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爆“村超”：不只是踢球那么簡單

2023年的夏天，貴州榕江縣一個原本普通的鄉村足球場，超過五萬名觀眾從四面八方涌來，把球場圍得是里三層外三層，連周邊的山坡上、小道旁都站滿了人，熱情幾乎要將整個場地撐破。大家都在翹首以盼，等著看這場由鄉親們自己搗鼓出來的“村超”聯賽。

球場上，球員們奔跑、拼搶，汗水浸濕了他們的球衣。就在一個膠著的時刻，擔任車江二村足球隊前鋒的楊兵，在對方門前覓得良機。只見他身體騰空，一個極其舒展、技驚四座的倒掛金鉤，足球在空中劃出一道漂亮的弧線，應聲入網！這個瞬間，整個球場像是被點燃了炸藥桶。那積攢起來的情緒瞬間爆發，歡呼聲如同山洪海嘯般席卷了全場。

這場球賽，從頭到尾都透著一股子“野”勁兒和“土”味兒，但正是這種原生態，讓它迅速吸引了全國的目光。它不是哪個體育部門規劃出來的項目，完全是村民們自己合計著、張羅著辦起來的。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自己組織球隊，自己安排賽程。當然，當地政府也沒閑著，他們非常默契地扮演了“后勤部長”的角色。

為了讓遠方的網友也能實時看到這山旮旯里的熱鬧，嶄新的5G基站就立在場外不遠處，保障著高清流暢的網絡直播信號。但與此同時，對于場內的事情，比如比賽間隙自發響起的侗族大歌，或者哪個村寨帶來的苗嶺蘆笙即興吹奏表演，政府部門是樂見其成，絕不上去指手畫腳干預。

這種感覺挺奇妙的，就好像鄉親們在前臺盡情揮灑才情和汗水，當仁不讓地做主角，而政府則在幕后默默地把舞臺搭好，把燈光打亮，做好服務保障。這種“群眾臺前當家，政府幕后服務”的景象，讓每個人都實實在在地感覺到，自己不光是來看熱鬧的觀眾，更是這場盛會里不可或缺的創造者和參與者。

老祖宗的智慧：歷史深處的制度基因

在中國廣袤的歷史長河中，探尋那些塑造了社會運行模式的深層邏輯，往往能發現一些貫穿始終的脈絡，一種可被稱為“制度基因”的東西。將目光投向貴州榕江那片侗族聚居的土地，我們能找到一個頗具代表性的歷史回響——“款約”。

這并非某個統治者頒布的法令，而是早在八百多年前，侗族先民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基于血緣、地緣關系，自發形成的一種社會組織和管理規范體系。“款”在侗語中意為“規約”或“聯盟”，它涉及村寨內部的事務管理、資源分配、婚姻習俗、糾紛調解乃至對外防御等方方面面。

當寨與寨之間需要協調重大事務，或是共同應對外部威脅時，各寨的代表——通常是德高望重的寨老——便會聚集在一起，通過集體商議的方式，“立款結盟”，制定出大家共同遵守的規則。

它確保了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下，侗族社會能夠保持穩定和凝聚力，有效地組織起集體行動，比如修建風雨橋、鼓樓等公共設施，或是共同抵御災害。這種源自民間的、帶有自治色彩的傳統，無疑為理解像“村超”這樣由民眾自發組織并能迅速形成巨大影響力的現象，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文化背景和歷史參照，

將視野拉得更遠，回溯到兩千多年前的漢武帝時代，一項影響深遠的制度設計——“仕宦避本籍”制度被正式推行。這項制度的核心要求是，官員不能在自己的家鄉或鄰近地區擔任地方長官。初看起來，這似乎有悖常理，畢竟本地人更熟悉情況。

但是通過異地任職，官員與地方宗族、豪強缺乏天然的聯系，更能相對公正地執行國家法律和政策。其次，它有助于打破地域壁壘，促進人才在全國范圍內的流動和交流，避免地方人才的內耗和固化。再次，對于官員個人而言，脫離了鄉土人情的牽絆，也更能專注于政務，減少徇私舞弊的可能性。

干部勤跑腿：聽民聲解民憂

歷史中蘊含的治理智慧，它們以一種鮮活的方式，沉淀并融入當代的基層實踐之中?！皬娜罕娭衼?，到群眾中去”這句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工作方法，正是這種歷史智慧在現代社會治理中的具體體現和發展。

