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前316年,即秦惠文王和張儀用連橫破除合縱的次年,秦國周圍又發生了兩件事,逼著秦惠文王做出重要戰略抉擇——
韓國侵擾秦國邊境,巴蜀兩國(四川)互相攻伐且都向秦國求援,秦國應該優先處理哪一件?
韓國侵擾秦國邊境,是因為秦國屢次伐韓,攻城略地斬將奪旗,嚴重損害了韓國的利益,韓國必須做出一些事情證明自己,才能維護自己在各諸侯國中的威信,延續自己的國祚。
這件事很容易理解。
那巴蜀兩國互相攻伐,和秦國有什么關系呢?
根據《華陽國志·巴志》的記載,早在夏禹會盟諸侯的時候,巴蜀兩國就出現了,周武王伐紂時,巴蜀也出兵從征。后來周武王伐紂成功建立周朝,為鞏固王畿和鎬京的安全,便把一個姬姓宗室封為巴國國君,爵位為子——
“(禹)會諸侯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
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巴國成為東至魚復(重慶奉節)、西至僰道(四川宜賓)、北抵漢中(陜西漢中)、南到黔涪(渝鄂湘交界處)的西南大國,定都重慶一帶。
從地理位置來看,巴國和楚國分別位于長江上下游,兩國的共同門戶即長江三峽,不論哪國攻占三峽,都可以沿著長江行軍,進入另一國的核心地區,逐漸蠶食兼并。
在這樣的背景下,春秋戰國時期,巴國和楚國為了各自的國防安全,便興兵征戰百余年。
相比巴國而言,蜀國則是另一番景象。
《華陽國志·蜀志》里說,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育一子,取名為高陽,后來繼承了黃帝衣缽,成為顓頊帝。為了回報母族,顓頊帝將一子封為蜀侯,世代鎮守成都一帶——
“蜀之為國,肇于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顓頊。封其支庶于蜀,世為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p>
此后千余年,蜀國一直是夏商周的藩屬,朝貢不斷。
但在周平王東遷洛陽以后,因為周朝在秦嶺南北冊封了巴國和秦國,完全隔斷了蜀國和洛陽的聯系,周朝又權威淪喪,無法約束各諸侯國,于是蜀侯蠶叢便自稱蜀王,威福自專。
后來,柏灌、魚鳧相繼成為蜀王,后代蜀王杜宇更是號稱望帝,地位提升到極點。杜宇年老以后,又把國君之位禪讓給蜀相開明,開明號稱叢帝。
杜宇和開明的權力交替,到底是效法堯舜的禪讓,還是田氏代齊式的篡奪,我們不得而知,但不可否認,開明家族的權力非常穩固,世世傳承不絕——
“開明立,號曰叢帝,叢帝生盧帝......九世有開明帝,始立宗廟。”
巴蜀兩國的直接矛盾,來自苴國。
苴國不是周朝冊封的諸侯國,而是蜀國冊封公子葭萌為苴侯,在四川劍閣和廣元之間筑造葭萌城,建立的苴國。
從苴國的歷史淵源和地理位置可以看出來,苴國是蜀國的附屬國,而蜀國冊封苴國的目的,其實是駐守四川的門戶要地,保障蜀國的北部邊境安全,防止秦國通過劍閣侵襲蜀國。
但可能是苴侯和蜀王的關系不佳,也可能是苴侯不滿附屬國的地位,想擺脫蜀國的控制自立門戶,于是苴國沒有忠實履行它的使命,反而和巴國關系匪淺。
四川盆地內原本只有巴蜀兩國,尚且能保持戰略平衡,現在新出現的苴國和巴國混在一起,便意味著四川盆地內出現巴、苴聯盟抗蜀的格局。
這樣的局面,顯然對蜀國不利,于是蜀國決定先發制人,直接出兵伐苴。
苴國只是蜀國的附屬國,兵力薄弱,怎么可能是蜀國的對手?所以兩軍相交以后,苴國軍隊一觸即潰,苴侯隨即逃往巴國,并請求巴國國君向秦國求援——
