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康拉德·H.雅勞施 譯者：劉志剛

遠離民族主義

在圍繞去納粹化的爭議背后，一項更艱巨的挑戰是如何與激進的民族主義決裂。這是因為民族主義比納粹主義更加深植于德國文化中。頭腦清醒的觀察家都明白，想要回歸西方文明的價值觀與常規，“民族思想”就必須經歷根本的改變，只有這樣才能一勞永逸地根治痼疾、克服德意志民族普遍的傲慢心態。政治記者道爾夫·斯滕貝爾格目睹愛國主義在納粹霸權下被“嚴重扭曲”，不免痛心疾首。他反駁道：“祖國的觀念只有在自發狀態下才會形成。”“我看出來了，一個時代已經走到盡頭。我生活多年的世界，賦予我人生意義的這個世界，似乎已經朽壞，”亞歷山大·迪克事后這樣回憶道，“那是一種很不安的感覺，我感到頭暈目眩，六神無主，因為誰也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而且，需要接受失敗的還不僅是普通人，知識分子同樣必須面對。于是，問題也就來了：轉型究竟是怎么發生的？其間什么東西遭到了壓制？人們最后從中學到了什么？

1945年6月5日，同盟國奪取德國的主權，納粹統治正式結束，這無疑是社會順利恢復常態的前提。“在弗倫斯堡，政府里所有人都被剝奪了公職，海軍上將弗雷德堡在一艘船上服毒自盡。”曾在 5月28日，一名漢堡女子也帶來如此簡短的消息：“鄧尼茨［被］趕下臺，關進了大牢。”盛極一時的德意志帝國竟落得這么個下場，這是誰都不可能忘記的。“往后這幾天，我們的政府要跟各同盟國組成的委員會進行面談。面談的目的是要協調各區指揮官的行動。順便說一句，這些指揮官對投降的老百姓［德國人］態度傲慢，完全不講道理。”由此可見，大國之間的對抗已經初露端倪。美國報紙總讓人感覺“美國逐漸為在政治上被蘇聯勝過而自慚形穢”。同盟國掌權后，德國發生了兩大重要變化：一方面，它變成了國際政治的競技場；另一方面，內部開始逐漸分裂，民族主義在政治舞臺上銷聲匿跡，德國終于在政治上徹底癱瘓。

然而，相比于普魯士解體等象征性動作，更關鍵的是要讓占領軍出現在公共空間，凸顯德國的敗落無能。滿載著英美兩國士兵的車隊“浩浩蕩蕩，川流不息”。他們開著吉普和卡車，穿著干凈的衣服，看上去營養良好。這讓德國的幸存者都十分羨慕，而他們自己正在遭受“蹂躪”。街角張貼著雙語公告，內容涉及宵禁指示、武器禁令和糧食控制。所有這些都在提醒人們，不僅納粹元老已經倒臺，就連仍然在職的行政人員也只能在占領軍指定的范圍內行動。此外，人們也很擔心盟軍會任意駐扎，因為這不但影響前納粹分子，同時也讓那些戰亂的幸存者憂心忡忡。最后，還有在黑市牟取暴利和賣淫等類似問題。這些也都暴露了軍事占領的丑惡面。有個叫漢斯·德里的演員曾經把德國國歌改了詞，用來調侃這種任人宰割的心情：

從尼爾斯河到尼斯河，

從艾德河到因河，

整個是一大坨屎，

而我們就坐在屎堆上。

同盟國試圖以“胡蘿卜加大棒”的方式，在媒體、學校和文化領域內聲討民族主義，從而實現德國社會的轉向。為終止專門從事造謠的納粹宣傳，占領國首先查禁了全部德國報紙、電臺節目和電影。然后，為填補由此造成的信息空缺，杜絕流言四起的現象，各同盟國又嘗試使用自己的新聞機構，包括使用由歸國僑民制作的節目。在由蘇聯控制的柏林，《每日評論》 從1945年4月就開始公開發行。“我們面對的是對黨的教條無休止的重復，以及對蘇聯制度拙劣的歌頌。”該報的一名員工這樣抱怨道。7月中旬，英占區創辦 《新萊茵報》，用于傳達政府的各項政策，反映萊茵蘭地區的“民意”。同年10月，美國資助的 《新報》 也隨后面世。該報在制作上更為專業，旨在“以客觀報道、對真相無條件的熱愛和業界高標準”為變革后的新聞界樹立一個榜樣。至于德國出版商和新聞業者，則只有通過嚴密篩查、證明可靠以后，才允許發行自己的出版物。

