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教育讓你無法與不同的人交流！

文｜威廉·德雷謝維奇

前耶魯大學教授
*本文原載 “WE留學生”公號

01

“常春藤錯位”

我到三十五歲才突然認識到我的教育可能存在一些漏洞。

我剛剛買了房子，需要安裝水管，請來的水管工就站在我的廚房。他個子矮小、結實健壯，留著山羊胡，戴著一頂紅色棒球帽，說話操著濃濃的波士頓口音，我突然意識到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和人家講話。在我看來，他的經歷是如此陌生，他的價值觀是如此難以預測，他的語言怪異難懂，在他開始干活前，連和他閑聊幾句都不可能。

我十四年的大學教育和在幾所常春藤大學工作的經歷使得我傻乎乎地站在那里，笨拙不堪，尷尬不已。有個朋友把這種現象稱為“常春藤錯位”。我可以用外語和其他國家的人侃侃而談，卻無法和站在我家里的人說兩句話。

02

我們的體制出了什么問題？

我花費這么長時間才發現我所受教育的錯誤程度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因為精英教育絕不可能讓你認識到它自身的缺陷。我在耶魯和哥倫比亞大學二十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名牌學校不斷地鼓勵學生為能到這些地方上學而自豪，不斷夸耀名牌大學經歷能給他們帶來的好處。

精英教育的優勢當然是不可否認的。你至少在某些方式上學會了思考，還可以建立一些日后開創事業所需要的人際關系，獲得讓世人羨慕的富裕生活或其他回報。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認為它創造了一些機會卻喪失了其他機會，培養了有些能力卻削弱了其他能力，不僅是大逆不道的，而且是不可思議的。

我不是在談論課程體系或者文化戰爭、美國思想的開放或者閉塞、政治正確、標準構建，或任何你擁有的東西，我是在討論出現這些偏頗的整個體制——不僅是常春藤學校或其他同等的大學，還包括讓你獲得進入這些學校的整個機制：私立的或富裕的公立“填鴨式”學校、越來越泛濫的輔導老師、備考課程和輔導班等準機構、整個招生瘋狂和導致這種瘋狂的一切。

精英大學的課堂前后、內外都在不斷灌輸著一系列價值觀。隨著全球化加劇經濟的不安全感，學生、家長和整個社會都越來越指望這個能讓他們獲得教育優勢的機制。既然有這么多資源投入到精英教育的事業中，有這么多人來爭奪階級向上的有限通道，我們有必要問一下最后你到底能得到什么，我們整體能得到什么。因為當今的學生，正如學校不厭其煩提醒他們的，是未來的領袖。

03

精英教育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交流

如同我在廚房認識到的，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是它讓你無法和與你不同的人進行交流。

精英大學常常夸耀自己的多元化，但是這種多元化幾乎總是限于種族和民族的范疇。說到階級，這些學校基本上越來越多地趨同化。

如果你到我們偉大國家的任何一所名牌大學看看，就會驚訝地發現白人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與黑人、亞裔、拉丁裔商賈名流、專業人士的子女一起學習和玩耍的溫馨場景。

而與此同時，由于這些學校傾向于培養自由的態度，所以讓它們的學生陷入了矛盾的困境，他們愿意為工農階層代言，卻無法與來自這些階層的人進行簡單的交流。讓我們回顧一下上次民主黨的兩個總統提名候選人戈爾和克里的情景吧。他們一個來自哈佛，一個來自耶魯，兩人都是真誠、體面和富有智慧的人，但他們都根本無法和選民溝通交流。

但是這不僅僅是階級問題。

我的教育讓我相信沒有進入常春藤大學或者其他名牌大學的人是不值得交談的，不管他出身于什么階級。我得到的教育清清楚楚顯示這些人低我一等。

正如名牌大學喜歡宣揚的，我們是“最優秀的、最聰明的人”，而其他人都與我們不同：沒有我們那么優秀，沒有我們那么聰明。如果有人告訴我他們上的學校不那么有名氣，我學會了表示理解地點點頭，表現出些微同情地說“啊，”（如果我上了哈佛，有人問我在哪上學時，我學會了說“在波士頓”）。

