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衛皇室為“藩”，展現皇權為“屏”，明代藩王被賦予藩屏天下的重任，后人卻道他們是百無一用的貴族寄生蟲。然而正是這些“無用之人”，為世人留下無數珍寶。

晉王的崇善寺，肅王的玄妙觀；周王的《東書堂帖》，魯王的《畫法大成》；潞王的仿古銅鼎，梁王妃的寶石金簪……還有寧化王的老陳醋，無處不見宗藩的參與或贊助。

《藩屏：明代藩王的藝術與權力》的作者柯律格通過對藩王物質文化的實地考察，展現了藝術對藩屏帝業的重要意義，從反思史學研究中的刻板偏見出發，力圖構建更全面、更多元的明史敘事。

《藩屏：明代藩王的藝術與權力》，[英]柯律格 著，黃曉鵑 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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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王墓傳遞出的信息

每天早上，當湖北省博物館新館開門時，一批批參觀者就會穿過館藏的考古珍品，涌進頂層的一間展廳。這個燈光昏暗的空間存放著從墓葬出土的精美絕倫的文物，讓人想起黑暗的墓室內部。墓主梁莊王朱瞻垍（1411—1441）來自明代存在時間最短的藩國之一，是第一代和最后一代梁王。他是朱高熾的第九子，英年早逝的朱高熾則是明代在位時間最短的皇帝，他治下短暫的洪熙紀年從1425年1月20日持續到1426年2月7日。梁莊王在中國歷史上并無任何重要地位，在考古學家發掘他的墓葬以前，他的名字幾乎不為人所知。梁莊王墓位于湖北省中部一片富饒的農田中，在鐘祥市東南25公里的鄉間。它在發掘時被描述為自萬歷皇帝定陵的考古發掘（1956—1958）以來最重要的明代發現。近年來，這座現已聞名于世的墓葬更成為研究多種明代物質文化的參照標準。吸引眾多觀眾的是令人嘆為觀止的隨葬品。除了陶瓷、玉器和像青銅器、鐵器這樣的非貴重金屬器，墓葬中還有大量前所未有的金銀器皿和首飾，多數金銀首飾上還鑲嵌著體積和質量都非常可觀的寶石。這類物品大多數為墓主生前所用，而非明器，由此我們得以窺見業已蕩然無存的明代藩邸中的奢華生活。這些物品使得不幸的梁莊王立刻為中國的專家與大眾所知，很多人都讀到過或者親眼見過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發現。然而對梁莊王墓的關注掩蓋了一個重要事實：很多發現，而且是最引人注目的發現，顯然與同樣葬于此處的王妃有關。梁王妃魏氏逝于1451年，比其夫君多活了十年。如前文所說，明代藩王在過去一個世紀中幾乎沒有受到史學研究的任何關注，作為他們配偶的王家女眷在歷史研究中就更無一席之地了。她們作為生物學意義上復制者的角色（即作為王家繼承人的孕育者），可以與承擔文化復制使命的藩王進行類比，這一點在此前的章節中已予以討論。然而，喪儀給予了這些女性一定程度上轉瞬即逝的可見度。與死亡相關的物質文化流傳至今，使我們至少可以去探究她們在世之時對某些事情的重要性，甚至是她們在一個形式和實質上的父權社會中行使能動性的方式。

