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接上回。

宋寶道在解放前從事地下黨工作，后因叛徒出賣關押于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提籃橋分局，已被圈定執行槍決，但尚未執行，上海就解放了。事后他進入公安局工作，擔任刑偵隊指導員。宋寶道是個很有想法的人，他當年在法捕房當看守員時，就跟外國人掌管的捕房打過交道，跟著外國人辦過一些案件嗎，知道外國人的辦案技術，間接地積累了不少刑事偵查經驗。

　　　　這時的專案組已有七名成員，七個人在分析案情后，宋寶道與榆提籃橋分局副主任賀德祥對于案犯看法恰恰相反，宋寶道認為三女盜很可能是王八妹匪幫成員。

　　宋寶道持此觀點，主要原因原因有兩點：第一，三女盜都持槍，據唐文章、譚介錦二苦主陳述，其架勢完全就是受過專業訓練，對手槍并不生疏，試想，上海灘能玩槍的女人有幾個？除了職業軍人之外，也就王八妹那伙人了，第二就是，根據從市局政保處獲得的最新情報顯示，王八妹已于5月8日被國民黨方面任命為“國民政府浙江省平湖縣縣長”。“縣府”設在海島上。

在宋寶道看來，王八妹匪幫一伙對上海的很熟稔，王八妹必然會急于在上海布設密點，而且不止一兩個。所以，連續作案兩起的三女盜應該是王八妹的部屬，趕在上海解放伊始的當兒就急不可待地作案，既是有籌措活動經費意思，也有是趁機制造混亂的情況。

　至于說三個女匪徒膚色白皙，可能因為三女盜以前就是王八妹安插在上海灘的“地下人員”，她們長期生活在都市，所以有此膚色，至于那方“巾幗團”的絲帕，應該是出于混淆偵查視線的考慮，案犯故意這么干，就是為了制造混亂、擾亂人心。

　　宋寶道這個主任與副主任賀德祥意見分歧巨大，衣福根、龔滔是舊警察，不敢充分發表自己的見解，而隸屬于宋寶道一方的楊瀛君、許仁俊，祝耀輝都是新警察，他們都敢于充分發表意見。在這種情況下，賀德祥就明顯處于劣勢了。最后由組長宋寶道定下了偵查方向：從調查王八妹在上海的密點著手。這里必須要說明的是，宋寶道分析是錯誤的，既然是錯誤的，調查王八妹必然是無功而返。

　　這次調查王八妹的關系網，宋寶道采取的方式是很特別，先派刑警分赴全上海市三十個分局的看守所，直接向看守所索閱人犯登記材料，并由此判斷是否跟浦東方面的土匪強盜有關系，然后再向看守員了解在押人犯中是否有比較有名的匪盜，如有的話，立刻訊問，不問別的，單問是否認識王八妹，是否與其打過交道。經過三天的梳理，專案組手里已經有了一張王八妹在上海灘的關系圖。

　　三天后嗎，專案組開會商議分工調查事宜，宋寶道在會上表示，經調查一共有三百二十三名對象需要調查，剛說到這里，分局值班領導打來電話，意思就是市局政保處的指示，要求專案組立刻停止有關王八妹匪幫線索的調查。專案組刑警一聽感到奇怪，但上既然要求也只能放棄，宋寶道后來才知道，他們專案組的調查妨礙了政保同志正在進行的對王八妹匪幫的監視，在這種情況下，專案組只能另外再想辦法。

　　當下，專案組又重新分析案情，梳理線索，最后總算從一團亂麻中理出了一個線索，不管案犯是王八妹匪幫成員或者是來自其他方面的什么人，她們作案兩起，收獲頗豐，堪稱一搶一個準。那她們是通過什么渠道獲取受害者唐文章、譚介錦家中肯定有錢的信息的呢？