“蜀王別封弟葭萌于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p>
而蜀國初戰告捷,便準備趁勝追擊,一舉滅亡巴、苴,獨占四川盆地,但蜀國面對巴、苴兩國,兵力并沒有絕對優勢,于是也給秦國寫信求援,請求秦國出兵幫助蜀國。
在這樣的背景下,便出現了秦惠文王收到巴蜀兩國求援的事。
二、
到底是東征擊韓,還是出兵巴蜀,秦國朝堂出現了不同的聲音。
相國張儀認為,秦國應該東征擊韓。
他向秦惠文王說:
“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軒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魏楚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
軒轅關和緱氏都在河南洛陽西部,是關東諸侯國前往洛陽的必經之路。
屯留在山西長治,韓國的上黨高地核心地區。
洛陽是周朝都城。
南陽是魏、韓交界處。
南鄭即新鄭,韓國都城。
張儀的意思是,秦軍東出三川(河南靈寶)包圍洛陽,然后占領軒轅關和緱氏,防止關東各諸侯國前來救援,堵住屯留南下的道路,切斷韓國新鄭和上黨的聯系,同時讓魏國出兵進入南陽、楚國兵臨新鄭,共同牽制韓國。
到那個時候,周朝知道不可幸免,必然要向秦國獻上九鼎和地圖。這兩樣東西象征著王權,秦國一旦得到,便能以周朝的名義號令天下。
可以看出來,張儀建議秦惠文王東征擊韓,最終目的根本不是韓國,而是以擊韓的名義兵臨洛陽,迫使周朝臣服秦國,并將天下共主的名分拱手送給秦國。
他要的是秦國做為“天下共主”的名,以及“代天東征”的合法權。
但將軍司馬錯不同意張儀的意見,他認為秦國應該出兵滅蜀。
他向秦惠文王說:
“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槺粋?,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
蜀國是辟處西南的戎狄國家,國力遠遠不如秦國,現在又遭遇內亂,秦軍一到,蜀國必然土崩瓦解。一旦成功,便可以用蜀國土地增加秦國的戰略縱深,用蜀國財富充實秦國財政并減輕秦國人民負擔。
此外,蜀國的地位不高,關東六國不在乎蜀國的生死,蜀國距離中原遙遠,關東六國無法得到蜀國的利益,故而也不在乎秦國是否得到。
從這兩方面來看,秦國以援助巴、苴的名義滅蜀,簡直是百利而無一害啊。
一句話,司馬錯是建議秦惠文王,不要在乎天下共主的虛名,握在手里的財富和腳下的土地,才是實實在在的利益。
司馬錯的意見,其實是符合秦國歷史慣性的。
早在秦穆公時期,秦國就兼并十二國,開疆拓土千余里,成為西陲霸主。秦孝公又在商鞅的輔佐下,屢次擊敗魏軍,奪取黃河以西的全部土地。即便是秦惠文王繼位以后,也得到了魏國的上郡十五縣。
現在司馬錯提議出兵滅蜀,不過是延續了秦國開疆拓土的一貫風格。
當然了,把司馬錯提議出兵滅蜀的原因,僅僅歸結為歷史慣性、謀財、取地等等,屬實是貶低了司馬錯,他提議出兵滅蜀,最終目的其實是吞并天下。
這個原因,《資治通鑒》和《史記》都沒寫,但《華陽國志·蜀志》里寫道:
“水通于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
可以看出來,司馬錯這句話里的“蜀”,不僅僅是蜀國,而是包括蜀國、巴國、苴國在內的整個蜀地。
所以,司馬錯的真正意思是,以巴國和苴國請求援助為理由,出兵消滅蜀國,然后以蜀國故地為基礎,進一步消滅巴國和苴國,吞并整個蜀地,將秦國疆土推進到長江三峽。
太平年間,秦國提取蜀地的財富充實財政,和楚國爆發戰爭時,秦軍則從武關、三峽出兵兩路,用大縱深、大穿插、大包圍的戰略夾擊楚國腹地。