改造工作的下一個目標對準了各中小學，希望至少讓年輕一代戒除民族主義的毒癮。為確保成功，首先必須肅清教師隊伍，任命背景清白又有民主精神的教師擔任校長。至于年輕人，他們曾經深受“希特勒青年團”口號的荼毒，戰敗后更是一蹶不振。所以，務必讓他們擺脫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思維習慣，盡管這相當困難。另外，必須“暫停所有歷史課程，因為歷史課大綱需要重寫，這一點學者們責無旁貸”。年輕人讀過 《布痕瓦爾德地獄》 之類的文章，了解了集中營的真相；看過 《死亡工廠》 之類的電影，了解了集中營解放的情況。這些都帶給他們極大的震撼。一名當年的學生回憶說：“我們也知道，假如帝國繼續存在，我們這些持異見者是不會有好下場的。可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想一味譴責當初灌輸給我們的一切。”事實證明，當老師困惑、掙扎的時候，他上的課反而更有說服力。相反，如果他只是用新意識形態代替舊的陳詞濫調——這在蘇占區很常見，則往往“引起抵觸與反抗”。

在文化領域，占領國一樣試圖壓制有害的影響，并同時鞏固積極正面的傳統、傳播自己的觀念，以此作為替代。作家阿爾弗雷德·德布林結束流亡以后，從美國回到故鄉，德國人如饑似渴的閱讀欲讓他印象深刻。畢竟，在納粹獨裁統治時期，這個民族曾一度與世隔絕：“人們想了解外面的世界，知道外界的消息，想要獲得新的沖動和新的力量。”為克服知識階層對大眾文明的輕蔑，起初美國人著重通過新成立的“美國之家”輸入其自身的高雅文化，希望德國人由此接觸到現代國際潮流。但其實，在德國年輕人眼中，麗塔·海華斯出演的首部電影、美軍廣播網播放的正統搖擺樂反而更有魅力。相比之下，“東德文化協會”則更多致力于“鏟除法西斯思想”，挖掘進步傳統，普及馬克思主義經典，宣傳蘇聯的光輝成就，盡管這么做收效甚微。不過，閱讀以前的禁書，如杰克·倫敦、厄普頓·辛克萊、海因里希·曼、里昂·孚希特萬格的作品，確也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一名青年這樣評論道：“新的世界在眼前打開，我不知道［竟還有］和民族主義無關的文學，［所以］特別激動。”

除了同盟國的各種推動計劃，戰敗引發的自覺學習過程同樣幫助德國人戒除了民族主義的本能反應：“人們像是失去了勇氣。生活還能恢復正常嗎？”在經歷被占領的巨大震撼以后，一名普通市民回憶起他年輕時的心路歷程：“問題馬上就來了：怎么會這樣？誰該為這場災難負責？”雖然經過多年的宣傳，但是看似牢不可破的制度竟這么快就崩壞了。于是，對于戰爭的目的，從前被壓制的疑問也終于浮現。“我們的兒子都戰死了，要不就是被炸成了殘廢。德國被打趴在地上。廢墟向體制發出了控訴。”來自集中營的駭人報道似乎是難以理解的，特別在多年奮戰于東線戰場的軍人看來。“我簡直要精神崩潰了，我問［自己］：‘為什么這樣虐待我們士兵？德國人到底在堅持什么？’”這樣的追問表明，即便個人已經認罪，但這也只是漫漫長路的第一步，許多基本信條還有待反思。

同樣，德國人在被迫檢視納粹經驗的過程中，也對其背后的民族主義產生了質疑。回過頭看，其實普通人很難理解，一個久經世故的民族怎么會服膺如此簡陋的思想意識，所以也就更不會去質疑“納粹的罪行——那不可饒恕的思想體系，對經濟與人口等基本事實的無知，野蠻的生物主義，使他們無法理解技術的進步；信仰千禧的奴隸心態，才會選出個瘋子和屠夫當救星”。正因為篤信的納粹分子只占少數，所以希特勒才需要更多文化誘因來謀求多數人的合作。德國人“淪為了一種關于祖國與偉大、威權與順服、軍事力量與自我犧牲、藐視人類與種族癲狂的意識形態的受害者”。這是一名親歷者幾十年后的反思。“德國人自己也有錯，因為他們追隨的是假先知。”即便有些狂熱分子否認兩者之間的關聯，但最后，叫囂種族滅絕的納粹主義還是占據了上風，并且經久不衰。而較為溫和的民族主義，盡管建立在更為古老的次要道德上，卻遭到了攻擊和詆毀。

