象，承載著不同文明間的敘事模式、記憶方式與文化交流。

北京大學教授陳崗龍聚焦《江格爾》中的《哈拉克納斯之部》（含《殘暴的沙日·庫日庫之部》），表示這一版本的史詩在內容和主題上與其他變體存在較大差異。研究表明，它可能是在卡爾梅克草原上，受《伊利亞特》等荷馬史詩傳統影響而發展出的新史詩傳統，并于19世紀初形成托忒文手抄本。隨后，該文本或其傳統經由不同渠道回到新疆，在手抄本和口頭傳承中流傳。在回歸過程中，其故事和主題重新融入《江格爾》和蒙古英雄史詩傳統，逐漸擺脫西方史詩中的“英雄受辱”與“英雄憤怒”主題，回歸蒙古史詩“英雄不死”的信仰與文化核心。

03

數智時代史詩的保護和傳承

在數智時代，口頭史詩的保護與傳承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保護和傳承這些古老的文化瑰寶，成為學者們關注的重要課題。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妮可·雷韋爾（Nicole Revel）認為，當今世界多數語言仍依賴口頭傳承，但口頭文化及其蘊含的智慧往往被書面文化邊緣化。口頭史詩與詩歌通過個體傳承者的生命體驗、感知能力、想象與記憶的交互作用形成動態的表達體系，展現了文化記憶的傳承機制及其在應對現實挑戰中的功能。跨文化交流雖體現出各民族的文化差異，但語言的多樣性并不妨礙對母語與國家語言的共存理解，它們在社會和心理層面具有不同的作用。在文化特有的聲音景觀與價值體系中，個體的創造力、文化沉淀與記憶共同塑造了口述傳統的連續性。隨著新技術的發展，口頭傳統的記錄、傳播與保護迎來了新的可能性，使其在全球語境下的研究與實踐更加系統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吳曉東則聚焦于中國各民族的豐富史詩傳統，尤其是與傳統儀式密切相關的南方史詩，如壯族的《布洛陀》、彝族的《阿細的先基》等。他表示，這些史詩的傳承不僅依賴口頭形式，還與特定的儀式緊密相連。與之相比，北方史詩則已逐步脫離傳統儀式，成為表演藝術的一部分。吳曉東強調，紙質出版能夠對儀式演唱內容進行整合，但影像化卻面臨著挑戰，完整記錄儀式內容往往包含大量非史詩內容，而刪減或拼接不同儀式片段又可能破壞其整體性。因此，影像化史詩的呈現方式亟須重新定義和審視。

在過去十年里，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教授賀大衛（David Holm）一直在越南北部省份以及毗鄰中國南方的地區開展田野調查，研究岱依語族群的抄本文化。他發現，傳統敘事、歌曲和儀式文本的傳承對文化實踐的延續至關重要，但傳承方式并不統一，主要有四種模式。首先，方言祭司通過表演性識字進行傳承，強調表演而非閱讀；其次，道士通過手稿進行依賴文本的誦讀；再次，薩滿巫師采用高度組織化的師徒傳承，且具有區域整合性的識字方式；最后，歌詞的傳承則通過家庭教育和向個別歌師拜師學藝來完成。這些不同的傳承方式凸顯了口述傳統在文化保護與傳承中的重要作用。

04

文化遺產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

在全球化與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文化遺產不僅是歷史的見證，更是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紐帶。不同地域和民族的口述傳統和史詩傳承，展示了人類文明相互交融、共同發展的重要路徑。

荷蘭萊頓大學學者奧奈·恩格爾霍芬（Aone van Engelenhoven）長期研究印度尼西亞西南馬魯古省流傳的旗魚史詩。他發現，這部史詩并非固定不變的文本，而是基于一種動態且多層次的口述傳統。在不同島嶼的敘事變體中，人物名稱、道具與地理細節各異，以契合當地獨特的文化背景。這些差異源于講述者與聽眾之間的緊密互動，表演者常借助“文學偽造”或“敘事吞并”等手法確立自身權威，并使敘述符合地方預期。在這一流動性的傳統中，敘事的真實性不取決于某個權威版本，而在于其是否貼合社區共同的文化與環境現實。

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教授馬丁·丁特爾（Martin Dinter）認為，《埃涅阿斯紀》融入了演講和格言等修辭元素，而這些格言是維吉爾修辭的核心，通常作為“文化資本”被摘錄、共享并重新利用。在羅馬帝國的教育體系中，詩人不僅因修辭技巧被研究，還因其格言的道德和倫理意義受到重視。維吉爾的格言幫助構建了史詩的意識形態，傳達作者的世界觀，塑造了讀者的倫理道德。

德國美因茨約翰內斯·古騰堡大學教授馬庫斯·克斯滕（Markus Ker-sten）分析了盧坎的《公民戰爭》，認為這部史詩通過聚焦羅馬共和國時期凱撒與龐培之間的內戰，挑戰了傳統的希臘羅馬史詩，模糊了善惡的界限。不同于傳統史詩中描繪英雄與怪物之間的外部戰爭，盧坎的敘事深入探討了羅馬社會的內部分裂，凸顯了社會秩序的崩潰和戰爭的負面后果。盧坎的史詩不僅講述了一場戰斗，更深刻地探討了戰爭帶來的后果及其影響，提供了對人類行為、忠誠、野心和榮譽的深刻反思。

希臘帕特雷大學教授梅內拉奧斯·克里斯托普洛斯（Menelaos Christopoulos）分析了古希臘史詩與歷史文本如何通過女性角色解釋戰爭沖突的起源，并探討了史詩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對歷史因果關系的敘述模式。

此外，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教授樹林也強調了蒙藏史詩《格薩爾》作為中國三大史詩之一，在多民族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這部史詩從三個方面體現了多民族交流的特點：內容上，展示了蒙古族、藏族、漢族等民族在政治、文化、宗教、經濟等方面的互動；創作手法上，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學技法，彰顯蒙藏漢共同創作的特征；傳播上，地域廣泛、文本眾多，各民族的表演形式多樣，形成了豐富的異文體系。總之，蒙藏史詩《格薩爾》生動見證了中華史詩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偉大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