有朝一日消滅楚國,秦國又能以楚國故地為基礎,北上中原征伐韓、魏、齊等諸侯國,并和函谷關東出的秦軍互相配合,以更大規模的縱深、穿插、包圍戰略,掃蕩中原,吞并天下。
反過來說,如果秦國不這樣做的話,楚國就有可能奪取長江三峽,舉國西征消滅巴、蜀、苴三國,吞并整個蜀地,然后經漢中和武關兩條路線,夾擊秦國腹地,兵臨咸陽城下。
可以說,盡管張儀的意見也很宏大,但相比司馬錯的戰略計劃來說,仍然是稍顯遜色的。
以上這段張儀和司馬錯的論戰,便是《古文觀止》第四卷的第二篇文章——《司馬錯論伐蜀》的背后邏輯。
三、
司馬錯的提議有理有據,秦惠文王自然被說服了,于是秦惠文王命司馬錯和張儀合作,共同統兵滅蜀。
事實果然如司馬錯所料,僅僅十個月的時間,秦軍便屢敗蜀軍,誅殺蜀王、太子、相國、太傅等貴族,徹底斷絕叢帝開明的社稷傳承,占領蜀國。隨后,司馬錯和張儀又統兵向東,輕而易舉的消滅巴國和苴國,并在整個蜀地設立巴郡、蜀郡、漢中郡,分治蜀地的三十一縣。
而為了蜀地政權順利過渡,在領導班子的問題上,秦惠文王沒有采取一刀切的政策,而是摻沙子、甩石頭、逐步瓦解——
苴國國君下落不明,秦國實控葭萌城和劍閣一帶。
巴國國君俘虜至咸陽,秦國直轄巴國故地。
蜀王貶為蜀侯,名義上治理蜀國故地,但秦國另外任命陳壯為蜀相,掌握實權。
憑借這幾條措施,秦國順利渡過治蜀的艱難時期。
到了公元前314年,秦國已經在蜀地站穩腳跟,于是秦惠文王又做了兩個決定——
移民萬戶,充實蜀地。
原蜀王(蜀侯)重新安置,封其子公子通為蜀侯,為秦國鎮守蜀地。
就這樣,秦國用短短兩年時間,便初步消化了整個蜀地,從一個辟處西北的諸侯國,一躍而成坐擁黃河和長江上游、俯瞰關東六國的西部大國。
僅從地理條件而論,秦國就進可攻退可守,在國際爭霸中擁有了絕對主導權。
這樣的戰略優勢地位,給了秦國朝野極大的信心,于是便有了史書里寫的那句:
“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p>
隨后,秦國以此為基礎,展開新一輪的征伐,進一步擴大秦國的疆域,提高秦國的聲望——
公元前314年,秦人侵義渠,得二十五城。
秦人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
敗韓于岸門,韓太子倉入質于秦以和。
公元前313年,秦右更疾伐趙,拔藺,虜其將荘豹。
公元前312年,秦師與楚戰于丹陽,楚師大敗,斬甲士八萬,虜屈匄及列侯、執珪七十余人。
楚王悉發國內兵以復襲秦,戰于藍田,楚師大敗。
三年戰爭,秦國將關東諸侯國打的一蹶不振,尤其是楚國以舉國之力都無法挫敗秦國,讓“強秦”成為一個無可爭議的政治名詞。
四、
雖然張儀在“東征擊韓”和“出兵巴蜀”的辯論中輸了,但這并不影響張儀在秦國的地位,他仍然是輔佐秦惠文王擺布天下的相國。
于是在秦國開疆拓土暫時告一段落以后,張儀整裝出發了,他要在秦國威震天下之后,用三寸不爛之舌,游說各諸侯國臣服秦國,重新為秦國贏得天下共主的“名”。
而他游說各諸侯國的方式,和蘇秦整合六國共同抗秦的方式,幾乎一模一樣。
公元前311年,張儀到了楚國,見到楚懷王,張口就是一句:
“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五百余里,不至十日而拒捍關,捍關警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絕。”
張儀的一番話,直接給出秦國攻楚的三條路線——
策動韓、魏自中原南下,牽制楚軍。
秦軍自蜀地東出長江三峽,奪取捍關(湖北長陽),威懾江漢平原。
秦軍自武關南下,進入南陽盆地,和楚軍決戰。
秦國的底牌已經告訴你了,楚懷王,你就做出選擇吧。
大戰一場,還是臣服秦國?
