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9日清晨，宋慶齡從收音機中聽到周總理逝世的消息。雖然她早就預料到有這么一天，但噩耗真的傳來時，還是有些無法接受，淚水在臉上橫流。

10號下午，宋慶齡在秘書杜述周的陪伴下，養女隋永清、隋永潔姐妹攙扶下，來到北京醫院，最后一次仔細端詳靈床上，閉著雙眼、蒼老清瘦的周總理。

她不禁回憶起半個世紀前1924年的初次見面，當時周總理年僅26歲，是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初次見面，周總理就給她留下了一個極為深刻的印象。

跟周總理遺體做完最后的告別后，悲痛不已的宋慶齡就默默回到家中。洶涌的情緒尚未平靜，她就從秘書口中，收到某“高層”傳來的批評。

大致意思是，讓你去和周恩來告別，為什么還要多帶一些人去？

宋慶齡聞言當即激動地站起身來大聲說：“我一個80有3的年紀，老成這樣，不能有人扶我嗎？再說她們姐妹倆也是總理看著長大的，怎么就不能一起去告別了？”

她的情緒本就很壞，這一激動精神頭更不好了。最后還忍不住落淚，既是為自己，也是為人民，總理剛走就這樣了。

宋慶齡難以接受，過去數十年里，不是沒有人懷著不良目的對她造謠的，但從沒有對她個人行為說三道四。

更何況這次的批評，還是通過秘書之口傳達。這明顯是故意地不尊重，實在是生平第一次。

15日，宋慶齡抱病到人民大會堂，參加周總理的追悼會，送這位多年摯友最后一程。

在所有中共領導人中，周總理跟宋慶齡的直接接觸最多，尤其是49年以后。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周總理對她都照顧良多，周到且妥帖。

66年運動開始后，聽聞宋慶齡的生活受到影響，周總理便想讓她到中南海居住，但被她婉言拒絕。

于是周總理換了個保護方法，他指示有關方面的工作人員，告誡宋慶齡的身邊人，不要外出參加運動，不要參加造反派，安心工作。

盡管如此，宋慶齡身邊還是有人參加造反派，給她帶來極大的麻煩。周總理收到報告后，立即調離她身邊所有參加造反派的警衛、秘書、服務人員等，更換人員的同時又增派警衛力量。

周總理的這些措施，使得宋慶齡在那十年，受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后來還發生宋氏墓地被挖掘的事，宋慶齡悲痛不已，遂托人找到鄧穎超，報告給周總理。

周總理聞訊非常震驚和氣憤，怎么可以這樣？他頂著巨大的壓力，立即給張春橋、姚文元控制的上海市革委打去電話，要求重新修繕宋氏墓地，重立墓碑。

墓地修繕好后，鄧穎超將新墓地的照片交給宋慶齡看。宋慶齡看后苦笑道：“祖宗總算有個地方蹲了。”

她雖然不是很滿意，但也知道周總理盡力了，便沒有再打擾。

當時宋氏墓地雖然修復，但新墓碑上，卻只有一個立碑人宋慶齡的名字。

宋慶齡的內心有著一種說不出的復雜滋味。

參加完周總理追悼會后，一些“高層”的非議，通過各個渠道又傳到宋慶齡耳朵里。

宋慶齡忍無可忍：“真是豈有此理，太過分了。說我是什么‘總理幫’，我就是‘總理幫’怎么樣。我辭職不干了。哎，我也該休息了，我回上海養老吧。”

除這些事外，鄧小平的遭遇，也讓宋慶齡心灰意冷。說出這話后，宋慶齡便吩咐秘書安排回上海的飛機。

這次離開北京不同以往，宋慶齡準備做好切斷跟北京的一切聯系。她讓秘書給人大、新華社、《中國建設》雜志社、北京地安門郵局和上海徐匯區郵局，分別寄去一封信：要求把自己的信件、文件，全部寄到上海淮海中路1843號林泰同志處。

從這時候開始，宋慶齡處于“離職”狀態，無心政局和工作；當然，那時的她能行使的職權已經不多。

6個月后，朱德去世，宋慶齡回到北京參加遺體告別和追悼會，不過沒住北京的寓所，而是住在北京飯店，所有儀式結束后就立即回上海。

又過去2個月，毛主席去世，宋慶齡再次入住北京飯店。年紀這么大的她，參加了三天的遺體告別和守靈儀式。

天安門廣場舉行追悼大會時，她剛開始是拄著拐杖，后衰弱得不行無法站立，經人攙扶斜靠著，最后堅持不住，整個人要倒下去了。在場的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領導人，急忙派人去找把椅子給她坐。

毛主席追悼大會上，宋慶齡成唯一坐著參加的人。

國慶前夕，宋慶齡收到一則邀請，9月30日晚在天安門城樓參加座談會，她毫不猶豫地拒絕了。

國慶一過，她就又準備回上海了。

8日宋慶齡乘車到南苑機場，就在坐上飛機的前一刻，突然收到停飛的通知。這是之前從沒有過的情況，因此大家都驚愕不已。

不過過了段時間，又允許飛機起飛了。其中有什么變故，宋慶齡不在乎，她也不想去打聽。

后來才知道，一開始不讓宋慶齡回去，是怕打草驚蛇；可是后來又發現，不讓她回去才是真的打草驚蛇。

直到10月13日，宋慶齡才得知那一令人振奮的消息。其實若是她沒選擇回上海，應該能早幾天知道，一定有人口口相傳告訴她。

1977年5月25日，宋慶齡接受中央的建議，回到北京寓所定居，正常履職工作。

這長達一年多的“離職”就此結束了，她還是想為中國的建設發展，繼續添磚加瓦，貢獻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