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響難追：近代的思想、學術與社會》一部域外新說與傳統思想相互激蕩的百年思想史。書中梳理了1900年以后近代學人“開眼看世界”的過程，聚焦多位知識精英心路歷程的個案研究，立體呈現了身處古今中西之間的章太炎、梁啟超、錢穆等思想家對近代變革的艱難探索，重塑清末民初的時代語境，立體呈現其史學眼光和時局見識，在大變局中反映近代中國的思想脈動；同時，關注傳統之于現代的意義，重新審視古代王侯將相的事跡，直面救亡圖存的時代問題，展示新舊思想的交匯，思考中國在世界發展浪潮中該何去何從。

《韶響難追：近代的思想、學術與社會》，王 銳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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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與轉化：范文瀾的曾國藩論

章太炎對曾國藩的評價，至少具有以下幾種顛覆性影響。首先，開啟晚清以降批評曾國藩之先河，使曾國藩的形象從士林領袖變為深具負面形象的人物，聯系到曾國藩與近代中國各種類型的精英政治之間的密切關聯，章太炎的這番評價無疑也提供了人們質疑精英政治、質疑政治與社會結構中士紳支配格局的視角，這是實現名副其實的大眾民主的重要環節。其次，從敘述中國近代歷史的角度而言，如何評價曾國藩，涉及如何評價近代歷史過程中的晚清時期，畢竟從太平天國到洋務運動，曾國藩一直是中國政壇上的重要人物。在這個意義上，章太炎如此評價曾國藩，也就開啟了從革命的角度評價晚清歷史流變的先河，曾國藩的歷史功過被放置在革命的天平上來衡量。最后，曾國藩作為晚清儒者的代表，如何對其做出評價也涉及如何評價儒學。在多數晚清士人眼中，曾國藩之所以能被稱為時代名儒，離不開他的恪守修身之道，尊奉君臣綱常。而在章太炎的視域中，對于儒學（主要是理學）維系社會道德之功與長期被奉為官學的歷史事實應區別對待。批評曾國藩，主要是因為他借學術以謀利祿，這和儒學的道德意義與社會功效并無關系。因此，要想在推翻帝制的背景下重塑儒學活力，需將曾國藩與儒學切割，并嘗試闡釋一種平民化、大眾化，且能激發人們愛國之念的儒學。

在20世紀上半葉批評曾國藩的潮流中，除了章太炎，馬克思主義史家范文瀾堪稱代表人物。他在《中國近代史》里就對曾國藩展開抨擊，后又專門撰寫了《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對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中國近代史敘事影響極大。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從師承關系上看，范文瀾民初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深受章太炎高足黃侃的影響。在研究《文心雕龍》的著述中經常能看到范文瀾援引黃侃的觀點作為參考。清末章太炎在日本宣傳革命時，黃侃常在《民報》上發表文章抨擊清政府，號召人們推翻其統治。1907年，他在《民報》上發表《哀太平天國》一文，雖然對太平天國的內政、外交與宗教形式多有批評，但卻強調“我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提絜英豪，乘時而起，威靈所被，罔不歸心”，同時用“為滿作賊”來評價曾國藩。很明顯，這與章太炎對此問題的看法高度一致。

范文瀾身為黃侃的學生，自然不會對章太炎、黃侃二人的政治與學術主張陌生。這既是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的思想底色，又具體而微地影響著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方法。一個很明顯的例子：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不久，早就多次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活動的范文瀾出版一本名曰《大丈夫》的小冊子，意在通過敘述一些歷史上著名人物的事跡，表彰其精神，揭示其當代意義。在編寫這本書之前，范文瀾已較為廣泛地閱讀過馬克思主義著作，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綱領也甚為熟悉，不過這本書與其說是在宣傳黨的政策，不如說體現了章太炎式的革命主張。在“凡例”中，范文瀾強調：“本書志在敘述古人，發揚漢族聲威，抗拒夷狄侵陵的事跡。”又言：“中國人在外族入主的朝代里，也有不少所謂忠義之士。他們只知道給異類效勞，卻忘了種族間的大義，按照孔子修《春秋》，嚴辨夷夏的教訓，這些人概所不取。”如果不提作者，人們很可能以為此乃清末革命黨宣傳反清革命的著作?；谶@樣的思想脈絡，就不難理解范文瀾對曾國藩的評價了。

