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伯特·凱恩（Robert Kane）

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哲學教授

在現代社會，沒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了。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呼喊著要自由；世界的整個趨勢（盡管經常遭到暴力抵抗）都是朝著更自由的社會發展。但是，我們為什么想要自由呢？簡單但并不完全適當的回答是，我們擁有越多的自由，就越能滿足自己更多的欲望。在一個自由的社會里，我們想買什么就買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們可以選擇看什么電影，讀什么書，投票給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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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自由意志導論》

[美] 羅伯特·凱恩 著

徐向東 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5年2月

但是，你可以稱這些自由為“表層自由”。我們所說的自由意志比這些平淡無奇的自由更為深刻。為了明白何以如此，假設我們為了滿足我們的欲望而有最大的自由做出剛才提到的那些選擇，但我們做出的選擇實際上是被他人操縱的，是被當權者操縱的。在這樣一個世界里，我們將有大量的日常自由去做我們想做的事，然而我們的意志自由會受到嚴重限制。我們可以自由地行動或選擇我們想要什么，但我們對自己想要的東西沒有最終控制權。其他人會在幕后操縱，不是強迫或脅迫我們去做違背自己意愿的事情，而是操縱我們去具有他們希望我們具有的愿望。

現在你可能會想到，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確實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里，在那里我們可以自由地做出選擇，但也可能被廣告、電視、輿論操縱者、銷售人員、市場營銷人員，有時甚至被朋友、父母、親戚、競爭對手或敵人操縱而做出許多選擇。表明自由意志對我們來說有多重要的一個跡象是，人們對這種操縱感到厭惡，當他們發現自己受到操縱時，他們會覺得自己被貶低了。他們意識到，他們可能認為自己是獨立自主的人，因為他們是在按照自己的欲望和目的來進行選擇，但他們的欲望和目的一直以來都被其他人操縱，這些人希望他們做出與自己完全一樣的選擇。這種操縱有辱人格，因為當我們受到這種操縱時，我們意識到我們不是獨立自主的；擁有自由意志大致就是要做自己的主人。

這個問題在20世紀的烏托邦小說中得到了很好的闡釋，比如奧爾德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和伯爾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納的《瓦爾登湖第二》。（你可能很熟悉類似主題的新近電影或科幻作品。）在這些經典作品所描述的未來主義社會中，人們可以擁有他們想要的東西和做他們選擇的事情，但他們從出生起就受到了行為工程師或神經化學家的訓練，因此他們只想要自己能夠擁有的東西和選擇他們能夠做的事情。在《美麗新世界》中，下層工人受到強效藥物的影響，因此他們不會去想自己不能擁有的東西。整個周末他們都全然滿足于打迷你高爾夫球。他們可以做他們想做的事，但他們的欲望受到了藥物的限制和控制。

斯金納《瓦爾登湖第二》中的居民比《美麗新世界》中的工人過得好。然而，生活在瓦爾登湖第二中的那些人的欲望和目的也受到了行為工程師的暗中控制。瓦爾登湖第二的居民集體生活在一個可以被稱為“鄉村公社”的地方；因為他們共同承擔農業勞動和撫養孩子的責任，他們有很多閑暇時間。他們追求藝術、科學和手工藝，從事音樂表演，享受著看似愉快的生活。事實上，小說的主角，一個叫弗雷澤的家伙，創立了瓦爾登湖第二，他直言不諱地說，他們的快樂生活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在他的社區里，人們可以做任何他們想做或選擇的事情，因為他們從小就受到行為訓練，只想要他們能夠擁有的東西和選擇他們能夠做的事情。

弗雷澤接著挑釁性地補充說，在他看來，瓦爾登湖第二“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因為那里的人們能夠選擇和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情。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對的。瓦爾登湖第二中不需要強迫或懲罰（沒有監獄）。沒有誰會被迫去做違背自己意志的事情。沒有誰騷擾居民，也沒有誰必須騷擾他們。然而，我們可能想知道，瓦爾登湖第二究竟是不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瓦爾登湖第二中所有這些表層自由難道不是以犧牲更深層次的意志自由為代價的嗎？瓦爾登湖第二的居民確實可以做任何他們想做或愿意做的事情，但他們對自己想做或愿意做的事情沒有最終的決定權。他們的意志是由他們無法控制的因素決定的。這種異議實際上是這部小說中一位弗雷澤的批評者提出的，他是一位拜訪瓦爾登湖第二的哲學家，名叫卡斯爾（Castle）。

但是，弗雷澤對卡斯爾的批評并不在意。他承認，在瓦爾登湖第二中，確實沒有這種被認為層次更深的意志自由，但他論證說這并不是真正的損失。與小說作者斯金納（心理學中行為主義的主要捍衛者）相呼應，弗雷澤認為所謂意志自由，即卡斯爾和其他哲學家數個世紀以來一直鼓吹的那種自由，是一種幻覺。他說，無論是在瓦爾登湖第二內部，還是在其外面，我們都沒有這種自由，也不可能擁有這種自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就像瓦爾登湖第二的居民那樣，都只是教養和社會訓練的產物，盡管我們可能會欺騙自己，讓自己有不同想法。我們之所以會認為我們是自己意志的創造者或原創者，只是因為我們沒有意識到對我們產生影響的大多數遺傳、心理和社會因素。此外，在弗雷澤看來，如下想法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理想：我們可以成為自己意志的終極的或“原始的”創造者——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我們自己的原因”。如果我們追溯行動的心理根源，比如追溯到童年，我們就會發現，那時我們的自由不是更多，而是更少。

