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蘇聯向中國移交了1062名侵華日軍戰犯，他們是在1945年蘇聯紅軍攻入東北時被俘虜的，之后他們被分別關押在了撫順和太原的戰犯管理所。

對于戰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員來說，接收這批日軍戰犯令他們的心情十分復雜。

曾經擔任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的孫明齋在回憶起當時的情形時，這樣說道：“由于這些戰犯的侵略行為，戰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對他們充滿了仇恨，這種情緒是非常難以克服的。炊事班不愿意給他們做飯，醫務人員不愿意給他們治療，因為他們是仇敵，是惡狼。

于是，我把大家叫到了一起，給他們開了一個會。我對他們說：‘我在青年時代曾經親眼目睹全家被日軍滅門，但是此刻，我必須放下仇恨！’

大家都理解不了，都想不通，其實起初我也想不通。但是周總理對我說：‘等到20年以后再來看我們今天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義和價值。’

我聽了周總理的教導，相信他們是能改造的。如果我今天不愿意面對他們，那么跟膽小鬼有什么區別？當年我在戰場上跟小鬼子拼刺刀都不怕，我又怎么會害怕改造他們呢？

對這些日本戰犯進行改造，不光是對孫明齋心理上的挑戰，更加是對他工作上的挑戰。因為這些戰犯無一不是在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教育下長大的，軍國主義就像是血液一樣流淌在他們身體的每個部分，改造難度可想而知的大。

在這些日本戰犯之中，有一個戰犯名叫大村忍，他在回憶錄當中這樣描述初到撫順戰犯管理所時的情景：“1950年的夏天，我們被集體押上貨車改造的囚車，4天之后，我們來到了撫順。當我走到撫順戰犯管理所的門前時，我被嚇得面如土灰。因為這所監獄，就是日本關東軍在1936年為了關押中國軍人而建造的，我就是這所監獄的典獄長。這里的一切我都非常熟悉，牢房、刑場、審訊室，沒有人比我還了解這里，我的雙手上沾滿了中國軍人的鮮血，而我現在卻成了這里的囚犯。這真是因果報應啊！

大村忍在進入撫順戰犯管理所之后沒多久就認罪了，但是他并不是出于懺悔，而是因為害怕。

作為這所監獄曾經的典獄長，他見證過太多的折磨手段，當他們需要折磨一個人時都會將那個人關押在一個單獨牢房，而大村忍也被關押在了單獨牢房。

他在牢房里瑟瑟發抖，回憶著那些中國軍人所遭受的虐待，于是當工作人員讓他寫下認罪書時，他二話不說就寫了。

當然了，撫順戰犯管理所肯定是不會折磨他的，大村忍會被關押在單獨牢房純粹是因為他的官階較高，在戰犯當中具有代表性。

在撫順戰犯管理所一共有45名戰犯被關押在單獨牢房，這45名戰犯后來成為了這1062名日本戰犯的代表。

大村忍是第一個認罪的，這令他成為了第一了解我國對待戰犯態度的人。在日后的改造當中，大村忍漸漸從軍國主義思想當中走了出來，并且由衷地、發自內心地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做出了最為深刻的懺悔。

有改造得比較快的，自然也有改造得比較慢的，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島村三郎，他是戰犯管理所中最為頑固的戰犯之一。他不僅沒有半點悔過之意，還滿懷著對天皇的“忠誠”以及所謂的“武士道精神”。

為了改造他，工作人員們與他進行了長期的斗爭。

當島村三郎被關押在單獨牢房之時，他做好了準備迎接無盡的折磨，可是一連一個禮拜，工作人員除了問他是否認罪之外，什么事都沒有做。

島村三郎一直都拒絕認罪，于是工作人員開始把日本侵華的罪證給他看，這些罪證越來越多，層出不窮，其中還有一份他自己親手寫的報告書。

在半年多的時間里，島村三郎始終不愿意認罪。

有一天，工作人員將三大本翻譯成日文的案卷放在他的面前。

這三大本案卷摞起來足足有40多厘米高，他拿起來仔仔細細地閱讀，為了看完這些材料，他足足花了9天時間。

也是在這9天里，島村三郎收到了妻子從日本寄來的一封信，信中說他們的兒子在多年之前就因為車禍去世了。

從那天開始，這些控訴他罪行的罪證每晚都會在他的夢中出現。之后的一天早晨，島村三郎表示：“我深感羞恥，我已經改變想法，準備寫材料了。

于是島村三郎開始寫下他的罪行：“直接或間接死在我手里的中國人民至少有6000人，也許還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吧……我曾經指揮部下在冰天雪地中槍殺30名抗聯戰士……我曾經指揮部下將100多名俘虜活埋……我曾經親手砍殺無辜的平民……我曾經親手將無辜的平民活活燒死……我曾經將很多平民塞入卡車中然后將他們運送到731部隊做活體實驗……

這一條接一條的罪行被他自己親手寫下，成為了指控日本侵華戰爭最為直接的證據。

后來，島村三郎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我之前一直擔憂，一旦坦白就難免一死，于是一直消極抵抗。但是當我花了九天時間看完那些材料后，我覺得我怎么死都不重要了。

對這些戰犯的改造，戰犯管理所一共用了整整五年的時間，最終這1062名戰犯全部認罪，并且對他們的罪行做出了懺悔。

1956年，45名戰犯作為這1062名戰犯的代表接受了中國法庭的公開審判，最終這45名戰犯中罪行最重的也僅被判處了20年有期徒刑，而且刑期還是從他們被蘇聯紅軍俘虜開始算，其他的1017人都被免于起訴，然后釋放回國。那些被判處了有期徒刑的戰犯也在刑滿釋放之后，回到了日本。

也許大家會對這樣的結果不理解，但是這些戰犯回到日本之后，勇敢地向日本人民揭露日本政府在侵華戰爭中犯下的罪行，他們寫了一本本回憶錄，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為自己曾經犯下的罪行贖罪。

正如是周總理所說的：“等到20年以后再來看我們今天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