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是中國革命的一個至暗時刻，三大中央蘇區中的兩個被迫放棄。7月，紅四方面軍主力被迫越過平漢路，開始西征。10月，紅3軍主力被迫退出湘鄂西根據地，艱苦轉戰于湘鄂川邊地區。

而以毛主席為首的江西蘇區在打贏了第二次反“圍剿”和第三次反“圍剿”后卻取得了較大發展，這是為什么呢？

這年1月，在上海召開的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共中央向幾個重要的農村根據地先后派出代表團。任弼時率王稼祥、顧作霖去江西蘇區；夏曦率代表團去湘鄂西蘇區；張國燾率代表團去鄂豫院蘇區。同樣是中央代表團，但政治作用和工作作風大不相同。

八七會議上的任弼時

任弼時及其率領的中央代表團到江西后情況完全不同，任弼時做了什么？

任弼時是湖南湘陰縣人,比毛主席小 11歲。當毛主席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就讀時，任弼時是一師附小的學生，毛主席寫的《民眾的大聯合》,曾經激勵了15歲的少年任弼時。1920年,任弼時進入由共產國際派人來華創辦的上海外國語學校，就是毛主席創辦的新民學會介紹的。

1928年，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六次代表大會，任弼時和李維漢、羅登賢等三人留守國內指導工作，任弼時代中央(留守)起草了《軍事工作大綱》，這是迄今為止看到的最早的中共中央關于軍事工作的綱領性文獻。

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時的任弼時

《大綱》規定“”割據區域建立的軍隊“正式定名為紅軍”；成分須有廣大工農分子參加，首先選拔"赤衛隊中的勇敢分子”；紅軍戰士的任務“不僅為戰斗員，并應為戰地宣傳組織人員”；以及軍隊黨的組織領導和地方蘇維埃的正確關系，蘇維埃軍委“即為黨的軍委"等等。這些規定，成為后來紅軍建設的基本準則。

同年6月4日，任弼時為中央(留守)起草的給朱、毛的信中，決定：以毛澤東為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朱德為軍事委員會書記。

1931年4月中旬，任弼時率代表團抵達江西蘇區，除傳達四中全會精神外，主要任務是籌備召開蘇區黨代表大會和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

顧作霖

以任弼時為首的代表團充分肯定了江西蘇區之前工作，認為總前委執行了“六次大會的正確路線”“堅決的執行土地革命來爭取群眾”“貢獻了土地問題許多寶貴的經驗”，對紅軍建設有“正確的了解，建立了紅軍的整個制度”，而且“并未因立三路線而動搖自己的正確路線”。

左起：顧作霖、任弼時、朱德、鄧發、項英、毛澤東、王稼祥。

這在當時中央對毛主席已有所謂“右傾”、“富農路線”等微詞時，上述評價是難能可貴的。

接下來，任弼時也沒有開展對蘇區地方黨的肅反，對中央局的成員，除了增加代表團成員王稼祥和顧作霖為委員外，不作變更，仍由項英代理周恩來為書記。任弼時主管組織，毛主席主管軍事，王稼祥主管宣傳；項、任、毛、王四人為中央局常委。并根據毛主席的提議，擴大會議選舉彭德懷、林彪、周以栗、曾山、陳毅為中央局委員，報請中央批準。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圍剿”的軍事行動上，任弼時聽取的大多數同志的意見，堅決支持毛主席和朱德的誘敵深入，在根據地內擊敵的正確主張。

第二、第三兩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后，任弼時離開軍隊，留住永豐縣的龍崗，集中精力籌建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

蘇區中央局舊址

5月24日，中央局決定恢復毛主席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的職務，統一領導作戰和戰區的地方工作。

經過幾個月的共事，任弼時認為毛主席“有獨特見解,有才干，但脾氣大，不重視理論，有時'殺偏風’”；認為項英處事“猶豫不決，特別在軍事行動上，領導戰爭能力弱”。因此建議中央以毛主席代替項英為中央局代理書記。

任的這項建議連同增加彭德懷等五人為中央局委員的報批，中央置之不理。直到10月中，蘇區黨代會即將召開前夕，任弼時一再催問，月底博古主持的臨時中央才作出答復：

一是告誡“地方干部對于中央局的成分無任意變更之權”“中央局成分無擴大之必要”；
二是不得不同意“中央局書記由澤東代理。”

這樣，任弼時力推毛主席主持江西蘇區全面工作的正確主張失敗。

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場

11月1日召開的蘇區黨代會上由毛澤東作政治報告，蘇維埃代表大會后，毛主席又被推舉為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

1931年底，周恩來抵達蘇區，就任中央局書記，毛澤東的代理書記和任弼時的中央代表團負責人，同時完成了歷史任務。

對任弼時率領的中央代表團在這一時期的作用，延安整風時，毛主席說：如果沒有代表團“贊助我們，信任我們，我和總司令是相當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