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周期性現象演化為系統性挑戰，如何更好地釋放消費潛力

統籌把握提振消費的關鍵之舉

□ 胡曉鵬

當前，我國消費面臨三大挑戰：收入增長預期弱和財富效應低壓制消費意愿，供給側中高品質商品服務供給不足，流通鏈條中城鄉消費設施存在代際差距。這些系統性問題導致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有所下降，影響到新發展格局的構建。實踐表明，依靠傳統政策刺激難以突破內需瓶頸，必須實施涵蓋收入分配改革、供給體系創新、制度環境優化的全面突圍，在提升居民實際購買力的同時創造新型消費需求，才能實現從規模擴張向質量躍升的發展模式轉型，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持久動能。

三個角度看消費

近日，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2024年社會消費品零售達48.33萬億元，較上年增長3.5%，居民消費傾向達68.32%。客觀而言，這一結果顯示，社零增長不及疫情前社會消費品零售年均8%以上增速的一半，而且居民消費傾向也顯著低于疫情前2-3個百分點。這不僅折射出我國正在經歷一場深層次的消費轉型、陣痛，也暴露出國民財富分配、市場供需結構、社會預期管理等多重問題。

第一，從收入角度看，收入不高以及收入預期導致消費潛力難以充分釋放。

當前我國在收入初次分配過程中，勞動者報酬占比偏低，財產性收入尤其與發達國家同期較高比例形成鮮明對比。這種失衡的分配格局催生出雙重擠壓效應——

一方面，高額的住房支出吞噬居民消費能力的同時，對中國經濟穩定的擔憂抑制了居民潛在消費意愿。根據《2024年全國百城房價收入比調查研究報告》顯示，一線城市的房價收入比高達26倍，其中深圳以34.8高居首位。特別是近年來在國際嚴峻復雜形勢的作用下，居民潛在消費空間更是受到了壓制。比如較早之前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2021年上海城鎮居民月均家庭工資收入約為11000元，月還貸金額約為4200元，占到家庭月均工資收入的37%。若考慮經營貸和普惠金融等，非商品消費支出約占家庭月均工資收入的一半，這還沒有考慮贍養老人和教育子女等支出。如此之高的負債支出，勢必擠壓居民消費，加大家庭資產負債表惡化的風險。

另一方面，靈活就業群體增大，促使收入支撐消費的穩定程度持續下移。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底，我國靈活就業人員總量突破2億大關，占全國勞動人口的27%。這意味著，每100位就業人員中，約有27位從事著缺乏穩定收入和沒有社保的靈活就業人員；某外賣平臺內部數據顯示，騎手日均接單量同比增加23%，但收入下降8%，服務業“內卷化”特征日益顯著。這種“高勞動強度—低報酬回報”的悖論，正在瓦解傳統消費升級的微觀基礎。

此外，更深層次的矛盾在于財富效應機制的失靈。過去十年間，居民財產性收入占比始終徘徊在10%上下，與發達國家15%-20%的水平存在代際差距。2024年資本市場劇烈震蕩，上證指數在2800-3200點區間反復拉鋸，致使居民金融資產縮水約6.2萬億元。這種“工資增長乏力+財產收益波動”的雙重困境，導致消費者信心指數在2024年4月下探至86.7的歷史低位，預防性儲蓄率卻逆勢攀升至36%，較2019年提高8個百分點。消費動能減弱已從周期性現象演化為系統性挑戰。

第二，從支出角度看，傳統消費支出占比高而新興消費不足并存，導致供需錯配的矛盾在消費市場持續發酵。2024年傳統消費引擎呈現“三高癥候群”，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居民用于住房、教育和醫療的三大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分別為22.2%、11.3%、9.0%，三者合計吞噬超四成的消費能力。特別是教育支出增速最快，達到9.8%，遠高于住房支出2.8%和醫療支出3.6%的增長速度。與此同時，代表消費升級方向的文旅、智能家居等品類卻面臨供給斷裂。比如，2023年國內高端民宿供給缺口達40%，智能馬桶市場滲透率不足15%，與發達國家40%-60%的水平相差甚遠。這種結構性矛盾在縣域經濟中尤為突出：有數據顯示，三線以下城市家電換新需求增速達28%，但線下服務網點覆蓋率僅為一線城市的1/3，暴露出商業基礎設施的梯度落差。