我從來不知道那些沒上名牌大學的人里也有聰明人，實際上他們沒能上名牌大學往往就是出于階級原因。我從來不知道還有很多聰明人甚至沒上過大學。

我也從未了解到有些聰明人其實并不“聰明”。智慧的多元形態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然而不管精英大學多么喜歡夸耀新生班級里面有幾個演員或者小提琴手，他們只挑選和培養一種智慧形式：那就是善于分析的人。

雖然對于大部分學校而言都是如此，但是精英大學恰恰因為學生（還有老師和管理者）在這方面的智慧程度如此之高，所以更容易忽略其他智慧形態的價值。人們喜歡夸耀自己最擅長和最能給自己帶來優勢的東西是很自然的，但是社會智慧、情感智慧、以及創造力等在受過教育的精英身上并無明顯優勢。“最聰明的”就是“最優秀的”，這是一種狹隘的理解，人們只有擺脫這些精英才能認識到這個問題。

那那些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聰明的人呢？我有個朋友在考上常春藤大學之前畢業于一所典型的普通公立中學。她說，進入這種學校的價值之一是它教給你如何與不聰明的人相處。名牌大學都會提供人文教育，但是人文精神的第一個原則是古羅馬戲劇家泰倫斯（Terence）的原則“只要與人有關的事我都不陌生”。精英教育的第一個劣勢就是它讓你疏遠了眾多人性特征。

04

精英教育灌輸了一種虛假的自我價值

第二個劣勢隱含在我一直在講的觀點里，那就是精英教育灌輸了一種虛假的自我價值。

考上名牌大學、在名牌大學上學、畢業于名牌大學都取決于分數排名（SAT、GPA、GRE）。你學會了用那些分數來評價自己。分數不僅放大了你的命運，而且放大了你的身份，不僅放大了你的身份，而且放大了你的價值。當你鼓勵學生忘掉這個真理，讓功課方面的優秀成為絕對意義上的優秀時，讓“某方面的出色”變成了簡單意義上的“出色”時，問題就來了。

對自己的智力或者知識感到自豪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問題出現在名牌大學錄取你后，所縱容的那種沾沾自喜和自我吹捧。從大學入學介紹到畢業的整個過程，有一個信息體現在每個人說話的語調里、思想的傾向里，體現在每個學校的傳統里、每篇學生報紙上的文章里、每次院長的演講里。這個信息就是——你來了，歡迎加入這個俱樂部。

來到這里的結果也同樣非常清楚：

你理應得到你到這里所能得到的一切。當人們說名牌大學學生有強烈的權利意識，他們的意思是這些學生認為因為他們的SAT分數比別人高所以理應得到比別人更多的東西。

大學的物理形態（四方院、住宿學院、哥特式的石墻、鍛鐵的入口）是由建在圍墻里的緊鎖的大門構成的。每個人攜帶的身份證決定了他可以從哪個門進入。

換句話說，這道門暗喻著管控，因為大學的社會形式就是用同樣的方式構成的，每個名牌大學都是如此。

名牌大學都是被鎖著的大門圍起來的堡壘，只對經過挑選符合要求的人開放。學生對這個教訓的吸取體現在他們想在這些門里豎起更多門檻、成立更具排他性的團體的渴望。耶魯有著名的秘密社團，或者應該被稱為公開的秘密社團，因為真正秘密的話就破壞社團成立的目的了。除非人們知道自己被排除在外了，不然排他性又有什么意義呢？

精英教育的重大劣勢之一是它教會你認為智力和學業成就的衡量標準就是道德或者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價值判斷標準，但實際并非如此。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并不比愚蠢、不聰明、甚至懶惰的人更有價值。他們的痛苦并不比別人更多，他們的靈魂并不比別人更重要。如果我是信徒，我會說上帝并不愛他們更多。

精英教育不僅引領你進入上層社會，還訓練你適應進入上層社會的生活。我以前不知道這些，直到我比較了我、我學生和我進入克利夫蘭州立大學的朋友的經歷之后，才開始明白。在耶魯大學有交作業的最后期限和考勤規定，但沒有人認真對待，晚交作業是可以申請的，曠課就扣學分的威脅從來沒有認真執行過。換句話說，在耶魯這樣的大學，學生們有數不清的第二次機會。但是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就沒有。我的朋友有一門本來一直成績很好的課卻得了很低的分數，因為她當班做侍應生的緣故論文遲交了一個小時。

