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高原的風沙吹拂了千年，卻意外地為我們保存了一份唐代書法珍品。在2001年的一個平凡的春日里，在一位當地農民的鐵鍬之下無意間觸碰到了深埋地下的青石，一方沉睡千年的墓志——《大唐故銀州龍川府長史白君墓志銘》得以重見天日。

此碑于傳統的碑文不一樣，它是以墨跡書丹的方式呈現，就好像是墨跡書寫在上面還未來得急雕刻一般，以石為紙 向我們展示了唐代書法的真實面貌。

當今天我們還在爭論學碑好還是先學帖好，而此碑的出現卻直接打破了這種爭論，因為它是介于碑和帖之間的墨跡碑。在書法述語之中，一般說的碑是指石刻碑文，而帖則是墨跡紙本，雖兩者之間字體相同，但呈現出來的效果卻不一樣。

《白君墓志銘》的珍貴恰恰在于它同時具備了這兩種特質——既是刻于石碑的墓志，又保留了原始墨跡的全部細節。這種"墨跡碑"的獨特形態，為我們提供了一把打開唐代書法奧秘的鑰匙。

當我們面對這方墓志時，仿佛能夠穿越時空，親眼目睹那位不知名的書家如何運筆揮毫，在青石上留下這些穿越千年的墨痕。

此碑其用筆深得智永、李邕一脈真傳，藏鋒起筆，中鋒行筆，筆畫粗細變化豐富而自然。橫畫左低右高的態勢，撇輕捺重的處理，無不體現著唐代楷書的典型特征。而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文字沒有經過刻工的二次加工，而是書寫者最原始筆觸的直接呈現。

剛說到的碑刻里與帖不一樣的最大區別在于，碑刻是先由書寫者以墨寫好之后再由刻工進行雕刻，途經二人之手難免會有偏差。畢竟不是每個書家都擁有雕刻這一門手藝的。

墓志中字徑約3厘米的中楷尺寸，恰是唐代實用書寫的常見大小，比起那些為彰顯氣派而刻意放大的碑刻題額，更能反映當時日常書寫的真實狀態。

墓志的章法處理同樣耐人尋味。兩面均有用墨筆繪制的豎方格，每格寬3厘米，這種嚴謹的界格安排反映了唐代"尚法"的審美追求。左右結構的高低錯落，上下部件的收放對比，使每個字在端莊中蘊含動勢。

字距的處理更是精妙，既不過密以致擁擠，也不過疏顯得松散，整體呈現出一種莊重而不失靈動的氣韻。這種在法度中求變化的藝術處理，正是唐代書法最可貴的品質之一。

《白君墓志銘》是于唐開元年間完成的，大約是713年到741年之間吧，此時應是正值盛唐文化的鼎盛時期。根據碑文信息墓主是銀州龍川府長史白休徵，官職應該是在從五品至七品之間的地方屬官。

墓志中流露出的《蘭亭》韻味，印證了唐太宗推崇王羲之書風所產生的深遠影響。而其中智永、李邕筆意的融合，則展現了唐代書家對前代大師的傳承與發展。

放大欣賞：

對于書寫者的書法功力，當時正處于盛唐時期，又是王氏筆法最盛行的年代，能寫出一手這樣的字應該不是多罕見的事，雖無法知道書寫者姓甚名誰，但其價值珍貴是因為它是唐代的屬物，且為我們展現了最原始的唐人墨跡筆法。

它讓我們得以"透過墨跡看筆鋒"，直觀理解唐代書家的用筆方法。那些藏露交替的起筆、提按分明的行筆、回鋒圓潤的收筆，都清晰可辨，成為學習唐楷筆法的絕佳范本。其次，它展示了唐代楷書在嚴謹法度中蘊含的書寫性——這一點往往被后世碑刻的莊重形象所掩蓋。

這方墓志的保存狀態堪稱奇跡，歷經1300余年的地下埋藏，墨色依然"濃而不烈，枯潤得宜"，甚至保持著立體感。這種保存完好的狀態，使我們可以觀察到墨色層次的變化，研究書家用墨的濃淡枯潤技巧，對于理解唐代書法"墨法"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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