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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北平被定為新政權的首都。

這座閑散、冷清了二三十年的古城，又一次回到了政治中心。

大批革命干部、軍人、文教人員從四面八方匯集而來，以勝利者的姿態接收了這座城市。

很快他們就發現，擁擠的四合院，逼仄的胡同，根本容納不下如此眾多外來者。

于是，在老城的西邊和北邊，出現了一片又一片的辦公樓和宿舍區。

漸漸地，一些樓房周圍建起了圍墻，北京的大院形成了。

當那些“大院”沒有進駐北京時，北京人的居住形態是分散的，他們散居在胡同里，形成老北京的市井文化。

然而大院的出現，使北京出現了一種從未有過的生活形態和獨特文化。

大院里，衣食住行各種設施一應俱全，居民們自成一體，很少跟墻外的胡同市民打交道。

老北京的人情世故他們懶于了解，風俗老禮兒更知之甚少。

他們在內部形成了自己齊整的秩序，又與院外的城市相對獨立。

他們在各自的大院里，營造著屬于自己的大院北京，并漸漸反客為主。

一院一世界

對于胡同內的老北京而言，院中世界始終有一份神秘感。

最初的大院居民們，來自五湖四海，操著帶有各地方言腔調的普通話。

他們工作好像永遠很忙，生活好像不用自己操心，便料理得井井有條。

每個大院都是一個功能齊備、自給自足的小社會。

禮堂、操場、浴室、游泳池、俱樂部、商店，甚至醫院、郵局、儲蓄所、幼兒園、小學、附屬中學……應有盡有。

他們足不出院就可以得到生活、工作所需的所有資源。

上世紀60年代，八九歲的楊五一，跟隨父母遷往西山腳下的北京軍區大院。

在那里，他度過了難忘的少年時光。

隨著父親的下放，他早已搬離大院，但至今他仍能不假思索地，畫出大院的布局圖。

北京軍區大院北面依山而建，一條貫通始終的大路，把大院分成東西兩院，西邊是司令部，東邊是政治部。

司令部的辦公樓在西院最北端，辦公樓前是經常組織活動的大禮堂，禮堂外面是一片廣場。

幾乎每個星期，廣場上都放電影。

每到這時，楊五一和院里的小孩，便會搬著小板凳坐在屏幕兩邊。

什么《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看得小孩們如癡如醉、熱血沸騰。

廣場南面是大片的宿舍區，部隊大院的生活遵循著有序的級別關系，住宅區便是最典型的體現。

宿舍區里最顯眼的，就是部長們住的二層小白樓，站在西山上都能看見，其他宿舍樓則是紅色的。

楊五一的父親比部長們低一級，住在小白樓南面的四層紅色宿舍樓里，再往下就是大參謀們住的五十幾號樓。

而大部分普通干事，則住在小河對岸的九十幾號樓里。

當時的北京軍區司令楊勇的小別墅，在院外的半山腰上。

大院里的生活，保留著明顯的集體生活印跡。

許多院內居民依據早、中、晚三次定時廣播，規劃每天的作息。

很多人雖然有家庭，但仍習慣于去食堂吃飯。

北京軍區大院里，有數不清的食堂，按級別不同相互區分，級別高的食堂就是人少一些，菜做得精細一些罷了。

大院孩子一出生，便過著集體生活：從小被送到大院附屬幼兒園全托，一個星期才回一次家，幼兒園畢業后進入附屬小學，還是住校。

大院里的家庭關系，也不像普通市民那樣緊密，孩子一周只回家一次，還經常見不到父母，因為父母總是很忙。

而家庭關系的松散，讓大院孩子們彼此之間，聯系得異常緊密。

畢竟從小上一個幼兒園、一個小學，甚至一個中學，一同參軍。

大院子弟們最集中的一段院內生活，其實是文革初期。

文革初，學校全都停課鬧革命了，家里大人靠邊站的靠邊站，挨整的挨整，大院成了半大孩子的天下。

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人互相瞧不上，兩撥孩子在院里碰上了，話茬不對就能打起來。

可一旦院里的孩子，跟外面的孩子發生了沖突，院里孩子則顯得異常團結，二話不說全院都上。

那一時期，大院子弟與市民子弟之間，往往鬧出一些沖突。

極端案例就是被許多“大院戲”反復提及的，大院子弟手刃胡同頑主“小混蛋”的公案，傳說中“小混蛋”被扎了二十多刀。

就是在一次次的“茬架”過程中，大院子弟間建立了外人難以體會的感情。

王朔、葉京的發小劉俍在一次采訪中這樣說：

我們之間好到不講理的程度，我托你辦事，你必須給我辦成，辦不成我就罵你，我不考慮你有沒有能力辦。 那時大家都沒什么錢，有時一算日子，哥兒們是不是該發工資了？二話不說，就拉著剛發工資的哥兒們，上外邊吃飯去了。 沒什么話說，那會兒掙得都不多，一頓飯半月工資沒了，但那也要請。