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這樣的大學的學生也不可能僅僅做了作業就可以得優。最近有很多文章談到分數膨脹的問題，這是丑聞，但是最丑陋的地方在于它是多么地不平衡。

四十年前，公立和私立大學的平均GPA是2.6，仍然接近傳統的B-/C+曲線。從那以后，它在所有地方都開始上升，但是上漲的幅度不同。公立大學的平均績點是3.0或B；私立大學是3.3或B+；多數常春藤大學，這個數字已經接近3.4。總會有學生不做作業，或上專業課之外的課程（不管是為了好玩還是為了學分），或者根本就達不到標準的情況（比如運動員或者校友子女）。

但是在耶魯這樣的學校，只要來上課，努力學習就可以期待得到A-。在大多情況下，他們確實得到了這個成績。

簡而言之，學生在大學被對待的方式訓練了他們走出校門獲得社會崗位后的工作方式。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這樣的學校，學生們接受的訓練是擔任階級體系中的中間位置，處于官僚機構中的底層。他們已經被訓練過很少有二次機會的生活，沒有寬限、資助微薄、機會稀少，要在服從、監督和控制下生活，趕最后期限，無法得到指導。

在耶魯這樣的地方，當然正好相反。精英們認為自己屬于精英階層。進入門檻是非常困難的，但一旦進去了，幾乎你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被趕出來。不管是最不幸的掛科，還是最可惡的抄襲劣行，甚至威脅同學造成身體傷害——這三種情況我都聽說過。

上帝啊，這是不公平的，換句話說，這是老同學關系網的自我保護。精英學校培養了出類拔萃的人才，但也培養了我認識的一個耶魯前畢業生所說的，“有資格的平庸”。A是出類拔萃的標記，而A-是“有資格的平庸”的標記。這不是說分數意味著什么。這意味的是，別擔心，我們會照顧你的。你可能不是那么好，但已經足夠好了。

04

精英教育提供安全的誘惑

如果精英教育的劣勢之一是它提供平庸的誘惑，另一個劣勢是它提供安全的誘惑。

1. 不成功的恐懼

當家長解釋為什么他們如此賣力地給予孩子最好的教育時，他們毫無例外地說因為它提供了眾多的機會。但是它關閉了什么機會呢？

精英教育給予你發財的機會，但是它也剝奪了不發財的機會。不發財的機會實際上是每個年輕美國人一直被給予的最好機會之一。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它這么富裕，完全可以為其他國家處于貧困邊緣或者至少處于喪失尊嚴的邊緣的人提供體面的生活。你可以在美國生活地很舒服，無論是作為中學老師、社區組織者、民權律師還是藝術家。

但這正是精英教育所剝奪的機會。我怎么能去做一名中學教師呢，那不是浪費了我昂貴的教育嗎？難道不是揮霍掉了父母花費這么大代價為我提供的好教育了么？我的朋友們該怎么看待我呢？二十年后同學再相聚，我怎么有臉見那些成為大律師或者紐約名流的同學呢？所有這些問題背后的問題是：這不是委屈了我么？

所有的可能性都關閉了，你錯過了你可能真正喜歡的職業。

這并不是說名牌大學的學生畢業后決不會追求風險大或者利潤少的職業，不過即使他們選了這些職業，也比他人更容易很快放棄。

這聽起來似乎不合情理，因為精英大學的學生傾向于畢業時不用背很多債，也更容易靠家庭資助度過一段時間。

我以前不知道有這種現象，后來從我們系的兩個研究生那里聽說了這事，一個來自耶魯，一個來自哈佛。他們在討論寫詩歌，他們的大學朋友一兩年之內就洗手不干了，而他們認識的來自普通大學的學生仍然還在堅持。

為什么是這樣？因為名牌大學學生期待成功，期待立刻就成功。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其它，他們的自我意識就是建立獲取成功的能力之上的。不成功的想法讓他們感到恐懼、讓他們無所適從、讓他們一蹶不振。他們的整個人生一直被失敗的恐懼所驅動，通常開始是被他們父母對失敗的恐懼所驅動。

