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時代》

近日，特朗普政府對全球多國加征高額關稅引發全球股市巨震。短短幾日，亞洲和歐洲多國股市暴跌、美股蒸發超過6萬億美元、黃金大跳水、國際油價暴跌，美國政府濫施關稅導致全球經濟秩序陷入嚴重混亂，但即便如此，特朗普仍沒有收手的打算，甚至威脅進一步對華加征50%關稅，這一舉動再次挑戰中國和全球經濟市場的底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造成的全球經濟全面持續衰退的慘況仍歷歷在目：股市崩盤、企業倒閉，成千上萬的人破產甚至流落街頭······

特朗普挑起“關稅大戰”目的為何？這會是一系列動蕩事件的開始嗎？新一輪的金融危機是否即將到來？而我們又是否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吸取到了充分的經驗與教訓，做好了應對危機的準備？

亞當·圖茲的《崩盤》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此刻動蕩的國際局勢。作為杰出的歷史學家，亞當·圖茲詳細梳理了2008年金融危機和歐元區危機錯綜復雜的事件脈絡，并深入闡述了這場金融風暴對這十多年來世界政治形態的塑造，特別是對特朗普上臺及其施政邏輯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探討。

我們會看到2008年金融危機與烏克蘭內亂、希臘的混亂、英國脫歐、特朗普的崛起和全球民粹主義抬頭等重大政治事件之間的內在聯系，而這些事件又導向了眼下正在發生著的、由特朗普領導的美國掀起的逆全球化大潮。

從08年金融危機到“美國優先”

那一天是星期五，陰云密布，第45任總統特朗普站在國會山的臺階上，描述著危機中的美國，描述著美國混亂的城市和逐漸衰退的國際地位。他說，這場“大屠殺”必須終結。怎樣終結？特朗普以低沉的嗓音給出答案：他和他的追隨者將在這一天發出一項指令，“讓每座城市，每個國家的首都，每個權力所在之地認真聽清。從這一天開始，我們的土地將獲得新的愿景。從這一天起，美國優先，美國優先......”

如果美國真的面臨著深重的危機， 如果美國不再是超級大國，如果美國需要“再次偉大”（顯然特朗普認為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那么美國至少應該自行“制定”游戲規則。這就是美國右翼政治家對21世紀挑戰的回答。

如果說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標志著美國政治權威跌落到了歷史最低點，那么鑒于2008年金融危機和2010年歐元區危機證明世界對美國的功能性依賴如此深刻， 現實就更加令人擔憂了。

《做鬼也風流》

毋庸置疑，2003年、2008年和2017年的事件是近來國際歷史的決定性時刻。但是它們之間有何聯系呢？2008年經濟危機與2003年地緣政治災難、2016年11月大選之后的美國政治危機之間有何聯系？這三個事件凸顯了怎樣的歷史轉變？這個變化對歐洲和亞洲又意味著什么？與英國從伊拉克戰爭到2008年倫敦危機， 再到2016年公投脫歐的影響略小卻同樣驚人的過程又有著怎樣的聯系？

要理解今時今日世界的變化，必須理解金融危機和各國采取的經濟、政治和地緣政治應對政策。要理解它們的重要性，首先要做到兩點。首先，我們需要把銀行業危機置于更廣闊的政治和地緣政治背景中看待。其次，我們必須審視危機的內部機制。

人們很容易把2008年的經濟危機看作美國自己的事情，因為美國的確是這場危機的源頭。世界各地的人們也樂于相信，作為世界的超級大國，美國這次是罪有應得。

不論美國還是其他國家的評論員都急切地使用“全美危機”的說法，這掩蓋了危機內部深刻的相互聯系。這樣一來，批評和憤怒也被轉移了方向。 事實上，這場危機并不是美國自己的危機，而是全球危機，北大西洋是其真正的源頭。

《商海通牒》

這場危機以一種富有爭議而且疑慮重重的方式，將美國推到了世界金融經濟的中心，因為在這場源于美國的危機中，美國是唯一有能力應對的國家。美國應 對危機的能力來自結構的影響——美國是唯一生產美元的國家。但是它也同樣關乎行動或政策決策——美國做出了積極決策，而歐洲的決策則是消極且具有災難性的。我們必須明確相互依賴的程度和全球金融體系對美元的終極依賴，其重要性不僅在于讓我們正確地理解歷史，還在于讓我們從新的角度了解，唐納德·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國脫離相互聯系的多極世界的舉措，將把美國置于怎樣的危險境地。

危機仍在蔓延

2008年，當金融危機在布什政府落幕的最后幾天升級時，人們對美國的領導能力產生了普遍懷疑。就共和黨而言，這是完全有道理的。在那個關鍵時刻，由于未能在維持民眾基礎和確保系統穩定之間充當支架，最終共和黨以失敗告終。

正是這種經歷讓保爾森在2016年看到了以更加極端的形式重演的一幕：共和黨精英被剝奪了權力，特朗普被選為總統候選人。2008年，顯而易見，紓困計劃存在影響全局的利害關系。它跨越了大西洋。但從政治本質的角度來講，需要一個由共和黨精英和民主黨領導層組成的脆弱的跨黨派聯盟來團結美國，為美聯儲和財政部穩定全球的努力提供支撐。美國隨后的政治兩極化以及特朗普在2016年的當選，再次凸顯了這個聯盟的歷史意義。