對許多人來說，擺脫純粹的思維習慣絕非易事。例如，當被指責這是集體犯罪時——指責聲主要來自海外，德國人的情緒反應就很能說明問題。事實上，“一些積習難改的人根本就不想認罪”；他們在繼續推卸責任，或者試圖掩蓋自己扮演過的角色。多數名義上的支持者都將暴行歸咎于納粹“犯罪團伙”，而非反思自己是否成了幫兇：“外國人沒法體會我們承受的重壓。誰也不能公開反抗，因為蓋世太保的幽靈就盤旋在頭頂。”而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反法西斯者則認為，貴族和資產階級精英才是罪魁禍首。這從一名東德女生的激烈言辭里就能得到佐證：“俄國人把他們當作‘資本主義的豬’‘嗜血的剝削者’，把他們拘留在集中營里。”只有馬丁·尼莫拉等少數知識分子反對利用新教教會的認罪舉動為他人的不公正行為開脫：“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要在上帝和人民面前認罪。”一首諷喻詩甚至認為德國人本來就罪有應得：

而上帝說：“不。”

我不得不擊殺你們，也想要擊殺你們，

因為你們在罪上加罪，

你們的杯子已經滿溢。

另外，知識分子對民族主義之惡的反思及其提出的替代方案，也在疏遠民族主義方面起到了某些作用。馬堡大學校長尤利烏斯·埃賓豪斯痛斥激進民族主義的破壞性，提倡回歸一種基于“法治”的愛國主義，而這樣便無須躲開“道德世界的那面鏡子”。同樣，瓦爾特·戈爾茨等自由派歷史學家也試圖清除種族主義中的愛國成分，譴責“反猶歷史論”是“對史實庸俗而蓄意的歪曲”。在東占區，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記者亞歷山大·阿布施講述了“一個國家在與進步勢力做斗爭的過程中，如何被反動精英逼上自殺之路”的故事。信奉民主的西德知識分子則不同。他們中有些人沒有依賴“社會主義者的國際主義”，而是在社會學家阿爾弗雷德·韋伯的帶領下，共同探討如何在聯合國的框架內“擺脫此前的民族國家，逐步形成一種合法又可行的世界秩序”。還有些具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則努力想在促成歐洲統一的過程中摒棄民族主義。實際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有人已經在反抗運動中提出過這個想法。

面對身為德國人的不幸，最激烈的反應莫過于通過移民逃離這聲名狼藉的國家。一名男青年這么回憶道：“我們最想做的事就是移民。你看看目前的情況，再看看未來的形勢，哪個德國人不想呢？”正如一封典型的推薦信所言，人們想要離開“破敗而饑餓的故鄉”，主要是希望“在異國、在遠離同胞的地方過上幸福的生活”。然而，在遙遠的異鄉重新開始需要資源和關系。也正因為缺少這些，所以他們的計劃多半都失敗了。更何況，其他國家通常都優先考慮廣大的納粹幸存者。這些人經歷過集中營、勞改營，現在被稱為“流民”，因為他們已無家可歸。然而，“被捕的德國科學家”、轉入地下的納粹分子，還有因為逃難和被逐而流離失所的百萬普通人，也都想到國外碰碰運氣。可是，許多人一旦來到陌生的新環境，馬上就發現自己的德國人身份反而更惹人注目了。

不過，話雖如此，在從納粹種族主義“民族群體”到受害者群體的轉變過程中，很多德國人還是盡量保留了某種超越戰敗的身份感：“因為共同的命運，即便在戰后，德國人仍然非常團結。”前線的戰友情誼、防空洞里因恐懼而相依的姐妹深情、第三帝國崩潰所導致的混亂，這些構成了集體受難的新坐標。首先，那些并未犯下任何罪行的人發現，他們之所以被驅逐，之所以要逃難，無非是因為自己有“身為德國人的先天特質”。所以說，捷克人不加選擇地懲罰、剝削和驅逐所有可恨的德國佬，并非想要報仇雪恨，它同時也是基于一種國民刻板印象的推想。占領、囚禁、饑餓、嚴寒共同構成了一種新的集體經驗，其交集正是同屬一個民族的血緣關系。很多民眾因為新近墮落為受害者而不免自憐起來，這有助于將從前咄咄逼人的民族主義轉變為一種對“德意志人的不幸”的防御性怨恨。