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敘事，除了包含馬克思主義史學那些基本要素，還比較明顯地繼承了晚清革命黨政治思想，將傳統的夷夏之辨轉化為具有近代意義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并十分重視剖析清廷內部的滿漢沖突與派系爭斗，較之那些與蘇聯史學關系緊密的學者，范文瀾的論著更能體現本國特色。在這一點上，他對曾國藩的批評尤具代表性。從政治論戰的角度而言，范文瀾在《中國近代史》中論曾國藩部分及《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一文，固然是在與蔣介石、蔣廷黻對曾國藩的評價針鋒相對，但從思想傳承上看，范文瀾的曾國藩論明顯與章太炎的曾國藩論有一脈相承之處。比如他認為曾國藩“精通極端專制主義也是極端奴隸主義的哲學——程朱道學，運用在言論上，就是滿口‘誠’、‘禮’、‘仁義’、‘道德’等字樣；運用在行動上，就是極度的殘忍，屠殺數千萬中國人民，認為‘痛快’”。又比如他這樣評價曾國藩在晚清政壇上的表現，“曾國藩及其領導的一群人，絲毫沒有民族思想。他甘心作滿洲皇族的忠實奴隸，屠殺漢人。對新來的外國侵略者，又甘心當忠實代理人，認反革命的洋人不滅清廷、直接參加反革命的內戰為‘有德于我’，不必再計較‘關稅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壓人民一類‘小處’”。而關于曾國藩與西方列強的關系，范文瀾說：“曾國藩是屠殺同胞的內戰能手，一切思想行動都以反革命的內戰為中心。他反對太平天國獲勝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利用了太平軍自身的錯誤，一方面是他取得了外國反革命的助力……曾國藩以后，凡是反革命的內戰能手，也定是賣國能手，曾國藩給這些能手啟示了實例?！比舨徽撍褂玫木哂刑囟〞r代感的名詞，范文瀾的這些觀點，不難讓人想起章太炎在清末對于曾國藩的那些評價。

相似的，章太炎雖對曾國藩持批評態度，但卻認為程朱理學還是有正面意義的。范文瀾亦然。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程朱理學常被視為負面的東西，特別是抗戰期間賀麟、馮友蘭與錢穆等與國民黨政權走得比較近的學者極力宣傳理學的價值，中國的左派知識分子經常針鋒相對，從回應這幾位學者的論著，延展至對理學展開批評。而范文瀾主張應區分作為官學的理學與作為一種社會規范的理學。比如在著名的《中國通史簡編》中，范文瀾認為：“宋儒講修身養性功夫，尤其是朱熹，講得更周到切實。他們在這一方面確有甚大的成就，是應該珍視并采擇的?？墒切奚眇B性以外，卻很少有所發揮?！毙轮袊闪⒑?，在1963年的《經學演講錄》中，范文瀾又言：“宋學的興起，是由于安史及五代的大亂，倫常敗壞。宋學的目的是整頓倫常道德。宋學固然毛病很多，但在重整倫常方面收效不少。宋學重個人氣節，因此，宋以后，國家危亡時，民族氣節提高了。這樣看起來，宋學也有其積極方面，不是完全消極的。”“現在再提倡宋學是要不得的，但是否宋學全要不得呢？是否宋學還有些可用之處呢？宋學講氣節，國亡殉國，不投降外國，這是值得肯定的?！笨梢姡段臑戨m然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代表人物，但卻并不否認理學在修身與培養氣節上的意義。聯系到他那本《大丈夫》，可以推斷，范文瀾之所以走上革命之路，固然是因為相信馬克思主義對于剖析近代中國政治與社會矛盾極有助益，但更為深入地看，離不開儒家，特別是理學傳統中正心誠意、經世濟民、嚴夷夏之防對他的巨大影響。這些體現出強烈道德意識與憂患意識的因素，推動他從傳統經生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而從章太炎到范文瀾，亦可窺見20世紀中國革命過程中某種精神層面的連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