藩王墓在明代非常重要，這一點毫無疑問。本書已經談到了它們在景觀中的顯著性，至少是在像湖廣這樣的省份中。正如多種文獻資料所示，它們顯然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中央的管制和約束。然而，與不復存在的藩邸不同，得以幸存的墓葬數量相當多，因此我們能夠把文獻中墓葬制度的理想情況與地面和地下的實際情況加以對照。2005年的一項研究列出了56座已知的親王墓，以及10座親王妃墓和13座郡王墓。其中絕大多數的墓葬已在過去的幾百年中被盜掘，僅余墓址墓穴。有明一代只有23座墓葬留下了足夠的考古證據，使我們可以對其形式和內容有大致了解，其中最早的是1389年入葬的明太祖之子魯荒王朱檀墓，最晚的是1634年入葬的益定王朱由木墓。這些墓葬的地理分布非常之廣，涵蓋了遍布明代疆域的藩國，有的位于今湖北省和山西省，也有的位于山東、河南、遼寧、江西、陜西和四川。對這些墓葬的分析顯示，藩王墓完全沒有標準的建筑方式，絕非受單一的標準式樣所限制。相反，它們表現出了相當程度的差異性，以至于不論是從年代還是從地理位置來看，均不存在可辨別的模式。雖然所有的墓葬都曾有一望可見的封土，四周筑有封閉的墻體加以保護，還有一條列有石像生的神道通向飾以精美琉璃瓦的地上建筑，如今多數卻僅存碎磚瓦礫。至于地宮的結構和墓室本身，各墓之間則有在四川省（偶爾也見于他處）看到對精美的仿制材料建筑的喜愛，如用釉彩、彩繪和雕漆裝飾的石制建筑來模仿木壁架結構，這樣的形式不見于他處。某些墓葬有一定程度的內部壁畫裝飾，另一些則沒有。或許我們最終只能說，一方面我們的樣本量過小，難以總結出一個模式，另一方面這些樣本數量又足以表明它們并無規律可言；此處的多樣性比所謂的符合規制更為重要，而發表的發掘報告卻很奇怪地反復嘮叨規制的問題。我們應該強調的或許是，多樣性暗示了能動性和選擇。藩王墓并非依據一套定例來建筑和裝飾，而是反映了特定社會和歷史背景下人為的決定。究竟是誰做出了決定，以及這種能動性是如何實現的，則是更加難以回答的問題。

當我們對隨葬品進行分析時，這一點同樣十分明顯：隨葬品的內容是經過決定的，而不是對規制的照本宣科。當《藩獻記》強調蕩陰端肅王不僅“好文雅”，而且也是節儉的典范、“一無豪侈之習”時，它告訴我們端肅王薨逝時裝殮“無余玉帛”。文中或許有一定程度的言過其實，但提到這種罕見的節儉行為本身就說明其他宗室成員有著不同的選擇。此處的情況同樣趨于多樣化而非標準化。如上文所述，很多墓葬都曾遭到盜掘，因此為了更加嚴謹地研究隨葬品，把分析僅限于十座留下了足夠考古證據的王墓會更為妥當。這樣做仍然會有很大的時間跨度，而地理上的距離相對較近：一座位于山東，三座位于湖北，六座位于江西。從這十座墓葬中，我們可以立刻看到差異性：只有六座墓葬為藩王與王妃的合葬墓（在其他四個墓葬中，王妃應該是各自葬于另外的墓中）。這一點可能非常重要，我們在下文還會加以分析。墓中的隨葬品也有著相當的差異。衡量差異的指標之一是墓俑。以俑人隨葬，讓這些侍從的塑像在墓主死后繼續侍奉的習俗一直持續到明代，某些藩王墓中的墓俑數量相當可觀，雖然就單個墓葬來看，規模遠不及早期的兵馬俑。這些陶俑可能是彩繪或者彩釉的，也有的未加修飾。然而重要的是，并非所有藩王墓中都有這樣的墓俑。事實上，在十座留有充足考古證據的王墓中，八個無隨葬俑。其余兩座有隨葬俑的墓也存在差異。1389年的山東魯荒王朱檀墓中有超過400件松木雕刻并彩繪的俑人和馬匹，足以組成一整支護衛隊和王府儀仗。而1539年的江西益端王朱祐檳墓中雖有彩繪的陶俑，但數量只有110個，其中最多的一組是30個男女樂俑。一部分被盜掘的王墓中仍有隨葬俑，因為盜墓者不認為它們是有價值的。如果將這些隨葬俑也考慮在內，我們還可以看到木制和陶制俑人的差別。但其中同樣沒有可辨識的年代或是地理上的規律，相反，似乎是偶然因素或地方因素在起作用。同樣有差異的還有俑在墓中放置和排列的方式。例如，在前文提到的1539年益端王朱祐檳墓中，俑在棺床前排成六列。而在1495年的汧陽端懿王朱公鏳墓中，俑立于死者的兩邊。這種區分（正如對陶制和木制材料的比較）或許顯得過于學究氣，但在一個講究擺放位置和物質性的文化和語境中，如果假設這種安排純粹是隨機的顯然不夠妥當。

原標題：《一部明代藩王的物質文化史》

欄目主編：朱自奮

來源：作者：[英]柯律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