第三，從城鄉結構上來看，2024年我國消費市場結構性矛盾還體現在城鄉流通鏈條的“代際差距”成為制約內需釋放的關鍵瓶頸。

有研究報告顯示，我國農產品流通損耗率高達20%-30%，而冷鏈物流的滲透率僅為20%左右，而發達國家普遍超過90%。數據還顯示，中西部冷鏈設施覆蓋率不足東部的1/3，農村地區冷鏈設施覆蓋率更是遠低于城市，這就導致農村地區的生鮮農產品損耗率較高，直接削弱居民消費意愿。此外，智能終端設備滲透率以及農村地區智能零售終端覆蓋率都發展得不充分，造成傳統供銷體系難以銜接現代物流網絡，出現城鄉流通體系的“二元結構”特征。這種二元結構問題不僅造成每年數萬億元潛在消費需求無法兌現，更導致城鄉居民消費能級分化加劇。比如，2024年農村居民服務性消費支出占其總支出的比例是32.1%，較城市居民48.7%的差距已經擴大至歷史峰值。顯然，在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戰略交匯期，破解流通設施代際壁壘已成為激活下沉市場、重構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基礎性命題。

提振消費的路徑

當前，我國消費市場面臨多重挑戰。為了扭轉這一局面，需從國家戰略高度統籌謀劃，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以供需雙側改革為抓手，系統推進消費潛力釋放。現結合當前實際，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深化對外開放合作，增強國內國際雙循環聯動效應。面對當前消費市場波動式表現，需重點強化對外開放的體系化建設。建議在若干具備條件的區域試點跨境產業鏈深度合作，聯合東盟等經濟體共建標準化認證體系，優先在數字貿易、跨境電商等領域簡化審批流程。對于自貿試驗區等開放平臺，建議推動制度型開放向縱深發展。例如，在數據跨境流動、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探索“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支持有條件的地區建設國際數據合作樞紐，吸引跨國公司區域性總部落地。通過提升開放能級，既擴大商品服務進口滿足多元化消費需求，又為本土企業拓展海外市場創造通道，形成內外需協同拉動效應。

第二，優化營商環境，構建穩定可預期的消費環境。當前消費信心不足與政策執行中的波動性密切相關。建議在若干超大城市試點政策動態評估機制，由省級政府統籌建立跨部門聯席審查制度，對涉企政策開展季度穩定性評估，明確涉及民生、市場主體的重大政策調整需提前一定期限公示并設置緩沖期。在法治化建設方面，建議選取部分商業活躍區域建設24小時法律服務中心，為企業提供跨境合規咨詢、知識產權維權等一站式服務。同時，建立營商環境負面案例清單制度，對政策執行推諉、選擇性執法等問題實行“一把手”問責，通過制度化手段提升政府公信力。此外，需加強政策解讀與成效傳播，定期發布營商環境優化典型案例，增強市場主體對改革紅利的感知度。

第三，激發實體經濟活力，強化消費升級的產業支撐。建議將消費提振與實體經濟振興深度綁定。一方面，支持工業基礎較好的城市挖掘本地稟賦資源，推動“工業遺產+文旅消費”融合創新，例如利用老廠房、舊碼頭打造沉浸式體驗空間，開發工業旅游主題線路。另一方面，鼓勵科技資源富集區域建設科技消費示范區，試點發放“前沿技術體驗券”，支持消費者參與人工智能、元宇宙等場景應用，推動科技成果向消費端轉化。在產城融合方面，建議在若干新城新區推行“職住商一體化”開發模式，對產城融合示范項目給予土地出讓優惠。同時，優化商業空間布局，中心城區側重高端消費載體建設，引入限量款首發、沉浸式展覽等業態；非中心城區加強社區商業便利化改造，發展鄰里中心、便民市集等接地氣業態，形成多層次消費供給體系。

