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從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紀出版家》是一部全面展現張元濟生平、思想及其對中國近代文化出版事業貢獻的著作，既具有學術深度又具有通俗可讀性。張元濟作為清末民初的重要改革家和出版家，其一生跨越了晚清、民國和新中國三個歷史時期，他的事業不僅深刻影響了中國近代出版業的發展，也為中國現代文化的轉型奠定了基礎。本書通過詳實的史料和嚴謹的學術分析，通過張元濟的生平，展現了戊戌變法、新文化運動等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大事件，張元濟的故事不僅是一個人的奮斗史，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本書通過對張元濟的生平、經歷和事業的梳理，揭示了轉型時期一代知識精英的獨特氣質與崇高人格。

《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從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紀出版家》， [新西蘭]葉宋曼瑛 著，張人鳳、鄒振環 譯，重慶出版集團·重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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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元濟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實際上，像張元濟那樣的人，才是士紳階層中的佼佼者。他從未參與激進的先鋒隊伍，沒有宣揚新哲學，也沒有對中國文化作過革命性的解釋，更沒有興趣采用激進的政治方式讓中國強盛起來。事實上，他對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問題采取了傳統的方式。在漫長的一生中，縱使政局常常變化，社會頻繁動亂，他的信念從來沒有動搖過，那就是若中國人不能獲得良好的教育和具備充分的知識，中國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現代化。沒有現代知識的傳播，沒有更廣泛的對變革要求的覺醒，中國無法面對現代世界的挑戰。在張元濟看來，任何政治改革強加于冷漠、毫無生氣和愚昧無知的群眾，必然毫無結果。此外，他對保守派的勢力和頑固性也十分了解，知道他們會阻擋任何急劇的改革。為了貫徹文化救國的主張，唯一可行之路就是改革教育，然而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后，他必須另有所擇。張元濟后來加入商務印書館，使它成為現代中國最大的出版社。當把出版業變為終身事業時，他實際上還是在實踐同一個目標——傳播現代思想和啟迪民智。這時候，他失去官方的支持或光緒的庇蔭，卻與一個工人出身的小印刷所老板夏瑞芳（1871—1914）緊密合作。夏瑞芳的文化水平低，卻有機敏的商業頭腦和取勝的決心，這些使他在上海的民族實業界獲得一席之地。張元濟與夏瑞芳畢生合作，共同發展商務印書館事業，是士大夫與出身工人的資本家合作共事的鮮見例子。張元濟的一生，呈現了一個有遠見、非墨守成規和開明的學者的形象，他一方面緊緊地恪守儒家的基本道德信條，另一方面卻并非僵化、保守到一見新思想、新哲學就馬上抵制。他雖身為翰林，卻從不會看不起學識和資歷較淺的人。在那個時代，張元濟被公認為是藏書家和古籍版本目錄學家，對善本書的追求是頗具傳奇色彩的。他于1919年就開始全力支持新文化運動。在他的直接影響下，民國最初的十年間，商務印書館成為不同觀點的學者都可以愉快合作的場所——頗似眾所周知在蔡元培任內（1917—1919）北京大學的局面。張元濟為赴歐美、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敞開大門，聘請他們去商務印書館工作，而不是招募舊式學者或與他有相似背景的好友。從中國新式學校畢業的年輕學生也同樣受到歡迎，并按工作成績給予晉升，于是在商務印書館的編輯中出現陳獨秀、茅盾和鄭振鐸的名字就不足為怪了。

張元濟企圖通過文化手段使中國走向現代化，這個想法是士大夫階層所共有的，從清朝末年大量涌現的民間報紙、新式學校和略具政治性質的團體中可以看到。作為讀書人，很自然會企圖通過傳播各種知識以救中國。因此，張元濟一生的目標和走過的路是很有代表性的。

然而，張元濟之所以比同輩更杰出，是因為他作為一個現代企業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少傳統學者出版報紙雜志，或書籍小冊子，介紹新知識或新哲學，但往往生命不長，影響有限。張元濟跟他們的區別在于：他把商務印書館從一個家庭式印刷所改變成為現代中國最主要的出版社。誠然商務印書館的發跡史還有其他因素，但張元濟的遠見、能力和指導足以表明他是一個有極強創造力的企業家。在他以前，中國還沒有那樣規模的出版印刷企業。

