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

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

受邀來到清華、北大演講，

3天4場講座，引發了熱烈討論。

2009年，桑德爾主講的《公正》公開課風靡全球

桑德爾曾因2009年的《公正》公開課風靡全球，

也引領了中國公共哲學討論的風潮。

當年他來訪中國時，有媒體形容其受歡迎程度

“和好萊塢明星、NBA球員一樣”。

作為一名世俗意義上的“精英”，

他卻直言當今社會存在一種“精英的暴政”：

傲慢的“成功人士”崇尚優績主義，

認為處在底層的人不夠努力，

加劇了結構性壓迫和社會分化。

一條在北京見到了桑德爾。

今年72歲的他仍心系著時代洪流中的個體，

跟我們談起了對AI浪潮的種種擔憂。

桑德爾提醒我們，

“科技并非在自然發展。

以美國為例，AI目前的開發方向，

是在為硅谷投資人的利益服務。

如果不讓全民共同討論、加之引導，

任由AI替代人類做決策，

那我們是在愚弄自己。”

編輯：鄧涵竹

責編：陳子文

桑德爾接受一條采訪

在北大清華的數場講座、對談中連軸轉了三天后，3月12號一大早，桑德爾準時出現在了酒店的會議廳。身著一襲筆挺的西裝，頭發雖已花白，卻仍目光灼灼——當他步伐矯健地走進房間，很難相信這位精神矍鑠的學者今年已經72歲。他微笑著跟每個人握手問好，自我介紹時，也只是謙遜的短短一句“我教政治哲學”。

邁克爾·桑德爾是當今影響力最大的公共哲學家之一。1980年，他成為哈佛大學通識課《公正》的主講人。面對臺下一千多名學生，桑德爾采用蘇格拉底式的教學法，開課就拋出了經典的“電車難題”：

“假設你是一名電?司機，正以每小時60英里的速度向前行駛， 突然發現前方有5位工人正在作業，而手剎這時失靈了。 同時，在另一條軌道的盡頭只有1位工人， 而你還可以控制你的方向盤轉向——你會如何選擇?”

“電車難題“示意圖

學生們各抒己見，而桑德爾循循善誘，不斷豐富問題情境，引得討論愈發激烈。這門課此后連續多年成為校內注冊人數最多的課程，創下哈佛大學的歷史紀錄。2009年，哈佛大學將這門課做成網絡公開課，一經播出便風靡全球，被認為“開創了中國公共哲學討論的先河”，甚至推動了國內網絡公開課的熱潮。

那段時間，他的演講入場券一度被黃牛炒到500美元一張，甚至同事在中國旅行時，打車遇到的司機都說自己和家人都在看桑德爾的視頻。

桑德爾在北京大學演講（圖源北京大學哲學系）

時隔十幾年，桑德爾此次受邀來中國的行程仍被安排得滿滿當當，僅北大講座的直播就吸引了1000名學生線下參與，18.6萬觀眾在線觀看。而在見我們之前，他已經一早起來先完成了另一個采訪。

與我們對談時，桑德爾展露出一種溫和又不失鋒芒的魅力：他喜歡以講故事的方式聊哲學，敘述時娓娓道來，讓人如沐春風；然而，他的批判性思維又極為敏銳，稍不留神，他就會“反客為主”，把人問住，或帶到他的談話節奏中去。

在訪談節目《十三邀》中，作為提問者的許知遠在與桑德爾對話時，時不時被桑德爾的反問噎住，有觀眾開玩笑說許知遠這一期遇到了“勁敵”

桑德爾的強大思辨力和對時政的關注，從少年時期便已顯現。高中時，他擔任學校的辯論隊辯手。當時桑德爾所在地的州長是里根，桑德爾十分不認同他的政治立場。于是，當桑德爾得知里根就住在自己附近，這個時年18歲的高中生，帶著一盒糖和一封邀請函，只身來到了里根的住宅門前，邀請他到自己的學校進行一場公開辯論。

幾天后，這位未來的美國總統出現在桑德爾所在的高中，在2300多名學生的注視下，與18歲的桑德爾展開交鋒。

這場辯論不如年少氣盛的桑德爾想象中順利。事實上，他能想到最棘手的問題也沒能難倒里根，而他也被里根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并意識到了辯論對人有著多么強大的影響力。

18歲的桑德爾與里根辯論

此后，他的學術生涯一路綠燈。本科畢業后，他被“羅德獎學金”委員會選中，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羅德獎學金有著“全球青年諾貝爾獎”之稱，獲獎者中產生了40多位全球領導人和十幾位諾貝爾獎得主。

桑德爾是一位毋庸置疑的“天之驕子”：家境優越，自己也勤勉好學，成就超群。然而，作為一個世俗意義上的“既得利益者”，他一直對社會保有銳利的批判性視角，關心普羅大眾的福祉，也絲毫不懼批判權威和與自己同階層的人。

