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青年銅像

談人文精神和價值重建，繞不開一個“五四”，一個魯迅。當前許多人對“五四”很反感，說魯迅太偏激，以為可以用兩三句話就把這段歷史打發(fā)掉，回到傳統(tǒng)去吃那些發(fā)霉的“資糧”，這未免太天真，也是中國文化人“沒出息”的表現(xiàn)。不過，對五四和魯迅也確實應該重新作一番考察，尤其在今天，究竟什么是真正的“五四”精神，究竟什么是魯迅思想的精髓，是一個重新提到歷史日程上來的大問題。

一般認為，“五四”精神的主題是科學和民主，其現(xiàn)實目標是啟蒙和救亡。這些都并不錯，但都是表層次的，都未超出中國傳統(tǒng)話語體系的大背景。例如，它們都可以轉(zhuǎn)化為中國士大夫經(jīng)世濟民、富國強兵的理想目標的一種手段，而偏離開自己本身的哲學和人道主義根基。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包括那些急先鋒們（陳獨秀、胡適、郭沫若等等）沒有自覺到的潛意識結(jié)構(gòu)，他們幾乎人人都是那么慷慨陳辭，對傳統(tǒng)弊端痛下針貶，同時感到自己內(nèi)心的光明磊落、憂國憂民和道德上的高尚境界。

這里面唯一的一個例外是魯迅。魯迅早年也是醫(yī)學救亡（后來是文學救亡）的信徒，曾像傳統(tǒng)士大夫一樣宣稱“我以我血薦軒轅”。自《狂人日記》出，思想大變，從救國落實到救人，從救人更落實到了救未來之人（“救救孩子”），而對當世之人，其中也包括自己，則抱有一種強烈的批判精神，甚至有一種類似于西方的“原罪意識”（“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其后，《阿Q正傳》、《傷逝》、《風箏》等等，無不滲透著一種深深的懺悔意識和原罪意識，表明魯迅和其他那些“五四”精英分子不同，他的內(nèi)心不是一片光明，而是一片黑暗。

然而從那時起直到現(xiàn)在，幾乎沒有一個人真正理解到魯迅的這一層。例如，沒有人把阿Q理解為魯迅對自己沉痛的自我解剖，總以為他在影射某某論敵，或是悲嘆某個“貧下中農(nóng)”的命運。我以為，魯迅的真精神不是別的，而是這種以自身為標本對整個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抉心自食”）。魯迅晚年對周圍幾乎一切人的揭露和攻擊，固然有其性格上的原因，但更重要、更深刻的原因恰好在于，這些人全都沒有懺悔意識，全部自我感覺良好，魯迅的懺悔則被誤解為一種怪癖和陰暗心理。

我們今天對“五四”精神的理解，若還停留在“反傳統(tǒng)”上，則仍是一種膚淺的理解。有置身事外的反傳統(tǒng)，也有魯迅式的自我批判的反傳統(tǒng)，后者涉及反傳統(tǒng)這一立場本身的根基，前者則仍立足于“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實用主義傳統(tǒng)。由這一立足點出發(fā)，文人們當然可以一會兒喊出一些激進的口號，一會兒看看不行了，又主張回歸傳統(tǒng)。今天的“文化保守主義”也是這么回事，他們對“五四”的批評純粹是技術上和策略上的，他們的方向沒有任何“創(chuàng)造性”，不過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本身固有的惰性。這種惰性我稱之為“文化戀母情結(jié)”，即總是要到文化母體中去尋求現(xiàn)實生活的“資糧”，好比一個孩子已長大了還不愿斷奶，導致營養(yǎng)不良。

我們看到文化保守主義者都像是些孩子，他們也自認為是孩子（赤子、童心等），有一種自我純潔感或“自戀情結(jié)”，談起“道德境界”來好比在做白日夢。魯迅早已看出中國人精通瞞和騙的藝術，尤其是自欺、偽善。

我們所謂“新批判”主要是針對這一古老傳統(tǒng)的，其特點是：

1. 不是強加于人的“大批判”（如文革），而是每個人的自我批判，尤其是打破任何自欺；
2. 因此，也不是對自己偶然的性格或失誤作某種“斗私批修”的懺悔，而是對自己從來未加懷疑、天經(jīng)地義的深層心理，包括良心、善和赤子之心重新加以審視；
3. 因此，它在針對個人內(nèi)心潛意識和“集體無意識”進行反省的同時，具有代表全民族作自我反省的超越個人的意義；
4. 因此，這種批判沒有現(xiàn)成的標準，既沒有中國文化的現(xiàn)成標準，也沒有西方文化的現(xiàn)成標準，而只有以現(xiàn)實生活和當前實踐為標準，它不是以任何烏托邦的理念去裁決或品評現(xiàn)實，而要以現(xiàn)實生活的發(fā)展趨勢來解構(gòu)任何現(xiàn)成的道德烏托邦。

這就是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精神最鋒銳的精華。

（首發(fā)于《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轉(zhuǎn)載自《新批判主義》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