此外，戰后初期，為應對生存挑戰，共享的救濟措施與支撐法律也為民族團結奠定了新的社會基礎。美國的“愛心包裹”提供了“許多渴盼已久的美味”；同盟國的學校午餐計劃等救助行動也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幫助；與此同時，在占領期最艱險的時刻，親戚好友也給很多人提供了食物、住宿和心理支持。“一家人終于又團圓了，”一名反法西斯官員回憶道，“生活可以重新開始了。”教會與工會也伸出了援手，盡管對這個撕裂的社會來說，他們提供的幫助常常導致分化。因為在配給糧食時，社會可能會被撕裂成不同的權利團體，例如“法西斯的受害者”“體力勞動者”都會被優先考慮。雖然名義上整個民族都在遭受苦難，但救濟只能在州一級領取。這個事實對德國人的自我認知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人們通過有難同當的全民制度向那些在戰爭中毫發無傷的人征收特殊稅，以此彌補戰爭的損失。這在德國人當中凝聚起一種新的社會團結。于是，昔日優等的雅利安種族就這樣最終轉變為一個由殘疾老兵、寡婦、孤兒、難民、被驅逐者、無家可歸者組成的福利社會群體。

與此同時，同盟國下令用國土淪喪的事實對激進民族主義進行羞辱。這延續了民族問題，因為現在德國再次陷入了分裂狀態。誠然，《波茨坦協定》 結束了長達數百年的多民族帝國的傳統：“如果把東部島嶼計算在內，那么，蘇聯等于控制了從前帝國的一半領土。歐洲的疆域被縮減到了查理曼帝國的大小。”但諷刺的是，盡管占領區按疆界劃分為不同的行政與經濟板塊，盡管各同盟國對未來的規劃截然不同，但是人們對國家統一的愿望反倒更執著了。于是，1946年夏天，在杜塞爾多夫出現了戰后的首次群眾游行。游行群眾一致表示支持“德國在政治與經濟上實現統一，無論政治立場和世界觀有何差異”。同樣，在昔日的帝都柏林，統社黨始終堅稱“無產階級的統一就是德國的統一”。和早期謀求霸權不同的是，新成立的黨派雖然都想在“統一大業”中爭取領導地位，但這種競爭都只限于保護德國殘剩的領土。

受權刊發，本文節選自《文明的重建：戰后德國五十年》，[德]康拉德·H.雅勞施 著，劉志剛 譯，譯林出版社 2025年3月。

另一方面，奧地利人很快就接受了國家分裂的事實，但受到帝國解體影響的其他群體仍然堅守著德國人的身份。被驅逐者始終堅持“擁有家的權利”，這本身就帶有各種情感與物質目的。它既為彰顯出身與籍貫，同時也為將來回歸故土奠定法律基礎。“冷戰”期間，人們回憶起痛失的東部領土，總是親切地稱它為“腹地”，而這也是右派人士對蘇占區的首選名稱。1945年以后，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曾先后提出“更改國界線”的要求，希望從此由戰敗國轉入戰勝國的陣營。然而，該要求卻遭到了1萬名西德人的強烈抵制。同樣令人驚訝的是，薩爾州人民明確表示既不愿被法國吞并，也不愿在兩國間保持中立；他們寧愿回歸彼時仍在建設當中的聯邦德國。不過，即便在戰后初期，大德意志民族主義的余毒也仍未肅清；但總體而言，這種立場終究也只能是最終的喘息，有些人盡管仍固守著這一身份，但不知這身份已然發生了問題。

1949年，兩個彼此競爭的國家的建立在當時被看作一個臨時的解決方案。人們冀望將來會逐漸形成一個大一統的德意志民族國家。關于兩德統一問題，西德 《基本法》 的序言中明確要求，“整個德意志民族以自決形式實現德國的統一與自由”。它一方面要求對德意志帝國合法繼承；一方面以1937年劃分的疆界為準、以民族血統為基礎，對公民身份做出了寬泛的定義。這表達了一種延續的民族感情，而不只滿足于彼時正在醞釀當中的西德。同樣，東德憲法也明確表示代表整個民族：“德國是一個由德意志各州組成的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國。”這一立場雖然后來或許有所減弱，卻一直延續了下來。1968年的憲法或許在形式上有所削弱，但依然重申“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德意志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直到1974年，“民族”的提法才被徹底廢棄，轉而改為“工人與農民”。一言以蔽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敗決定性地將激進民族主義最終轉變為一種殘留的防御性民族感情。

