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地講，那段特殊時期，雖然是人禍，但也有其必然性，比如蘇聯、朝鮮、柬埔寨，都有類似的歷史，這說明，這幾乎是一種必然現象，是因為制度本身的BUG，使得人性的惡才完全的釋放了出來。上世紀80年代，距離那段特殊時期已經過去好幾年了，但領導層依然心有余悸，準備在制度上探索社會主義道路，其中一個典型的問題，就是要“禁止‘紅二代’進入決策層”，對此，鄧公的態度非常明確。

鄧公表示，如果要繼續改革下去，“就應當考慮禁止干部子弟，尤其是‘紅二代’進入決策層”。其實鄧公的這一意見也并非是他個人的想法，毛主席就曾經表示，“干部子弟是一場災難”，可見，毛主席對于“紅二代”也是非常擔心的。但鄧公的這一意見表達出來之后，卻是在內部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有人當場就提出了“反對意見”，有人表示，“自家孩子，怎么著也要比外人可靠一些”。

這些人認為，“紅二代”深受革命先輩的影響，所以肯定是忠于黨和國家的，再加上這個江山是父輩們打下來的，他們肯定也有責任來保家衛國，不會給父輩抹黑。不得不說，他們的話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畢竟有句話說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深受父輩熏陶，的確在忠誠度上似乎更加可靠，但如果教條的理解這句話，那就錯誤了，畢竟“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也未必一定黑”，不是有句話叫“出淤泥而不染”嗎？

所以，如果機械的認為革命先輩的后代，就一定會忠于國家和人民，忠于黨的事業，那是不是可以說，革命先輩的配偶也一定忠于人民、忠于黨和國家？如果是這樣，那十年特殊時期又是怎么來的？如果機械的認為，革命先輩的后代就一定“可靠”，豈不是就等于“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因此，從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角度來講，認為“紅二代”就更可靠，這肯定是說不通的。

在鄧公看來，當時已經有不少的“紅二代”禍害人民的情況出現了，比如說朱總之孫朱國華、上將陳再道之子陳東平、上海市委書記胡立教之子胡曉陽等人，他們就顯然是“紅二代”之中的害群之馬，其中，陳東平奸污、猥褻婦女50多人。當然，也不是說“紅二代”中沒有繼承父輩優秀品質的，比如毛岸青之子毛新宇、劉少奇之子劉源、賀龍之子賀鵬飛、李維漢之子李鐵映等人，就是受人敬仰的領導干部。

因此，在如何處理“紅二代”進入決策層的問題上，鄧公是非常謹慎的，按道理講，不管是“紅二代”還是普通人，都應該“一視同仁”，都應該享有同等的機會，但事實上，“近水樓臺先得月”，絕對的公平是不可能的。而一旦松開了這個口子，那就“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了，那就會形成家族、血緣對權力的壟斷，這還是人民的政府，人民的政權嗎？所以，鄧公認為，還是要禁止“紅二代”進入中央，這樣從長遠來看，更符合國家的利益，更有利于黨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