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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克的麻煩又多了一個。

它剛剛才發了一份財報，在營收利潤雙降的情況下，盡己所能地告訴資本市場，它的庫存在好轉，最主要的北美市場營收降幅在縮窄，它的運動專業產品Pegasus 41和Vomero 18也獲得了不俗的表現。

但這些用來提振市場信心的信息，在特朗普的關稅大棒面前變得微不足道起來。

當地時間4月2日，美國宣布對所有國家征收10%的“基準關稅”，并對部分國家征收更高的“對等關稅”。其中柬埔寨、越南、孟加拉、中國和印尼的對等關稅分別為49%、46%、37%、34%和32%。這些恰好是全球諸多運動和時尚品牌目前最主要的生產國，而征收關稅不只針對成品，還包括鞋服制造需要用到的許多原材料。

關稅消息傳出后，本就對耐克改革觀望態度的資本市場立即用腳投票，令它4月3日的股價下滑14.4%至55.58美元，降到了自2018年以來的最低點。

其他運動和時尚企業股價也接連大跳水：同是4月3日， lululemon股價跌9.58%，洞洞鞋Crocs、擁有HOKA和UGG的德克斯戶外、昂跑、斯凱奇、Under Armour、Abercrombie & Fitch均跌超10%，旗下擁有Vans、Timberland和北面的威富集團，股價更是暴跌28.74%。當地時間4月7日美股開盤后，上述企業的股價繼續下跌。

被“懂王”嚇綠的鞋服企業們，面對的不只是關稅上調、商品售價上漲，給本就疲軟的消費市場再增加的一層陰影，它們未來在供應鏈上輾轉騰挪的空間，也越來越小了。

01
至少提價10%-12%

“對等關稅”對運動時尚企業的影響到底有多大，我們可以用耐克的情況來看一看。

根據其24財年年報，鞋類產品占到了它營收的68%，越南、印尼和中國分別貢獻了它鞋類產品50%、27%和18%的產能，而北美市場又占到了耐克整體營收的43%。也就是說，耐克賣得最好的產品，會因為主要產地來自越南和印尼，從而需要在它最主要的銷售市場，背負高額的關稅。

投資研究機構Morningstar的分析師David Swartz表示，耐克的商品售價很可能上漲，但上漲幅度過大又將削弱消費者的購買力。他預計這家公司很難漲價超過10%-15%，但這并不足以抵消所有關稅。

同樣的麻煩也出現在了lululemon身上。美國市場貢獻了它近6成的銷售額，而作為一個加拿大運動品牌，它早已關閉自己在加拿大的工廠，轉而把90%的生產線放在亞洲，其中光越南就占到了它產能的40%。

測算顯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可能會使lululemon的單品成本上升22-35美元，而管理層已經在最近的財報交流會中坦言，關稅可能會公司未來的利潤率產生影響。

美國市場上的服裝和鞋子有97%都源自進口，其中鞋類產品進口率更是高達99%。基于此，“對等關稅”無疑將加重普通消費者的購買負擔。

瑞銀分析師則表示，零售商很難完全承擔這些關稅成本，它們需要至少把商品價格提高10%-12%，才能抵消對等關稅帶來的影響。

美國鞋類分銷商和零售商協會預測的漲價幅度則更夸張，它稱中國制造的工作靴，售價可能從77美元漲到115美元，越南制造的跑鞋，售價則可能從155美元漲到220美元，漲幅均在40%以上。

而早在特朗普的關稅新政發布前，H&M的首席執行官Daniel Erver就公開表示了對他強硬關稅舉措的質疑。H&M的生產線主要集中在中國和孟加拉，美國又是它的第二大銷售市場，Daniel Erver稱“最終將由消費者承擔這些成本”。

有業內人士表示，企業將會在供應鏈上盡可能壓縮成本來抵消關稅上漲的影響。運動鞋測評網Sole Review的創始人Rahul Cee就稱，企業可能會降低產品的技術水準，或者延長產品設計周期來應對，這意味著消費者可能買到品質不如以前的產品，或者會眼睜睜看著自己喜歡的品牌減少上新。

和頭部鞋服企業緊密合作的代工方也受到了影響。“對等關稅”推出后，為耐克、Vans、UGG、HOKA代工，在越南、緬甸擁有生產基地的華利集團，股價在4月3日和7日分別下跌13.8%和6.49%，以耐克、阿迪達斯和PUMA為主要客戶，在越南和柬埔寨設有工廠的申洲國際，這兩日的股價則分別下挫14.15%和11.21%。

02
再次來臨的供應鏈難題

對于出臺“對等關稅”，特朗普給出的表面理由是推動制造業回流美國，但這在短期內只能是個美好愿望。

想要“回流”，美國先得解決從業人員短缺的問題。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它服裝制造業的從業人員數量已經從2015年1月的13.9萬人，減少到了今年1月的8.5萬人，就業人數只有斯里蘭卡的1/4，但美國的總人口數量卻是斯里蘭卡的7倍有余。

此外，美國還缺乏在本土生產鞋子和服裝需要用到的各種原材料。美國鞋類分銷商和零售商協會曾提醒特朗普，美國國內并沒有生產一雙普通鞋子所需的70多種原材料的來源，企業需要特地尋找工廠或者另建工廠，才能解決棉質鞋帶、鞋眼、紡織鞋面這些基礎零部件的供給。

還有從業者表示，有些鞋子會用到某些化學物質制成的泡沫，但相關材料在美國是被禁止制造的，特朗普想讓鞋服制造業的生產回流到美國，顯然沒有那么簡單。

實際上，這已經不是鞋服企業第一次面對因地緣政治、貿易摩擦帶來的供應鏈難題。

在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內，他就迫使過企業將生產資源轉移到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當時這些國家不僅有更低的生產成本和更小的監管力度，還被企業認為是“不會被特朗普找麻煩的地方”。

鞋履品牌 Steve Madden曾在去年11月表示，因為特朗普競選時承諾會加征對中國的關稅，它減少了從中國進口產品的數量，并提前在柬埔寨、越南、墨西哥和巴西建立工廠。另有統計數據顯示，越南已經是全球最重要的運動鞋生產國之一，耐克50%和阿迪達斯39%的運動鞋都產自越南，年銷售額合計超200億美元。

但如今對越南、柬埔寨等地征收的高額“對等關稅”，讓這些企業在生產基地的選擇上再無避風港。

標普全球財智的供應鏈研究主管Chris Rogers表示，制造商的確可以在新的國家重新開設工廠，但鞋類產品供應鏈復雜，重新安置通常更需要兩年的時間。

德意志銀行的分析師Adam Cochrane則稱，墨西哥、巴西、土耳其、埃及可能成為鞋服企業轉移生產線的下一個目的地，但由于和供應商的訂單合同期限比較長，這些改變可能要在18-24個月后才能發生——誰又知道特朗普下一步會對這些“新目的地”做什么呢？

Cochrane還提到，面對巨額關稅，運動和時尚品牌也許不得不減少銷往美國的訂單，轉而將更多產品銷往歐洲、中東和中國。

中國市場目前的鞋服供給已經過剩，競爭也已經足夠激烈，如果產品銷售重心真的轉移，對這里的現有品牌顯然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