此外，有效的復仇運動已經絕跡，這也是激進民族主義式微的另一標志，盡管1945年以后德國人的問題尚未解決。魏瑪共和國初期的內戰氛圍和1945年以后相對平靜的大氣候是有區別的，其原因有很多：不同于1918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失敗是廣泛而徹底的；長期的占領打破了任何轉敗為勝的幻想。其次，相比于魏瑪時期，失勢的精英遺老更成功地被納入政黨 （西德的基民盟和東德的國家民主黨），從而避免了大規模反動黨派的形成。另外，軍事制度的延續性打破以后，“國中之國”的發展趨勢也隨之被成功阻斷，例如1920年代漢斯·馮·西克特將軍的帝國防衛軍從此便無生存的可能。此外，西德對新納粹團體 （如社會主義帝國黨，ＳＲＰ） 的全面禁止、東德對被驅逐者的組織性鎮壓，也都限制了復仇運動的擴大。最后，“冷戰”的兩極化凸顯了東西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沖突，這是誰都無法回避的。于是，民族議題也就被擱置在一邊。所以說，雖然頑固的右翼核心成員都得以幸存下來，但在戰后，沙文主義的沒落也是不爭的事實。

由此可見，1945年以后對激進民族主義的摒棄是兩股力量匯合的結果，其性質頗為復雜：一方面是同盟國頒布的各項限令與改造措施，一方面是德國人的學習與適應過程。早在戰后初期，人們仍在全面戰敗的震撼中驚魂未定，但思想的世俗改造已基本確定。第三帝國領土的淪喪，東部省份的割讓，國體的分崩離析，占領國的赫然存在，這種種事實讓最頑固的人都清楚地看到，激進民族主義造成了多么深重的災難。雖然有人想改換國籍逃避責任，但更令人矚目的是，某種民族凝聚力并未因戰敗而消亡；不但如此，它還形成了國民互助的基礎。雖然德國人的身份被納粹的暴行嚴重損害，但它并未就此完全遺失，而是轉變成為“命運共同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身為德國人變為一種國際性的恥辱，所以德國人只能忍氣吞聲，或者頂多以良好的行為減弱這種恥辱感。

一個后民族國家？

摒棄激進民族主義以后，德國人中出現了劇烈的情緒波動，以至于影響到其對自我身份的認知。保守派評論家 （如民意測驗調查員伊麗莎白·諾埃爾 諾伊曼） 試圖用低迷的調查結果證明德國人是個“受傷的群體”。相比于歐洲其他國家高漲的熱情，德國人民族自豪感的喪失令他們十分痛惜。自由派評論家 （如政治學者卡爾 迪特里希·布拉赫） 對這一趨勢的解讀則比較正面；他們提議“在民族國家當中建立一個后民族民主政權”。針對自我意識極度不安的現實，他們煞費苦心地創立了“后民族”的概念，并堅稱和其他“后”概念相似，德國人已經深知民族主義之苦，并從中汲取了教訓。不過，雖然西德民眾對民族主義的認識越來越負面，但在東德，為從西德獲取私人或國家的援助，人們仍然將民族作為基本的參照物。于是，便出現了這樣的悖論：一方面，德國人普遍對民族主義敬而遠之；一方面，某種形式的民族凝聚力卻依然存在。

為回應第三帝國時期的民族主義狂熱，許多一向頭腦冷靜的德國人在戰后都退回到很大程度上是前政治時期的德國意識。保守派在克服“極度混亂與無助”以后，開始對占領政策的失誤展開批評。然而，他們卻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盡管社會上對“群眾時代”的危害有著諸多議論，但由于總統當局與納粹合謀奪取政權已成事實，所以各種專制主義政府的概念全都因此受到玷污。其次，1944年7月20日刺殺行動發生以后，希特勒展開血腥報復，這在很大程度上摧毀了傳統的民族主義精英階層，而專制精英們卻毫發無損。另外，保守派總是在外交事務上束手束腳，因為“冷戰”期間他們不得不仰仗西方大國的保護，而同時，西方大國則要求德國適當開放其國內政治。保守派歷史學家，尤其是格哈德·李特爾，曾試圖去除德國民族主義中的危險成分 （例如盲目順從、對制服的信任）來拯救德國的民族主義，但這種努力終究未能挽回它的聲譽。