2. 靈魂的缺乏

如果你害怕失敗，你就害怕冒險，這就解釋了精英教育的最終最具破壞性的劣勢：它在本質上是反智主義的。這好像違反了常理。難道精英大學里的孩子不是最聰明的嗎，至少在狹窄的學業意義上？他們不是學習最刻苦的嗎，刻苦過從前任何一代學生？？是的，他們確實如此。但是成為知識分子和成為聰明人不是一回事。成為知識分子不僅僅意味著做功課。

沒幾個還在上大學的孩子能認識到這一點，這沒什么希奇。他們是體制的產物，很少思考下一次作業以外的問題。這種教育體制忘了教會他們在沿著道路進入名牌大學找到待遇豐厚的工作過程中，最重要的成功是無法通過一封推薦信或者分數或者校名來衡量的。它忘了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塑造靈魂，而不是謀求職業。

成為知識分子首先意味著對思想充滿激情，不是為一個個學期，為了討老師的歡心，或者取得好成績。一個在康涅狄格大學教書的朋友曾經向我抱怨他的學生不會自己思考。我說，耶魯學生會自己思考，但只是因為他們知道老師希望他們這樣做。我在耶魯和哥倫比亞大學教過很多非常聰明的學生，他們頭腦清晰、善于思考、富于創造性，與他們交談和學習確實是個享受。但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似乎只會去填充他們所受教育為他們圈定范圍內的顏色。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把教育看作更大的學術探索旅程的一部分，帶著朝圣者的心情去閱讀思想著作。

耶魯這樣的地方根本不是幫助學生提出“大問題”的地方。

在十九世紀，學生至少曾有機會在教堂里、或者校園里蓬勃發展的文學社團、辯論俱樂部里聽到有人提出這種問題。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伴隨美國大學人文理想的發展，學生或許還能在有著強烈教學使命感的教授課堂里碰到“大問題”，但是越來越可怕的學術職業化已經讓“大問題”在名牌大學里近乎滅絕。著名研究型大學的教授評價完全靠學術成果的質量來衡量，花費在教學上的時間完全是浪費。如果學生想體驗交流，最好到文理學院。

當精英大學夸耀他們教學生如何思考時，他們的意思是講授在法律、醫藥、科學、商業等方面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分析和雄辯技能。但是人文教育所意味的不該只有這些。

實際上，這些似乎恰恰是學校想看到的東西。有獨立思想的人與任何聯盟無緣，精英大學的大部分預算來自校友捐助，所以花費大量精力培養學生對學校的忠誠。正如我的朋友，一個三代耶魯人所說的，耶魯大學的目的就是生產耶魯校友。為了讓體制能夠運作，那些校友需要錢。

耶魯當局長期以來，對學生從人文學科和基礎科學專業轉向計算機和經濟學之類實用型學科的傾向，一直冷漠地慫恿。大學就業辦公室沒什么知道可以提供給對法律、醫藥、商業不感興趣的學生，也不做任何事情去減弱畢業生大量涌進華爾街的熱情。實際上，他們在向學生指明這條道路。文理大學正在變成公司大學，它的重心已經轉向技術領域。在那里，學術專長能夠成功地變成利潤豐厚的商業機會。

難怪對思想充滿熱情的學生發現自己感到孤立和困惑。去年我曾經和其中一個學生交談，他對于德國浪漫主義觀點“靈魂塑造”（bildung）感興趣。但是，他已經是大四學生了，周圍的人都在忙著推銷自己的時候，你很難塑造靈魂啊。

成為知識分子開始于你的思維方式，擺脫你的假設和強制這些假設的體制。但是進入名牌大學的學生恰恰是那些在體制內學得最好的人，所以讓他們超越體制看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根本看不到體制的存在。

在他們進入大學之前很久就已經把自己變成了世界一流的俯首帖耳、討好老師的小爬蟲，在每門課上都得優秀成績，不管他們覺得這個老師多么乏味，不管他覺得這門課多么沒有意義。他們也盡力積累八到十個課外活動，不管多么想用這些時間做別的事情。