就如《與青春有關的日子》里，高洋把兄弟們坑了，有兄弟為他送了命，但最后大家還是原諒他。

“本是同根生，割了他，就傷了我。”

院里院外

在胡同里，所有的居民的戶籍，都要歸居委會管，想辦理戶口，領糧票，都要找街道居委會。

而在大院里，居委會就是本機關的一個部門。

對于大院外的老北京市民生活，大院子弟們都不甚了了。

搬進北京軍區大院之前，楊五一生活在護國寺附近的平房區。“那時大院還沒建好，護國寺這片胡同里，住的都是北京軍區的人。”

雖然住在胡同里，也沒有院墻，但楊五一感到其實那還是個“大院”。

他們的一切生活都是有組織的，根本沒機會接觸到普通市民。

見面閑聊說幾句客套話，平時做了稀罕吃的互相送送，過年過節串個親戚，結婚送禮擺喜酒……

這些北京人的老禮，跟大院里的人無關，他們習慣于更簡單，更直接的方式。

在海軍大院長大的袁憶清，婆家也是部隊的。

直到出身“地方”的弟媳進門，才第一次有人張羅給孩子壓歲錢。

“我們小時候根本不講究這些，大人也不給，孩子也不要，給來給去多麻煩！”袁憶清更喜歡院里簡單的方式。

對于胡同里長大的市民孩子而言，大院里的生活也顯得非常神秘。

1963年，從小在胡同里長大的靈山，考進了北京外語學校。

外語學校里集中著很多部委、軍隊的高干子弟。

靈山此前從來沒想過，北京城居然還生活著這樣一個階層。

最明顯的例子，是幾乎一人一塊手表，“胡同里即便是大學生，也很少戴表”。

“歐米茄”、“勞力士”這些名字，她也是在那時第一次聽說。

大院子弟們彼此間的話題，更與市民孩子不同，對于政治他們有著超乎一般的興趣。

“他們湊在一起老聊國家大事、世界形勢，要不然就是一些從父母那里聽來的內幕消息，胡同里的孩子哪兒管這些呀？我們以前就是唱歌、跳皮筋，要不然在一起學習，政治跟我們壓根兒沒關系。”靈山回憶。

對于父母間官職的高低，大院子弟們異常敏感。

民俗學者高巍小時候住在景山后街，家里是地道的老北京人。

景山后身是著名的總參大院，他所在的小學中有不少是大院子弟。

高巍回憶說：那時候已經取消軍銜制了，這幫大院孩子們，沒事就把大人以前的肩章拿到學校互相比，官大小比完了，就比誰參加革命早。我那點兒關于軍銜的知識，都是那時候學來的。

至今讓靈山記憶猶新的一幕，是搬進學生宿舍第一天。

同屋的一個女同學問她：你們家是高干嗎？

靈山說，不是。

女同學不言語了，過了一會兒說：你長得像“高干”。

“長相還能看出來？高干家出來的長什么樣？”女同學說不上來，但在他們心中確實有把尺子。

對于平民子弟，他們確乎有一種，難以言傳的優越感。

大院子弟和胡同子弟，分屬兩個陣營。

在學校里，即便不是一個院的，大院孩子也愿意跟大院孩子一起玩。

楊五一從小到大的好朋友，幾乎都是大院的。

雖然在北京生活了五十多年，但他坦言對老北京的生活并不了解，跟胡同里的孩子接觸也不多，人家也不跟你深交。

而作為胡同長大的代表，高巍對于大院子弟的處事方法，也感到驚訝。

那一年王朔因為與母親的關系緊張，就到《心理訪談》做客。

他跟母親的對話方式，讓高巍感到驚訝：胡同里長大的孩子不可能這么跟父母說話，就算街坊聽見了，也能給你個嘴巴！

就算再生氣，胡同里的孩子，也得跟爹媽稱“您”。

高巍認為，大院文化算不得北京文化，他們是一種革命式的、斗爭式的文化，不是敵就是友，沒有第三條出路。

老北京文化是寬容的，平實的，閑適的：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

雖然沒有什么高貴的生活，但榮華富貴他們都見過。

雖然彼此也會因雞毛蒜皮的事打架，但打完了還能交朋友，沒有什么過不去的。

事實上，高巍口中閑適、隨和的胡同北京也早已是陳年往事。

正經八百的北京四合院，在今天的北京已經越來越稀少，即使沒拆也不像個樣子了。

解放初，北京人口僅有100多萬，現實中老北京人早已是鳳毛麟角。

在來自五湖四海的大院子弟們的沖擊下，在北京市舊城改造的風潮之中，隨著一條一條胡同的消失。

老舍描寫的那種四合院里，居民們家長里短、共議國家大事的老北京場，景正在漸漸淡出。

許多從小就生在宿舍樓里的北京孩子，連四合院都沒有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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