相比之下，左派愛國者非但面臨著內部分化，同時在對蘇的外交政策上也自相矛盾。有些政客 （如雅各布·凱澤、庫爾特·舒馬赫、古斯塔夫·海涅曼） 試圖以民族中立恢復兩德之間的政治一體性；然而，由于“冷戰”的兩極化趨勢，他們的努力并未獲得成功。此外，東德的“人民議會運動”中明確的民族主義言論卻在西德遭到了冷遇，因為這等于宣告將來兩德統一后統社黨將成為整個國家的主宰，而在財產權問題上也將爆發一場徹底的革命。再者，由“反分裂委員會”所代表的超黨派聯盟運動，同樣無法對德國的政治文化或實際政策產生持久的影響。左派的民族主義之所以失去吸引力，部分是因為其國際主義傳統與國家目標之間存在內在矛盾，部分則源自社民黨與統社黨之間的權斗。最后，蘇聯在政策上的搖擺不定也使真正的合作化為泡影：有人主張以侵占領土或綁架一個社會主義衛星國的方式對德實行懲戒；也有人希望與一個中立、統一的德國保持和平關系。

就這樣，負面聯想和觀點的缺失導致許多德國人對自我身份避之不及，并像變色龍一樣不斷尋求其他身份。在此過程中，西德人按照美國提供的民主范例實現了自我改造。這是因為相比于其他占領國，美國的經濟實力和輕松的生活方式似乎更具魅力。一方面，西德的政治精英保證會抵御共產主義入侵，生意人也看到了恢復大規模生產的希望；另一方面，知識分子都為現代主義高雅文化的創造性所傾倒，而年輕人則被好萊塢電影和搖滾樂迷得神魂顛倒。相較之下，在東德，盡管紅軍長驅直入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但在有些人看來，勝利的蘇維埃、真實的社會主義成就，似乎同樣在昭示一個更昌明的未來。甚至部分資產階級學者 （如維克托·克倫佩雷爾） 也都消除了疑慮，開始對未來有所憧憬。不過，除此之外還有另一項選擇，那就是將它作為一個跨國實體轉向歐洲，因為兩者畢竟具有共同的西方意識，且一體化對雙方的經濟都有好處。

鐵幕兩側的德國人在經歷了蒸蒸日上的戰后重建，以及1954年足球“世界杯”奪冠后，受挫的自信心開始恢復。的確，戰后初期，歷經饑寒、軍事占領、去納粹化、工業解體這樣紛亂的世局，只要能保證生存，人們也就很滿足了。在西德，幣制改革以后，經濟穩步地加速發展，為社會繁榮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國際市場對德國產品的需求不斷增長，證明德國的競爭力正在逐步加強，而這同樣讓德國人倍感自豪。在東德，經濟復蘇起步較晚，成效也差很多，即便如此，人們還是為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社會上下充滿了一種“東山再起”的意氣，這也在某種程度上消除了1945年以后所受的種種屈辱。自信的恢復雖然與意識形態無涉，但無疑和精誠、勤勉等傳統的民族刻板印象有關。盡管如此，它還是給德國的勞動者提供了一個替代的身份，而這最終又將發展為一種徹底的“德國馬克民族主義”，成為炫耀經濟成就的資本。

相比之下，整個20世紀60年代，知識分子中的自我批評的風氣越來越濃厚。最終，他們拋棄積極例外論的傳統，轉而接受了一種極為消極的德國身份觀。和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前輩不同，這個名為“腦力勞動者”的新階層對民族主義持否定態度；他們有很現代的生活方式，有國際觀，也更多抱有批評的姿態。為揭露骯臟的歷史，西德小說家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爾，包括羅爾夫·霍赫胡特、彼得·魏斯在內的劇作家，都在各自作品中正面探討了納粹活躍分子以及消極支持者的罪責問題。同樣，克里斯塔·沃爾夫、斯蒂芬·海姆等東德作家也在努力與納粹的遺產保持某種批評距離，盡管他們的作品常被統社黨當作宣傳工具，用來為政權爭取民意支持。和多數人越來越正面的自我形象不同，知識分子更強調德國在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責任問題，更關注猶太人所遭受的有組織的大規模滅絕。因此，在西德知識分子中，最終形成了一種所謂“大屠殺身份”；而在東德的受教育者當中，則逐漸發展出一種反法西斯的自我人格。