前一年的戰爭已經證明,楚國和秦國爆發大戰是沒有勝算的,楚國又沒有提前攻取蜀地,戰略包圍秦國也不可能。楚懷王思來想去,根本想不到拒絕張儀的理由。
無奈之下,楚懷王選擇接受張儀的意見,和秦國約為兄弟之國,永不起刀兵。
隨后,張儀來到韓國,和韓襄王說:
“韓地險惡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麥,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以攻楚,以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
一句話,韓國的生產力太落后、糧食積累太少、兵員不足,根本不足以和秦國持久抗衡。與其做無用功,不如站在秦國一邊,替秦國防備楚國。
韓襄王明白,張儀說的是事實,便接受了張儀的意見。
張儀以秦壓韓、以韓壓楚,在函谷關外構建起“韓楚互搏”的戰略平衡,極大開拓了秦國的影響力。憑借這項功勞,張儀被秦惠文王封為武信君,食邑六縣。
游說諸侯取得初步勝利,張儀信心倍增,緊接著就開始游說剩下的諸侯國。
張儀和齊湣王說:
“縱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眾,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何齊】......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博陵),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
不要以為齊國距離秦國遙遠,秦國就對齊國無可奈何,明確告訴你,如果齊國不臣服秦國,秦國就要帶著韓、魏、趙一起伐齊了。
那時魏、韓已經明確臣服秦國,不論趙國的態度如何,秦國伐齊都沒有障礙,張儀的話絕非危言聳聽。
齊湣王一驚,立即表示愿意臣服秦國。
張儀和趙武靈王說:
“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愿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愿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斗,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
秦都咸陽毗鄰周朝鎬京,趙都邯鄲毗鄰商朝朝歌,當年周武王能伐商紂王,現在秦國也能追尋周武王的足跡,兵臨邯鄲,滅亡趙國。
再者說,楚、韓、魏、齊都臣服秦國,秦國已經在戰略上包圍趙國,一旦爆發戰爭便是五打一,趙國被孤立且沒有援兵,能有幾分勝算?
張儀的話,直接點出趙國的困境,掐中趙武靈王的軟肋,趙武靈王沒有其他選擇,許諾臣服秦國。
張儀的最后一站是燕國,他和即位一年的燕昭王說:
“今趙王已入朝,効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有也。且今時齊、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也?!?/p>
和游說楚國一樣,張儀把秦國伐燕的戰略告訴燕昭王,即秦軍自咸陽出發,經內蒙古、山西大同一帶抵達燕國,趙軍自邯鄲出發,經華北平原北上,兩軍合力攻打燕國,燕國能支持多久?
此外,張儀還給燕昭王說明了臣服秦國的好處,那就是秦國約束齊、趙兩國,讓他們不敢侵擾燕國,保證燕國的和平。
打要滅國,不打能贏得和平,那還有什么可糾結的。
燕昭王決定,臣服秦國。
不到一年時間,張儀相繼說服楚、韓、齊、趙、燕臣服秦國,再加上數年前已經表態臣服的魏國,關東六國至此全部臣秦,秦國初步取得天下共主的地位。
五、
蘇秦整合關東六國抗秦、張儀說服關東六國臣秦,都是用三寸不爛之舌擺布天下局勢,建立自己的功業,世人稱之為“縱橫之術”。
雖然都是縱橫之術,但蘇秦和張儀還是不同的。
蘇秦的功業,以分析關東六國的現實處境、找出各國的利益共同點為基礎,然后以蘇秦為紐帶,整合關東六國。
這種模式的優點是成本低,一個有能力的人就能完成,弊端是抗秦事業的成敗系于一人之身,不確定性非常大。
張儀的功業,以秦國的國力、武力、戰績為基礎,用鐵一般的事實擊破關東六國的心理防線,促使他們為保住僅有的利益,選擇臣服秦國。
這種模式的優點是確定性較高,缺點是成本太大,必須有數十年的國力積累、締造上下一心的舉國體制、經歷一場又一次血戰,才有施展的可能。
僅從“縱橫之術”來說,張儀模式似乎優于蘇秦模式。
但張儀模式也有個無法解決的根本問題,那就是張儀能說服關東六國臣服秦國,卻不能保證關東六國永遠忠于秦國。
就在張儀說服燕國成功,準備回秦國匯報的時候,秦惠文王突然薨逝,其子嬴蕩繼承王位,史稱秦武王。
秦武王膀大腰圓、力能舉鼎,非常崇尚武力,打心底里看不起張儀這種耍嘴皮子的人,故而兩人隔閡很深。
于是,秦國群臣為迎合秦武王,便在張儀尚未回到咸陽的時候,紛紛上表彈劾張儀,給秦武王提供整治張儀的理由。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咸陽的政治暗流很快便流傳出去。
關東六國聽聞秦國內亂,敏銳做出判斷,即秦國的政治斗爭必然造成內耗,短期內不可能東出,前些年積累的戰略優勢將不復存在,而這正是關東六國恢復獨立的絕佳時機。
在這樣的背景下,關東六國隨即宣布脫離秦國,恢復合縱——
“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衡,復合縱。”
秦惠文王和張儀開拓的大好局面,付之東流。
這樣的結果說明,張儀的縱橫之術也不是靈丹妙藥,秦國攻取蜀地的模式,才是結束亂世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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