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人文的旨趣不應當局限于論證舊有問題，而應當以更具突破性的研究范式觀察、發現和回應智能化時代的新問題。

原文 ：《數字人文必須突破工具性理解模式》

作者 |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哲學系博士后 金姿妏

圖片 |網絡

數字人文已經成為當前數字時代最引人關注的新興交叉學科或研究領域之一。在全球文科普遍面對由技術、經濟等因素誘發客觀性危機（“全球文科倒閉潮”）的背景之下，數字人文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寄予了拯救人文研究的期許。將計算方法引入人文研究，實際上為人文研究提供了一套以“計算”為核心的全新的信息呈現和解釋方法。在數字人文的實踐中，計算方法和數字技術的介入也確實助推了人文研究成果的產出。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數字人文研究對數字技術工具產生單一維度的過度依賴、將發現和詮釋問題的角色全部交由量化工具時，就有可能導致技術主義的無節制蔓延，進而形成一種無人文或反人文的數字人文研究取向。這與數字人文的愿景是背道而馳的。因此，在數字技術加速發展的AGI（通用人工智能）時代，數字人文不僅要將各類可靠的數字工具整合進研究過程之中，以數字技術的量化、可視化優勢助推人文研究，更重要的是，重新審視各類數字技術工具背后的人類知識和價值，并在推進數字人文研究的過程中持續性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是要用新技術印證舊答案，還是超越“數字－人文”的二元對立，形成回應AGI時代復雜性問題的人文研究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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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工具不是自在的價值“中空體”

在數字人文的研究中，作為概念前綴的“數字”本身是亟待進一步審視的。構建更具未來的數字人文研究范式，首先需要完成對長期以來被作為工具進行使用的數字技術及其邏輯進行批判性反思，而不是將其默認為客觀中性的研究方法。

西蒙東在《論技術物的存在模式》開篇中就曾明確指出，文化對技術物長期以來存在著兩種矛盾的態度：一是把它們當作純粹的物質集合，認為其缺乏意義；二是將它們視為對人類構成持續侵犯和反動危險的機器人。兩種態度看似矛盾，實際上卻一致地生發于人類對技術物本身非現實性考察的幻想之上。前者抽離掉了技術物作為一個社會系統，與其他社會子系統之間互動的可能性，在人與技術物之間構建起了一種單向度的使用關系。這種使用關系的存在模糊了技術物功能、結構的社會屬性，技術被“格式化”為一種自在的、純粹的價值中空體。后者則企圖通過簡化和馴化技術物的方式來徹底解決技術物的復雜性特質。

在一部分數字人文的研究過程中，對于數字技術的理解方式同樣也與上述兩種對待技術物的態度具有相似性。一種是將數字技術作為純粹的研究工具使用，但這通常無法真正激活數字技術的內在力量，只能夠在量化方面確認我們已經知道的結論。另一種則是將數字技術放大為人文研究的前置條件，依賴數字技術完成對人文問題和現實世界的解讀與建模。這一模式的危險性在于，計算機可能成為“真理機器”，人文研究的解釋力最終綁定在由算法、數據等呈現出的特定類型的事實之上，最終造成技術問題取代人文問題，成為推動數字人文研究發展并提供結論的主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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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數字工具的“可解釋性”

在數字人文的研究過程中，僅靠算法和數據并不能真正提出有效的問題，但是，過分依賴和相信數字技術量化、可視化的能力，有可能引發人文詮釋能力的降低。因此，面對工具性理解模式所引發的數字人文研究困境，趙薇教授強調，“要通過可操作的批評性環節的介入，來喚醒一種針對工具本身的反思和解釋”。

對于人文研究而言，經驗并不意味著非客觀，因為人文研究并不以客觀、精確作為衡量標準。相反，在過分依賴數字工具的人文研究中，結構化了的算法和數據分析只能以一種表面化的客觀性來展示文本間的關系，作者的靈活變動、文本間的語境差異等內容此時只能是被遮蔽掉的“主觀經驗性要素”。當數字技術以一種強勢的實證性原則企圖沖擊和取代人文研究中的經驗性內容時，人文研究失去的正是在實踐中對現實問題進行批判性反思的品格。

當人文研究過分依賴數字技術對現實世界的建模和解讀，而忽略了現實問題的情境性和復雜性時，人文研究所觀照的對象不再是真實的社會現實，而是經過數字技術加工的“數字化現實”，這種建立在純粹技術性之上的方法無法觸及人文研究的真實問題。因為人文研究的信度并不取決于數字技術的介入程度，在人文研究中泛化使用數字技術往往潛存著可視化、可計算性等技術原則反向“馴化”人文價值的風險。尤其當人類社會進入AGI時代之后，關于數字技術的理解方式已經完全溢出了工具的層面。新一代AI將通過建立豐富的感知能力來獲得最直接的生存信息，從而將思考判斷、決策制定并付諸行動的價值最大化，而不是完全依賴已有數據的投喂。

自此，新的數字技術正在重新協調、支配和表達當前的人類現實，進而形成了圍繞著技術所重新確立起來的時代特征和議題。在這一現實前提下，在技術與人文之間重新確立何為第一原則已然不是數字人文的目標，面向未來的數字人文研究，應當在激活針對數字工具本身的批判性反思基礎之上，以構建更具整合性的方法論原則為基礎，發現和提出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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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數字人文的“問題式”

面對技術無意識的全面鋪陳，數字人文一方面要對數字工具介入人文研究的方式進行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則要構建一種直面復雜數字化現實的“問題式”。在這里，“問題式”表達的是數字人文的提問方式，同時，也是將批判性引入數字人文研究之后需要進一步整合而成的數字人文研究方法論。

值得注意的是，數字人文方法論的確立近年來正在成為數字人文共同體內部廣泛關注的議題。在當前的數字人文概念與實踐中，“數字”與“人文”并未完全聚合為一種新的研究方法論，二者之間甚至表現出較為強烈的分裂和排斥。究其根本，依然是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之間長久以來矛盾的延續。然而，數字人文的旨趣不應當局限于論證舊有問題，而應當以更具突破性的研究范式觀察、發現和回應智能化時代的新問題。

社會環境中的問題具有條件性、互動性、生成性特征，而技術邏輯總是力圖將復雜狀況化約為單一要素進行計算與考量。由此，人文批判的價值和力量成為技術邏輯之外的關鍵反思性力量。將批判性思維引入數字人文研究，不僅意味著在研究過程中要對數字技術的介入方式和量化實踐結果時刻保持反思，防止技術問題對人文問題的遮蔽和取代，還強調了數字技術與現實社會之間的交互問題同樣是數字人文必須關注的議題。前者聚焦于數字人文內部的研究過程開展方式，后者則在社會層面為數字人文建構理論、形成方法論和落地實踐開辟出更廣闊的空間。因此，數字人文還需要超越技術與人文之間的二元對立，對AGI時代復雜社會性問題展開非線性、非結構化和柔性的思考，形成兼具統一性和多樣性的數字人文研究新范式。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46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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