到了1968年，世代反抗運動興起，這種文人式的自責更是被提到了新的高度，造就了一種消極民族主義的悖反形式。盡管在其他西方社會中，價值觀也在向后物質主義趨近，但在西德，由于上一代人痛失因第三帝國而長久積累的權威，所以這一趨勢要更為明顯。問責和認罪在控訴父輩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這樣一來，子女就能更果斷地拋棄傳統的民族主義價值觀。年輕人為淡化個人的出身背景，推崇一種相當高調的國際主義，即一種教化意味濃厚的第三世界的思想意識；同時，他們也同情所有反帝國主義解放斗爭，盡管這份同情經常是相當幼稚的。與鄰國相比，德國的新社會運動更強調維護和平的責任、環境的重要性和女性解放。它們提出的要求具有激進的性質，其中隱含了一種倒置的德國例外論。這種對民族的否定行為，或被譽為后民族自由的先聲，或被痛斥為一種集體性的自我仇恨。而對此究竟該如何評價，那就完全要看個人的政治立場了。進入20世紀70年代，為回應政治團結基礎的問題，左翼民主派提出了“憲法愛國主義”的方案。這一概念是由政治學者多爾夫·施特恩貝格爾提出的，并在社會哲學家于爾根·哈貝馬斯那里得到了普及。與一般的國家論述截然不同，“憲法愛國主義”不是以民族為基礎，而是建立在人權等道德觀念上。實際上，這個概念也確實反映了一種越來越強烈的認知，即 《基本法》 為非主流的個人與批評群體提供了至關重要的保護，使其免遭國家權力的脅迫。同樣，1974年頒布的民主德國憲法中也未廢除“民族”的提法，因為它已將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原則作為其政治制度的基礎。由于和民主存在明顯的聯系，“憲法愛國主義”的理念對知識分子極具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其鮮明的理性主義色彩無法滿足大眾對集體情感認同的需要。所以，最后兩派之間的隔閡也就越來越深：知識分子偏愛批判性的自我形象，而大眾則更喜歡正面的、扎根于種族的認同感。

進入 20 世紀 80年代，隨著雙民族主義思潮的盛行，傳統的民族觀遭遇到更大的沖擊。雙民族主義不僅默認兩個德國的事實存在，并且還試圖在道德上為其提供辯護。左派作家和歷史學家呼吁全面承認民主德國的存在，接受東德人的公民身份。這一呼吁部分是出于倫理的考慮，部分則是基于某種政治主張。關于“奧斯威辛”的罪惡根源，有種簡單化的觀點認為，大屠殺的發生正是因為有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存在，而德國的分裂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另一種同樣輕率的觀點認為，德國人必須主動接受國家分裂的事實，從而為維護中歐和平創造先決條件，為它曾經分裂歐洲大陸的過錯贖罪。由于國家統一的論調不得人心，于是，一些更務實的評論家指出應該加強東西德團結，畢竟雙方都已逐漸形成各自的特色，兩國分治的現狀似乎已成定局。然而，盡管該分析準確指出了兩國分立的趨勢，但事實證明這仍然言之過早。

由于上述的發展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只經過一代人的時間，多數西德人就已顯露出身份割裂的明顯跡象。保守派政客哀嘆，只有約一半的公民仍然保有民族認同，其比例遠低于其他歐洲國家。此外，知識分子在媒體與校園里的批判性影響日漸增強，這代人的反抗進一步削弱了青年與民族之間的聯系。同樣，由于不斷強調歷史罪行，多數高中畢業生都很排斥德國人的身份認同，而文化層次較低的族群則仍然保持著相當正面的民族自我形象。這其中，德國人在各項國際體育賽事中頻頻獲獎應該起到了很大作用。最后，西德人的身份感往往異常兩極化，這是因為只有右翼群體還保持著十分高昂的情緒，而左派則對國家問題普遍敬而遠之。另據不完全統計，盡管東德大力宣傳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國際主義，但人們仍表現出較強的民族性，民族主義思想也較濃厚。不過，雖然民意測驗顯示民族團結的感情仍有殘留，但同時，也有一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上正在與其漸行漸遠。

社民黨-自民黨聯合政府的“東方政策”部分承認民主德國的存在，而基民盟的反共立場則拒絕面對既成事實。從長遠看，在維護兩德關系方面，前者要比后者更為成功。盡管如此，幾十年后，西德人對統一的熱情呼喚，統社黨政府在哈爾斯坦主義指導下所采取的不接觸政策，1953年反抗統社黨起義紀念活動中象征性的稱呼“東部的弟兄姊妹們”，所有這些努力都不再奏效。相較而言，反倒是“漸進政策”幫助勃蘭特 謝爾政府在隔離墻上鑿出了小孔，恢復了兩國人民之間的經濟、文化與個人聯系。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其繼任者赫爾穆特·施密特和東德領導人埃里希·昂納克的國事訪問，連同兩國政客之間的大量接觸，或許不足以移除鐵幕，但確實開啟了內部對話，緩和了緊張的雙邊關系。在 20 世紀 80年代的第二場“冷戰”中，東西德都曾流行過所謂“責任共同體”的說法，兩國人民呼吁各自一方的大國停止軍備升級。此外，日漸熱絡的跨境貿易也對改善東德人民的生活水平做出了貢獻。聯邦德國提供的數十億信用貸款無疑有助于穩定統社黨的老人統治，但同時，也為潛在的異議分子創造了一定的空間。