矛盾的是，這種情形在二流的學校反而更好些，尤其是在文理學院比在最好的大學還好些。

一些學生進入二流學校是因為他們和哈佛、耶魯的學生一樣，只不過才華稍遜或者沒有那么強的動力。

但還有些人來到那里是因為他們有更獨立的精神。他們沒有得全優是因為無法在每堂課上拼盡全力，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最有意義的內容上，進行一個特別感興趣的課外活動，或者去做和學校沒有任何關系、甚至和有利于大學申請無關的項目，或者只是坐在房間里看很多書或者寫寫文章。這一類孩子，一旦進入大學后，他們更感興趣的往往是人文精神而不是學校精神，他們思考的是大學畢業時要帶著的問題，而不是帶著求職簡歷。

我在耶魯的時候印象深刻的是每個人看起來都差不多。你很難看到嬉皮士、朋克或者藝術學生的類型。另類的學生不再那么另類，時尚的學生開始走低調優雅的路線。明明有三十二種味道，但大家都選擇香草味。

大部分精英大學已經都成為思想狹隘、讓人窒息的“正常”王國。每個人都感受到要保持成功形象和成就的壓力。我從長期擔任顧問的經驗中得知，不是每個耶魯學生都合適這里的學習或者學會適應它的，可他們都是一樣的表現，這正是讓我感到擔憂的地方。

強加于他們生活的標準如同暴政，后果之一是那些跟不上這個體系的學生（他們大多來自貧窮的家庭背景）常表現出兩種極端，要么疏遠要么自暴自棄。后果之二則與大部分能夠跟上這個體系的學生有關。

3. 孤獨的喪失

幾年前我講授了一門關于友誼的文學課。有一天我們在討論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lf）的小說《海浪》。小說描繪了一群人從兒童到中年的友誼。在高中，其中一個男孩愛上了另一個男孩，他想，“我能向誰表達我這種急迫的激情呢？一個也沒有。這里灰色的拱門、嗚咽的鴿子、歡快的游戲、傳統的習俗和競賽，所有這些被巧妙地組織起來避免人們感到孤獨。”這是對名牌大學校園生活的絕佳描述。

我很想知道我的學生對此是怎么想的？在一個你從來不感到孤獨的大學上學意味著什么？其中一個學生說，啊，如果一個人坐在房間里，我確實感到不自在。即使在寫文章的時候，我也是在朋友的房間里完成的。碰巧的是，同一天，另一個學生做了關于愛默生論友誼的發言。他匯報說，愛默生說友誼的目的之一就是讓你有能力承受孤獨。我問學生他們覺得這句話意味著什么，其中一個打斷我的話說，請等一下，首先你為什么需要孤獨？你一個人要做什么不能和朋友一起做的事情？

這就是他們：一個是喪失了孤獨能力的年輕人，另一個是沒有看到孤獨意義的年輕人。

最近常常有人討論隱私的喪失，但是同樣可怕的是它的必然結果——孤獨的喪失。從前指的是你不能總是和朋友在一起，即使你想這么做。現在是學生能隨時隨地通過電子手段聯系，要找到對方沒有一點兒困難。但他們的強迫性社交似乎不能讓他們產生深刻的友誼。

“我能向誰表達我這種急迫的激情？”我的學生可以在朋友的房間里寫論文，卻無法產生心與心的交流。她可能沒有時間，實際上其他學生告訴我，他們發現同伴們實在太忙了根本沒有辦法培養親密關系。

當繁忙和社交占據了孤獨的所有空間后會發生什么呢？我那天向學生指出，具備反思和回顧的能力是知識分子生活的前提，而反思的前提就是孤獨。他們思考了一下這個問題，接著有學生似乎有點自我認識的意識，他說：“你認為我們都是真正出類拔萃的一種人?”

啊，我不知道。但是我確實明白思想者的生活有時是獨自一人的：孤獨的、懷疑一切的、且堅韌的。培養這種品格的最好地方不是在精英教育體制內，因為精英教育體制的真正目的是重新創造一個階級系統。

產生了約翰·克里和喬治·布什的世界正在為我們培養下一代領導人。那些在高中時進修大學課程的學生，大學同時修著雙學位還編輯著三種校園出版物的學生，每個大學或法學院都想要但課堂上誰都不想要的學生，那些忙得連呼吸的時間都沒有、更不要說思考了的學生將很快管理一家公司、一個機構、甚至一個政府。她可能有很多成就，但是經驗很少，可能有很多成功，但是眼界很小。

精英教育的劣勢就是培養出來的精英過去現在一個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