因此，當弗雷澤呼應斯金納等許多其他現代思想家時，他就下了戰書：那種所謂更加深層的意志自由，是哲學家和神學家在我們對行為的隱藏原因有更多的理解之前想象出來的幻覺。這是一種過時的想法，在現代科學的世界圖景或人類圖景中沒有立足之地。（請注意，在《瓦爾登湖第二》中，為這種“過時”觀念辯護的哲學家被賦予了一個聽起來像中世紀的名字，即“城堡”。）為什么要犧牲對我們來說真正重要的日常自由，即不受強迫、懲罰、約束、壓迫等的自由，來換取一種我們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擁有的虛幻的意志自由呢？

以這種方式反思自由的觀念是通往自由意志問題的一條途徑。另一條途徑是反思責任的概念。自由意志也與行動的歸責（accountability）、應受責備和值得贊揚的概念密切相關。

假設一個年輕人因襲擊和搶劫他人而受審，其中受害者被毆打致死。假設我們參加了對他的審判并在法庭上聽取了證據。起初，我們對被告的態度是憤怒和怨恨。那個年輕人的所作所為太可怕了。但是，當我們每天都聽到他是如何養成他確實具有的低劣品格和墮落動機——一個關于父母疏于照顧、虐待兒童、性虐待和不良榜樣的悲慘故事時，我們對被告的一些怨恨就轉移到了對他進行傷害和虐待的父母和其他人身上。我們開始對他們和他都感到憤怒。（請注意這種反應是多么自然。）然而，我們還沒有準備好把所有的責備都從這個年輕人身上轉移開。我們想知道是否有一點剩余的責任屬于他。我們的問題變成：他在多大程度上要對成為現在這樣的人負責？他的行為都是由父母教養不當、社會照顧不周、社會訓練失敗等因素造成的嗎？還是說他在選擇其行為時起到了一些作用？

這些都是關于自由意志的關鍵問題，也是關于那個年輕人的所謂“終極責任”的問題。我們知道，父母教育和社會、天性和教養，會對我們成為什么人和是什么人產生影響。但這些影響是發揮了完全決定性的作用，還是為我們“留下了”我們要負責的東西？這就是我們想了解的關于那個年輕人的事情。他究竟只是惡劣環境的受害者，還是要對他成為現在的樣子負有一些剩余責任。也就是說，他到底是不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成為現在的樣子，這個問題似乎取決于這些其他因素是否完全是決定性的。

當人們通過這樣的反思而開始懷疑，他們的行動可能是由他們不知道和無法控制的因素來決定的，或者因為這些因素而變得必然時，自由意志問題就在人類歷史上出現了。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決定論或必然性學說在關于自由意志的爭論的歷史中如此重要。每當決定論學說出現時，它們的出現就表明人類已經達到了一個更高的自我意識階段，在這個階段，他們開始對其行為的來源、對自己在宇宙中作為行動者的地位感到疑惑。古代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說過，哲學始于好奇，而沒有任何好奇比對自由意志的好奇更深刻地影響我們的自我形象。我們不想成為某個未知棋局中的棋子。

決定論學說在歷史上有許多種形式。在不同時期，人們想知道他們的選擇和行動究竟是不是由命運或上帝來決定的，是不是由物理定律或邏輯定律來決定的，是不是由遺傳和環境來決定的，是不是由無意識的動機、心理條件或社會訓練來決定的，等等。但是，在歷史上，所有決定論學說都有一個核心觀念，它揭示了為什么決定論學說構成了對自由意志的威脅——無論這些學說是宿命論的、神學的、邏輯的、物理的、心理的還是社會的。按照這個核心觀念：

當早期的條件存在（例如命運的判決或者上帝的預定行為，又或者先行原因加上自然法則），而且這些條件的出現是一個事件（比如一個選擇或一個行動）發生的充分條件時，該事件就被決定了。換句話說，情況必定是這樣：如果這些早期的決定性條件存在，那么那個被決定的事件就會發生。

用更熟悉的術語來說，我們可以說，在決定性條件已經出現的情況下，一個被決定的事件是不可避免的或必然的（它不可能不發生）。如果命運裁定或者上帝預先決定（又或者自然法則和先前的原因決定）約翰將會選擇在某個時間去薩馬拉，那么約翰就會選擇在那個時間去薩馬拉。因此，決定論是一種必然性，但它是一種有條件的必然性。不管其他什么事情發生了，一個被決定的事件不一定要發生（它不一定是絕對必然的）。但是，當決定性條件已經出現時，它必定會發生。如果命運的判決有所不同，或者過去在某個方面有所不同，約翰可能就會決定去大馬士革而不是去薩馬拉了。歷史上的決定論學說指稱不同的決定性條件。但是，所有決定論學說都意味著，每一個事件，或者至少人們做出的每一個選擇和行動，在這個意義上都是由某些決定性條件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