隨著關系日漸緩和，兩德間的交流突破柏林墻的阻礙，重又恢復到原有的水平，且程度之深遠非其他鄰國可以相比。這其中，電子媒體發揮的作用尤其重要，因為在東德大部分地區，只要關掉干擾設備、解除架設天線的禁令，就能收到西德的廣播、電視節目。所以到最后，幾乎每天傍晚，東德人都會圍坐在電視機前，足不出戶去西德神游幾小時。另外，由于更多線路開通，兩國間的通話量也隨之激增；到了 20 世紀 80年代，雙方的人員往來更是急劇增加。以1987年為例，除忠誠于統社黨的特權“旅行干部”以外，共有約 500 萬東德人 （還不僅限于退休老人與探親者）到訪過西德。此外，有幾十座城市建立了伙伴關系；文體領域的交流也在變得日益頻繁。尤其是參與這類交流的年輕一代，正可借此機會了解那個傳說中的“德國”，要不然，它就只能永遠留存在老輩人的記憶當中了。

與這張人際網相應的還有一種思想意識，即“文化民族”的觀念。這其實是個前民族國家的委婉說法，意思是全天下說德語的人是一家。東德著名作家海納·穆勒、烏爾里希·普倫茨多夫的作品頻繁出現在西德，而西德批判作家海因里希·伯爾、君特·格拉斯的作品也偶爾在東德出版。就這樣，文化交流成功跨越了國境。在此過程中，德國古典主義的傳統和納粹留下的罪與苦難，逐漸成為文學的主流；與此同時，烏韋·約翰遜等東德流亡作家對現實生活的描寫則在異軍突起。20 世紀 80年代，學術交流 （例如在社會歷史學家之間） 也日益增多。有人試圖在政治層面上建立對話關系，比如社民黨和統社黨的理論家們就曾以社會主義的未來與和平為題，草擬過一份頗具爭議的“討論稿”。有時，這些努力或許不免天真，但其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批判納粹主義，呼吁超越“冷戰”的和平，追求更加公正的社會。

所以，就這樣，盡管兩國已經疏遠，但一種不對等的民族感情在東西德人民之間得到了延續，并且，它已不再受到鮮明的民族主義的影響。民意調查顯示，在西德，赤裸裸的愛國主義容易遭人質疑，但人們仍希望有朝一日國家能夠統一；西德人雖然不免流露出些許優越感，但依然將東德人視為同胞，而非普通鄰居。盡管我們沒有類似的統計數據，但零星的證據表明，東德人對民族的興趣更大，盡管這種興趣是由西德的消費和流行文化所激發的。特別是有些東德人，他們在西德有親戚，從西德媒體上獲取資訊，或者還有幸到訪過西德，所以不管東德政府如何警告，他們依然與西德保持著密切接觸。而其他東德人，則更看重德國馬克的購買力與優質的西德產品。國家分裂期間，盡管右翼極端主義偶爾也會加劇，但總體而言，執著于收復領土的沙文主義始終未成氣候。

久而久之，戰后的這些集體學習過程便塑造出一個不斷變化的德國人身份，其內涵或許可用“后民族國家”一詞來定義，盡管這看似自相矛盾。一方面，它表示這種身份感明顯區別于以前的民族主義，而后者的弊端是連最虔誠的愛國者都無法否認的。非但如此，大眾消費、流行文化和旅游拓寬了領導層的視野，開闊了他們的心胸，這無疑加速了國際化的進程。不過，另一方面，后民族主義也可能意味著經濟奇跡促進了集體自尊的恢復。人們越來越認同柏林共和國的穩定與文明，即認同“德國模式”的一切——“德國模式”是 20 世紀 70年代社會民主運動中的一句口號。最后，這個概念本身的矛盾性會讓人想到德國最高法院對國家統一的一貫立場，也就是說，只要東西德依然并存，那么，民族問題就不會得到解決。

本文節選自《文明的重建：戰后德國五十年》第二章“對民族的質疑”，標題為編者所加。注釋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