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盧緒章出生在浙江寧波的一個小商人家庭。上學期間，受老師影響，他從小就接受了革命啟蒙教育，這為他日后從事革命運動奠定了重要基礎。

1925年，年僅14歲的盧緒章離開家鄉，遠赴上海，進入了一家輪船工廠做工。空閑時間，他就在上海市商會商業補習夜校，學習商業知識，同時還學習英文、簿記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革命陷入低潮。在這一背景下，盧緒章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投身于社會進步運動。

1932年，盧緒章等人一起成立了進步社團“蘭社”，但因為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最終以失敗宣告結束。然而，也正因為這件事，讓他意識到，想要辦成一件事，就必須要有穩定的經濟來源。

這一年秋天，盧緒章和另外三位友人一起合資，創辦了光大行，此后，經歷虧損、暫停營業、找人合資等方式，光大行改名廣大華行，起死回生，獲得了發展。已經成為了一家小型的西藥商行，頗具規模。

廣大華行發展起來后，1935年底，幾位創始人在會議上一致同意將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確定為主要目標。而主管財務的盧緒章同時也積極負責起了這一事項的開展。

盧緒章的表現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關注。1937年，盧緒章在抗日救亡干部培訓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并結識了一名共產黨員——楊浩廬。

在楊浩廬的介紹下，盧緒章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面對楊浩廬問他是否愿意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他直白表態，稱“我要參加的只有勝利抵達延安的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

隨著盧緒章等人先后入黨，廣大華行也成為了中共上海地下黨秘密聯絡的據點之一。

盧緒章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后，向組織提出了去新四軍工作的申請，并得到了黨組織的批準。然而，出發前，因身體突發疾病，需要休養，他不得不推遲了去新四軍的行程。此時的他沒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將發生巨大變化。

當時，根據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江蘇省委書記劉曉選中了盧緒章前往重慶，以“資本家”的身份在大后方開展活動。

因為當時國民黨內不斷掀起反共高潮，并制造了一系列血腥暴行，我黨的組織在國民黨內遭到了嚴重破壞。在這一背景下，毛主席提出了“十六字”工作方針：

“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根據毛主席指示，周恩來將國統區內的黨組織分為第一、二、三線機構。此后，廣大華行從我黨的地下機構變成了最為隱秘的地下經濟事業和秘密機構，為我黨掌管好了“錢袋子”。從1937年到1948年間，盧緒章為我黨籌措到的經費近400萬美元。

1940年的一個夏天，盧緒章隨劉曉來見周恩來。路上，盧緒章十分緊張，但一見面，他便在周恩來的滿面笑容中放松下來。

周恩來向他們說明了當前國統區的情況，并特別叮囑他說：

“工作環境險惡，你這個‘資本家’一定要當得像啊，但也一定要注意同流而不合污呀。”

臨行前，周恩來又特別強調了保密的重要性，直言：

“今后不但不許同重慶的中共地下組織發生橫的關系，還要做到不與左派人物往來，不再發展組織，即使在自己妻子面前也不許暴露身份。”

此后，盧緒章開始在周恩來的單線領導下開展工作，他在工作中時刻謹記周恩來的教誨。一邊繼續經營廣大華行的業務，西藥、醫療器械等，一邊廣泛交友，擴大投資。

根據黨組織的指示，廣大華行在盧緒章的領導下，已經同國民黨內的黨、政、軍、特等要員都建立起了密切的聯系，利用這一關系網，我黨的地下機構、干部成功得到了掩護，同時還為我黨調取資金、開展交通運輸等工作提供了不少便利。

因為自己的身份需要嚴格保密，盧緒章在生活中也受到了家人不少誤解。但即便如此，他也從未主動透露過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因廣大華行準備遷至上海，盧緒章向周恩來匯報了工作安排。緊接著，他便提出了一個一直埋藏于自己心底的愿望，“我想要去延安。”

周恩來聽后，卻向他宣布了黨對他的決定，“與廣大華行一起去上海，繼續當‘資本家’。”

盧緒章一聽，情緒突然失控，眼淚噴涌而出，罕見沖動地說道：

“周副主席，當‘資本家’真比要我的命還難受呀！……這些年我成天和那些雙手沾滿我們同志鮮血的特務周旋，碰杯送禮，我心里受不了呀！老朋友罵我，妻子不理解我，我滿腹委屈向誰說呀？‘資本家’的日子我真過夠了！”

周恩來十分理解盧緒章這些年來為革命作出的貢獻，他親切地安慰道：“盧緒章同志，你的痛苦我完全理解。”緊接著，周恩來又慢慢開導起他來，鼓勵他繼續留在廣大華行。就這樣，盧緒章重新收拾好情緒，回到了上海。

1945年，毛主席在重慶談判期間，還曾親自接見了盧緒章，對他和廣大華行的工作給予了肯定。這令他深受鼓舞。

1947年下半年開始，國民黨反動派在上海大肆鎮壓革命活動，中共地下黨的活動受到嚴重威脅。廣大華行也經常發生被扣押貨物、上門審查等情況。

1948年6月，考慮到廣大華行已經有暴露的可能，黨組織緊急下令，將廣大華行轉移至香港。這一年年底，除了香港之外，廣大華行在國內的機構全部關停。盧緒章終于告別了“資本家”的身份。

也是在這個時候，盧緒章的家人才逐漸意識到了他特殊的身份。長子更是鄭重向他道歉說：“爸爸，以前是我錯怪你了，我錯了，對不起。”簡單的一句話令盧緒章淚流滿面。

新中國成立后，盧緒章先后擔任中國進出口公司首任經理、外貿部局長、國家旅游總局第一任局長等職務。

新中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全面“禁運”。為全面負責我國的對外貿易運營，中國進出口公司正式成立，盧緒章被選為首任經理。

此后，在盧緒章的領導下，公司先后與印度、斯里蘭卡等東南亞國家簽署了貿易合同，打破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封鎖”和“禁運”。

誰都不會想到，當年國統區有名的百萬富翁，卻是一個真正的無產者。多年后，回憶自己的奮斗經歷，他曾直言：

“表面上，我是住洋房，坐汽車，開宴會，穿西服的大老板，應酬各方，輕松自在，但內心的壓力和苦惱是鮮為人知的。”

參考資料：企業文明2021年7期、紅巖春秋2024年5期、時代郵刊·上半月2021年5期、《重慶日報》《世紀》《百年潮》《城市導報》、農家之友2017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