　　這于問題，賀德祥等三刑警也討論過，而且還指派刑警龔滔去向受害者唐文章做過了解，于是就牽涉到一個人，就是給唐文章治療梅毒的西醫汪某，此人了解唐文章的經濟狀況，又清楚地知道5月27日傍晚唐文章從其診所離開后直接回家，會不會是他向無意或有意女盜透露了這個信息，甚至他就是女盜的同伙？

　宋寶道聽完龔滔陳述之后表示，要認定汪某是同伙關鍵在于另一個受害者譚介錦的信息被透露是否跟汪某有關，決定次日派員走訪譚介錦，另外，還需要再次向唐文章了解其財產、家庭信息可能被泄露的其他渠道。

　　6月3日，兩撥刑警分別走訪受害者唐文章、譚介錦。賀德祥、衣福根、龔滔三人跟唐文章談了將近兩小時，但未能獲得什么有用的信息。唐文章說關于他的財產情況，別的不說，他的物質生活條件就是明擺著的。還有那口家用保險箱，當初買回來時，搬場公司的工人從車上卸下來，當場就引起圍觀人群的一陣驚呼，畢竟在上海灘擁有私人保險箱的屬于鳳毛麟角。

唐文章對警方表示：他個人私交自抗戰后就少了，待到老婆死后，那就更少了。再者他所交的朋友都是世家子弟，自身經濟條件都很好，人的素質也高，從來不跟黑道匪幫打交道，他個人認為不會跟案子有關系，他認識那些朋友都知道他將重要物品存放于銀行保管庫，只要他們向女盜露點兒口風，5月27日那天，女盜必定會逼著他交出銀行保管箱密碼，連夜去銀行把東西拿出來。那可就不是損失二十六兩黃金和幾件首飾的事了。

　　另一撥刑警，提籃橋分局的楊瀛君、許仁俊、祝耀輝去走訪譚介錦。譚介錦性格比較內向，木訥。遭此不幸，加上他平時就兇悍如虎的妻子的河東獅吼，已經嚇得病倒了，每日必須服用大量的中西藥物。刑警登門時，就不宜作深入交談。也就不過二十來分鐘，刑警就告辭而出。

　　三刑警商量，總不能得白跑一趟吧，譚介錦既然談不出什么，那就找他的屬下聊聊，三人于是就去了廠部辦公室，那里只有會計孫先生一個人在，刑警跟他聊了幾句閑話，把話題轉到了譚老板遭綁架這件事上，說孫先生你對此有什么高見？孫先生緩緩搖頭，嘴里吐出四個字：“不大好說！”

　　這就是說，他對此是有看法的，只不過有顧慮不便吐露。這下，刑警來了勁，盯著對方追問，還反復表態肯定會保密，總算把他說動，終于說出一個名字來——杜登高。

　　杜登高就是譚介錦的保鏢“和尚阿四”。據孫先生介紹，杜登高自幼父母雙亡，流浪要飯為生，十二歲去了少林寺，待了五年，學得一些武功。后來當過兵，負傷后離開軍隊。之后是怎么混的就不清楚了，只知道抗戰勝利后他受雇于譚老板，做起了保鏢。據他自己說，老板是從南市一家國術館當教頭的他給聘來的。

　　刑警問孫先生：“您老認為杜登高這個人怎么樣？”

　　孫先生跟譚介錦是親戚，按輩分譚介錦該喚其表舅，要不然，譚介錦也不會讓他當會計，他在聽說譚介錦說起過被劫的詳細過程，對女盜報出雙槍王八妹的名頭之舉印象猶為深刻，當下就說：“剛才我說過，這個杜登高的出生地在金山衛，如果我沒有記錯，雙槍王八妹也是金山人氏，出生在金山衛。”

　　三刑警一怔，立即意識到這一點確實值得注意，于是就問孫先生對杜登高是否有懷疑。后者說，杜登高在譚介錦出事前的兩三天里曾經出去過幾次，雖然時間不長，每次就是一兩個小時，不過這是之前從未有過的，為此還被老板娘說了幾句。

我是清水阿嬌，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