1898年，當張元濟還在任京官的時候，對工業化和發展商業已有興趣。大家知道，在傳統學者的認知中，經商沒有什么地位。但是，在給光緒的長篇奏折中，張元濟不僅竭力為民族實業家和商人的權利辯護，而且指出在與西方競爭的貿易戰中，民族企業應被看作國力的基石而予以大力保護。盡管強調民族企業作為抵制西方經濟滲透與商業擴張的手段這個課題并非始自張元濟，然而他熱情地為經濟現代化呼吁和對官僚資本主義的控訴，卻表明了他對民族工業化的興趣和理解。由此可以看出，張元濟把商務印書館（下文簡稱“商務”）當作終身事業并不僅僅是由于出版業是一種“文人的職業”。當然，他十分關注出版物，有了那些書刊雜志，就可以影響輿論并傳播知識，況且他是有文化素養的，但同樣關注作為一個企業的正常經營。現存的資料可以證明張元濟要將商務發展為一個現代化的企業，由受過企業管理和現代會計專門訓練的人員來經營。因此，他堅持領導者、高級職員的子女和至親不應進入商務任職，是他率先勸阻自己的兒子進公司，他認為“新式企業不應傳代”。這種反對裙帶風的堅定態度，直接針對當時中國企業界由來已久的傳統做法，但也使他在商務的領導層中得罪了不少人。他使商務在1906年成為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新設立的商部注冊。

張元濟一開始便是講求實際的人，重實干而非空談，因而在現代中國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少為人知的。他不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只有一次曾直接參與政治活動——清末戊戌變法。在曇花一現的變法初期曾受到光緒皇帝召見，這是他能影響最高決策層的“近日點”。然而他并不是一個為了替變革辯護而重新解釋儒家哲學的精神領袖。盡管他在恪守傳統倫理道德時絕不狹隘保守，但沒有試圖像康有為、譚嗣同那樣提出一種完整和有系統的激進思想，也沒有為推理出一套現代化的理論基礎而煞費苦心。對他來說，變革和現代化是無法抗拒的自然規律——他是達爾文“適者生存”學說的信徒——這正是他的好友嚴復所大力宣傳的學說。為了生存，中國需要劇烈的變革，這是無可辯駁的。他很少為自己選擇的人生道路做任何解釋。當康有為宣稱在廣州創辦學堂是為中國培養現代化人才、梁啟超在雄辯的社論和隨筆中再三聲言他的報紙是以現代思想喚醒民智的時候，張元濟在參加商務印書館時，卻沒有留下任何公開的記錄以說明同樣的崇高目的和意圖。與此相似，幾十年以后，王云五提出了數萬言詳細材料，說明他為什么和怎么樣選擇了追隨蔣介石政府的道路，而張元濟卻沒有直接聲明或公開闡述他留在中國大陸的決定。

當然，留下大量著作的人往往會引起后來歷史學家的注意。他們在某一時期中所起的作用，于當時發表的文章或長篇自傳式的回憶錄都得以闡明。此外，這些知名度較高的人物往往培養了一些忠實的門生，他們能撰寫關于先師生平和思想的大量回憶文章、年譜和論文。相比之下，張元濟留下的材料卻是貧乏和不易為人所理解的。但這不應該成為研究他生平和事業的障礙。舉例來說，盡管在他為自己所編纂的書籍撰寫的大量序跋中沒有公開強調個人的作用或目的，在董事會的演說中也從不奢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然而仔細分析商務印書館各個不同時期出版的書籍和刊物，其出版方針的輪廓清晰可見。張元濟對出版方針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可以從考察當時的決策機構和決策過程來作出評價。

像張元濟這樣的人物的生平和事業是值得研究的，因為他既是那一群體中的代表，而且在追求理想時，又比一般人更能貫徹始終。因此我著手為這位鮮為人知而又杰出的人物撰寫傳記。希望透過研究像張元濟這樣的人物，會更充分和全面理解現代中國重要轉折時期的歷史。

原標題：《從張元濟生平，看一代知識分子的堅守與選擇》

欄目主編：朱自奮 文字編輯：蔣楚婷

來源：作者： [新西蘭]葉宋曼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