考慮到曾經流行的觀點，即我們生活在一個后民主時代，甚至是后政治時代，這些嚴肅的政治發展的重要意義令人驚訝。憑借其巨大的影響力，復雜的社會體系（例如金融市場），以及現代政府及其所在的政府間體系這樣的機器，創造了一種穩固感。它們使我們懷疑它們是否可能服從政治機構、決定或辯論。我們往往有充分的理由懷疑技術官僚的先發制人和篡權無處不在。有一些方法可以描述這些體系的運作，而它們卻不考慮政治的存在。

《大空頭》

然而，如果說這樣一段歷史有什么目的的話，那就是表明這些描述的貧乏。 政治選擇、意識形態和專業行政機構在這段敘述中無處不在，并產生了非常重要的結果，它們不僅是令人不安的因素，而且是對巨大的“體系”“機器”和金融工程設備失靈所產生的巨大波動性和偶然性做出的重要反應。成功與失敗、穩定與危機，的確可以取決于特定的選擇時刻。我們所說的“雷曼時刻”并非毫無意義。當然還有其他時刻：多維爾會見，2011年戛納峰會，“不惜一切代價”，更不用說英國脫歐公投或令人瞠目結舌的2016年11月的美國大選。

現在，我們必須認識到，與人們對2012年至2013年間的基本設想相反，危機其實并沒有真正結束。在人們面前的并不是危機的重復發生，而是突變和擴散。

2007年至2012年金融和經濟危機，在2013年至2017年變形成了后冷戰世界秩序全方位的政治和地緣政治危機。而且，我們不應回避由此產生的明顯的政治含義。 在應對危機時采取保守主義固然是災難性的，但是2012年以來的種種事件表明，中間派自由主義的勝利也并不真實。

美國收入差距討論的激烈升級殘忍地證明，中間派自由主義者很難對現代資本主義民主的痼疾開出令人信服的藥方。日益加劇的收入差距和對公民選舉權的剝奪早已存在，危機只不過令其更加嚴重了，而2008年之后的一系列宏大的危機應對措施，盡管短期內取得了成效，卻又都產生了負面影響。在這一方面，保守主義者倒是正確的。

“美國優先”是答案嗎？

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眾多不安和危機的跡象困擾著我們，包括他本人代表的異常粗魯的多種后事實政治。他不說真話，他不可理喻，他自相矛盾。權力似乎脫離了理性、邏輯一致性和事實證據這些基本價值。是什么造成了這種墮落？人們可以舉出各種復雜的原因。當然，寡廉鮮恥的政治謠言與煽動，大眾文化的日益低俗，有線電視和社交媒體的自我封閉，這些因素和特朗普本人的個性一樣，都是問題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把當前的后事實狀態歸咎于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那就代表著屈服于更糟糕的幻想。

特朗普真正了解的，或者至少說他身處的地方，是一個更原始的權力世界，一個由單一邏輯主導的世界：要么恃強凌弱，要么受盡欺凌。正如一位評論人士所說， 特朗普把這個世界看作“一個被放大了的曼哈頓房地產市場，一個弱肉強食的惡毒蛇坑”。

全球貿易已從2008年至2009年的災難中恢復過來。但是自2010年以來，貿易額一直停滯不前，并在2015年出現了下降。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商業周期的推動，“縮減恐慌”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沖擊了新興市場。然而，它也反映出世界各國采取了一波保護主義措施，這些措施的重點不是關稅，而是各種各樣的非關稅壁壘。

沒有人能預料到，特朗普個人對貿易的看法反映了他對新型保護主義具有不可思議的認知。他在重現最初于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形成的觀點。但是，如果萊特希澤周圍的專家找到了美國出口受到歧視的證據，那么他們已準備好采取行動。通過稅收減免、補貼和出口信貸體系，世界貿易不僅日益受到企業價值鏈的影響，而且還受到國家干預的影響。美國巨額貿易逆差中的很大一部分不僅歸因于中國的貿易歧視，而且還歸因于通過位于加勒比海和歐盟的離岸避稅天堂流失的出口收入。在這方面，曾一度強有力的假設(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自然進程)也正在失去說服力。

《貼身情人》

特朗普政府的貿易鷹派人士不主張回到20世紀30年代，但他們也不愿繼續假裝 1989年那種天真的必勝主義，及其民主資本主義必然會勝利的簡單假設是“符合事實的”。 2017年12月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悲觀地宣稱：“歷史的弧線不能確保美國自由的政治經濟體系能夠自動獲勝。”

毫無疑問，這樣的言論暗示著一種深刻的現實主義智慧。但事實上，與其說這是一種大膽或連貫的全新世界觀，不如說這反映了華盛頓相當絕望的情緒。

即便對美國來說，“美國優先”也是一個恰當的回答嗎？不管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什么，全球其他國家必須面對的現實是，美國選民已經讓一個反復無常、自戀的民族主義者上臺，他不再承諾維護國際秩序，除非這個秩序直接并即刻與美國的國家利益相關，不管這些國家利益如何界定。考慮到美國民族國家及其經濟的規模和影響，這對全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全球化時代第一場世界性金融海嘯的史詩

一部驚心動魄的當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