它強調一切決策和工作都必須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深入到群眾的實際生活中去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所急所盼，然后將群眾分散的、零碎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分析研究，形成系統的、符合實際的政策和措施，再回到群眾中去宣傳解釋，并在實踐中加以檢驗和完善。

在貴州榕江，這套方法論并非懸在空中的口號，而是基層干部們日常工作的真實寫照。就拿一位名叫黃經勉的基層干部來說，他的工作常態就是奔波于所負責的幾個村寨之間。他的身影常常出現在田間地頭、村民的院壩里，或是村委會的辦公室。他的工作筆記本，就是他深入群眾、傾聽民聲的最直接證明。

那上面用不太工整卻很詳實的字跡，密密麻麻地記錄著走訪過程中收集到的各種信息。黃經勉的工作，就是要把這些來自最基層的聲音，原汁原味地收集起來，進行梳理、分類，對于能夠在本級層面解決的問題，協調資源推動解決；對于需要上級支持或政策調整的，則要及時準確地向上反映。

這種扎根基層、問計于民的工作方式，其成效往往能在一些具體的事件和細節中得到印證。比如，在籌備備受矚目的2024年新賽季“村超”時，如何讓這項賽事既保持原有的鄉土味、人情味，又能有所提升、更受歡迎，成為了一個重要議題。相關部門并沒有閉門造車，而是通過像黃經勉這樣的基層干部廣泛收集了村民和游客的意見。

這些意見被匯總上來，經過討論研究，最終形成了具體的方案。于是，在新賽季的“村超”現場，人們欣喜地發現，那些充滿喜感和鄉土氣息的豬腳、小香雞獎品依然醒目地擺放在那里，傳承著賽事的獨特韻味。與此同時，一個嶄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創展示區”也應運而生。在這個區域里，來自不同村寨的手藝人帶來了他們的得意之作。

其中，侗族婦女韋桃花制作的馬尾繡背扇尤其引人注目。馬尾繡是水族、苗族等民族的傳統技藝，工藝復雜精細，圖案生動別致，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收藏價值。韋桃花將這門古老的手藝運用到日常實用的背扇上，既美觀又實用，立刻成為了現場最搶手的紀念品之一。

中國這套“玩法”：人民是中心

當學者張維為審視中國近年來的發展軌跡時，他嘗試將其獨特的治理邏輯和實踐經驗提煉、歸納，提出了所謂“中國模式”的概念。在其分析框架中，這種模式與許多西方國家所實踐的民主制度，在底層的權力結構和運作邏輯上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

張維為指出，在一些典型的西方民主體制中，政治權力的分配形式上通過普選來實現，賦予每位公民平等的投票權，理論上旨在讓民眾通過選票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這種機制在實踐中可能面臨挑戰，選舉過程未必總能擺脫強大的資本力量或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影響，導致選舉結果有時并不能完全、公正地反映廣大民眾的真實意愿，甚至在極端情況下可能演變為少數精英或富裕階層掌控權力的“寡頭政治”局面。

與此形成對比，張維為描述的“中國模式”則采用了不同的路徑來匯聚和體現民意。其論述中，中國的民主實踐強調通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這樣的制度性安排來產生和行使權力。這一體系的設計思路，據其闡釋，旨在建立一種能夠更廣泛地吸收社會各階層、各領域代表參與國家治理的機制。

理論上，通過逐級選舉和協商推舉產生的人民代表，其構成被認為能夠超越單一資本或少數群體的利益局限，從而使得決策過程能夠更好地兼顧不同社會群體的訴求，最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種制度安排的一個關鍵特征，按照張維為的解讀，在于其試圖構建一道防火墻，以阻隔大資本或特定利益集團對政治進程的過度干預和操控，確保國家權力的行使能夠始終圍繞著公共利益而非少數人的私利展開。

此外，“中國模式”的論述中也包含了對權力運行制約與協調的關注。權力并非高度集中于單一機構或個人手中，而是在不同的層級（中央與地方）、不同的部門（立法、行政、司法等）之間進行了一系列的分配、協調與相互制衡。這種結構設計的目標在于防止權力濫用，確保國家機器高效有序運轉，并通過不同權力主體之間的互動與合作，形成治理合力。

總而言之，張維為所描繪的“中國模式”，其核心敘事圍繞著“人民”這一主體展開，力圖展現一種以人民意愿為依歸、以人民利益為導向、權力運行受到多重約束的治理體系，以此區別于他所理解的某些西方模式中可能存在的資本主導或精英控制的傾向。

參考資料：[1]歐樹軍.國家能力與民主制度:兼論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J].理論學刊,2025(1):6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