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央企中核集團2025年春季校園招聘的一則通告引發了眾怒，因為它沾沾自喜地炫耀稱：1730個崗位的需求，收到了1196273份簡歷，還加了一個得意的表情。

在“就業難”原本已讓人痛苦的情況下，這無異于在他們傷口上又撒了一把鹽，因為這相當于提醒這些為了飯碗焦慮奔走的年輕人：“你們都是卑微的求職者。”

網上因此有人怒斥，“應屆生求職的痛苦不該成為企業炫耀的資本”：

100多萬份的簡歷代表著有100多萬的應屆畢業生對著你們的網申系統填寫著自己精雕細琢的簡歷，代表著100多萬的應屆畢業生滿心歡喜的期待著你們的面邀和 offer。 這個數字的背后是什么？是百萬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無奈，是當今就業市場每況愈下的糟糕，是時代的塵埃，落在每個人身上，都是一座大山。 這個數據可以出現在你們年終總結的部門報告中，可以出現在你們向上級邀功的文件中，但千不該萬不該出現在一個以求職者為主要受眾群體的微信公共號的推文里。 我們應屆畢業生沒惹任何人，我們以最大的誠意對待著企業的招聘，也希望可以收獲同等的尊重，而不是企業作為上位者對下位者的傲慢。

在陷入這場危機公關之后，中核集團已迅速刪除了這則通告，但并未公開道歉，只是宣稱“我們始終堅持認真對待每份簡歷，不辜負每位學子對我們的認可和信任”。

問題的關鍵也不是這些明面上的措辭，而是一個令人心酸的現實：無數學子寒窗苦讀十多年下來，踏上社會才發現，自己想謀得一份好工作的機會十分渺茫。盡管中核集團澄清所提供的崗位需求不是“1730個”，而是“1730類”，預計將錄用約8000人，但即便如此，仍然意味著150個人競爭1個崗位。

去年的求職季，我就聽說了這么一個故事：一位復旦新聞學院畢業的精英學生，投出了175份簡歷，大多石沉大海，只獲得5次面試機會，最后才僥幸得到一份工作。

最令人心寒的還不是錄取率之低，而是沒有明確的游戲規則，以至于一個人很難做出長遠的人生規劃。正如網上有人總結的，當下用人單位的選人有時就是刁難和挑刺：“對大專要求學歷，本科要求技術，碩士要求經驗，博士限制年齡。”

坦白說，在這樣的供需關系下，用人單位那種高高在上的傲慢，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就算嘴上不說，內心想必也覺得打破腦袋擠進來的求職者很卑微可憐。反過來說，如此激烈的競爭和多多少少靠點運氣的過關，求職者要保留自尊心都將是非常艱難的。

如果運氣好被錄取了，這也會助長一種復雜的雙重心態：既滿懷精英意識（畢竟這可是百里挑一的），又強化對組織的依附心理，卻始終無法得到真正的安全感，因為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但你離開了這里卻很難再遇到更好的機會。

這樣，出于生存的需要，人們勢必要磨平自己的棱角，遇到組織對個體的限制、打壓乃至羞辱，能忍也只能忍了。也難怪現在有個梗說，打工人的生存狀態是“我司雇我在”，也就是說，“有碗飯吃”就跟“過日子”一樣，具有存在論的意義。

對個人權利已經高漲的一代來說，這種社會化的過程是相當痛苦的，因為這意味著他們原本已經長出的翅膀，現在要重新剪掉。所謂“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在中國社會文化的傳統里，“成人”似乎總是意味著要將自己塞進一個社會規則的框框里。

不僅如此，當你無法依靠自己的能力獲得生存下去時，這就會演變成一個家庭問題：有門路的家長竭盡全力為子女去通關系、鋪路子，無權無勢的父母則因為無助而陷入自責和焦慮。無論是哪一種，對年輕人來說都意味著延遲了自身的獨立，反倒還不得不經常要處理來自父母的壓力。

從這一意義上說，“就業難”并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代人的精神創傷，因為他們被迫要適應一個他們內心不愿意適應的社會，這個社會卻不肯為了他們而做出動態調整。

本來，一個良好的社會應該是容許并鼓勵年輕人迸發自身的創造力和冒險精神，給他們提供足夠多的選擇，也為他們面臨的風險托底，但中國社會剛剛有一點這樣的趨勢，又開始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而所有的風險最終都要個體來承擔。

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之后，也曾有大量年輕人或是無法擠進大型組織，或是厭倦了成為父輩那樣的salaryman（日語生造的詞，工薪族），寧可選擇去打零工，然而，“靈活就業”的結果是人們雖然獲得了一定程度上支配時間的自由，但大多數人因為生活的不穩定而墮入貧困階層。

當下的中國，還不像當年的日本社會那么富裕，相應的托底機制更少，意味著年輕人也會更艱難，面對如此現實，究竟要怎么做才好？

說實話，此時要說什么安慰人的話，恐怕都很無力，倒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更能讓人心態放平。據說當代年輕人都互相安慰： “不要擔心，你找到工作也會失業”，“你干了大半輩子上有老下有小也會失業”。我周圍也不止一個人失業超過一年了，早先還愁活路，但既然努力也沒結果，現在干脆也都躺平不想了。

要擺脫生存焦慮，這至少也不失為一種辦法：認清人生道路從來就不是筆直的，與其戰戰兢兢捧著一個飯碗，不如隨遇而安，早點想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只要能活著就好，別的都不是事。

實際上，千百年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恐怕都是這么過來的，想想就知道了，科舉時代的錄取率只會更低（清代“進士及第”的概率低至十萬分之一），絕大多數人寒窗苦讀的結果都不是功成名就，回鄉在私塾教書都還算是好的，而且這與學問、能力沒有什么必然關系，連戴震這樣的大學者，都一生連試不第。

這不是消極避世，不是放棄自我，相反，是要認清現實，認識自我。有工作當然是好事，但那應當是成就自我，而不意味著削足適履去成就組織。

讓我們存在的，終究不是“我司”，而是“我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