第四，推進差異化稅制改革，釋放中等收入群體消費潛力。針對當前稅制對消費的抑制效應，建議在部分高收入城市群試點個稅改革。例如，提高育兒、養老等專項附加扣除比例至實際支出的1.2-1.5倍，探索將家庭護理支出納入抵扣范圍。房地產稅改革可實施“剛需保護”策略，對家庭唯一住房設定人均免稅面積，超面積部分實行階梯稅率。調節儲蓄與消費關系方面，可試點恢復大額存款利息稅征收，將部分稅款轉化為數字消費券定向發放。對綠色家電、新能源汽車等消費信貸利息，允許按一定比例抵扣個人所得稅。此外，建議研究擴大消費稅征收范圍，適時將高端服務消費納入稅基，通過稅收杠桿引導消費結構優化。

第五，創新財產性收入機制，夯實居民消費能力基礎。建議加快社會保障基金市場化運作改革，在審慎監管前提下，允許住房公積金、醫保金等按一定比例配置穩健型金融資產。建立收益共享機制，將超額收益的30%-40%轉化為文旅、健康等領域消費補貼。同時，推動“消費權益證券化”創新，對特定領域大額消費發放商戶分紅憑證，使消費者既能獲得即時商品服務，又可分享企業長期發展紅利。在存量資產盤活方面，支持建立全國性耐用消費品估值流轉平臺，運用區塊鏈技術實現汽車、電子產品等使用權分割交易。規范二手商品稅收政策，對短期轉讓的非剛需資產按差額征稅，持有滿一定年限給予減免優惠，促進閑置資源循環利用。

第六，實施人口動態適配策略，挖掘結構性消費紅利。針對人口流動新趨勢，建議建立“人口-產業-消費”聯動機制。在人口流入集中的城市群，實行商業用地供給彈性調整，每新增若干常住人口配套增加社區商業綜合體建設指標。對于老齡化突出區域，推廣“時間銀行”互助養老模式，允許志愿服務時長兌換生活服務或商品折扣，同步發展適老化智能家居、康復輔具租賃等銀發消費業態。在青年人口集聚區，試點建設“新業態就業社區”，配套共享辦公、創客空間與沉浸式消費場景，發展夜間經濟、快閃市集等年輕化業態。同時優化落戶政策，將消費貢獻、納稅額度等納入積分指標，吸引高價值流動人口轉化為穩定消費力。

第七，培育特色消費品牌，提升供給體系質量效率。建議實施“地域消費名片”培育工程，支持有條件的城市挖掘物候特征、文化遺產資源，打造國家級文旅IP。例如，沿候鳥遷徙路線建設觀鳥主題度假區，依托非遺技藝開發沉浸式手作體驗項目。在商品消費領域，推動重點城市建立民間收藏品鑒定認證中心，支持上海、北京等有基礎的城市建設全國性藝術品評估交易平臺，增強高端消費資源配置能力。在現代流通體系方面，建議將智慧商圈改造納入新基建支持范圍，推廣冷鏈物流“共享倉儲”模式，將生鮮損耗率控制在較低水平。建設全國統一消費數據平臺，實現跨區域消費補貼互認、積分通兌，優先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開展試點。

總的來說，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制度創新與關鍵領域的結構性改革，預期可短期內實現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和居民消費率的提升，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消費中心城市和一批特色鮮明的區域性消費樞紐。這還需要中央與地方協同發力，在重點領域實施突破性改革，在風險可控前提下開展壓力測試，逐步構建起供需互促、城鄉協調、內外聯動的消費新發展格局。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