桑德爾的第一本學術著作《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就是對哈佛大學哲學教授、前輩約翰·羅爾斯被譽為“復興西方政治哲學的扛鼎之作”《正義論》的批判。攝影：Vincent West/Alamy

在著作《精英的傲慢》中，桑德爾犀利直言，當今社會“贏家通吃”的價值體系，形成了一種“精英的暴政”。傲慢的精英們崇尚優績主義，認為一切成就全部歸功于個人奮斗，而處在底層的人“失敗”只是因為不夠努力。而這種病態的價值體系，持續加劇著對底層人民的結構性壓迫。

這也是桑德爾一生都在呼吁促進公共討論的原因之一——話語是一種權力，不能由少數精英壟斷。公正、道德、倫理，都需要所有人共同討論、判定，才能維護人類的公共利益（common good)。

桑德爾著有《為什么我們需要公共哲學》《公正》《金錢不能買什么》《精英的傲慢》等

也正因如此，當桑德爾談及如今發展勢頭最為迅猛，也是所有人最關心的話題——AI時，仍強調著道德倫理的界限和公共對話的重要性：

“人們要知道，AI技術現在的發展方向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硅谷的投資人決定的，他們想要降低勞動力成本。

我們需要進行公開討論，共同引導這些強大新工具的開發目的，讓他們為全人類的利益服務。如果人類讓算法來主導決策，那我們是在愚弄自己。”

以下是一條與桑德爾的對談精選。

Q：一條

A: 桑德爾

Q：您自己是否用過ChatGPT或DeepSeek這樣的AI工具？

A：在我兒子的影響下（只有他知道如何操作），我嘗試過ChatGPT。我兒子讓它總結我的哲學觀點，然后把結果讀給我聽。說實話，那是一個不錯的總結，這有點令人不安。

Q：您的學生是否會用AI完成作業？您能察覺到AI生成的痕跡嗎？您對此怎么看，會如何處理？

A：我的不少學生在使用AI。事實上，我認為AI生成的痕跡是顯而易見的。有一次，我看出一份作業是AI做的，就叫來那名學生詢問。她立即承認了，解釋說她最近壓力很大。

我并不是要阻止學生們使用AI。如果借助了AI，只要標注引用來源，并寫明哪些內容是在AI的幫助下完成的即可。讓我真正擔心的是，一些學生開始完全用AI的答案代替自己的了。

Q：在《精英的傲慢》中，您提到如今社會“贏家通吃”的價值觀，會驅使精英們瞧不起那些世俗意義上“不成功”的人，而讓下層階級失去價值感和自我認同，對上層階級產生憤恨情緒。AI的出現會怎樣影響這種社會分化？

A：人工智能對這種不平等的影響還有待觀察。我的直覺是，人工智能將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不平等，因為，就美國而言，那些為人工智能設定創新方向的是硅谷的風險投資人。他們的目標是減少勞動力，用AI、機器自動化來代替人類員工，為公司節省資金。如果這是創新的主要方向，那么人工智能將加劇不平等。

我們必須更加慎重，并公開討論AI的研發目的，引導它們的發展方向，使其增強人類的工作能力，而不是取代工作。

Q：有人認為AI使信息更易獲得，打破了信息壁壘，一定程度上為弱勢群體創造機會，彌補了教育等資源上的鴻溝。在您看來，AI發展的確有可能擁有普惠的前景，還是只是技術樂觀主義的幻想？

A：我認為當然有樂觀發展的可能。事實上，一切都取決于我們自己，因為AI問題的本質，并非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社會和政治問題。

像DeepSeek這樣的工具，如果它們真正可以自由開放訪問，那么它可以是增進消費主義的工具，也可以是公共討論和學習的工具。

所以，明確AI技術究竟該被怎樣使用，是社會的當務之急。

有了DeepSeek和ChatGPT，我們是創造更多的教育機會，還是只要賣更多東西，或讓更多人失業？這需要由全人類共同來辯論、決定這些新技術是否會服務于公共利益。

美國華盛頓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在美國被廣泛應用的簡歷篩選AI，85%的情況下偏向于名字被認為是白人的求職者。 此外，女性名字的偏好率為11%，而男性名字高達52%。

Q：近年來，AI正深度嵌入社會許多領域的決策過程。一個由算法主導的社會，可能成為一個“公正”的社會嗎？如果不能，我們該如何捍衛人的自主判斷和公共理性？

A：完全由算法管理的社會不會是一個公正的社會。

我們今天作為預測工具使用的算法，利用的是數據，而數據本身充滿過去經驗中的偏見。

比方說，如果AI來幫助判斷銀行是否批準某人的房屋貸款，或在司法系統中，是否準予某人假釋，是由算法基于過往數據對那個人進行預判后做出的決定。這是一種“定性”，從種族、民族和其他社會維度的“定性”去預測，那人得到貸款后會償還的可能性，或被假釋后，像他這樣的人會再次犯罪，還是過上守法的生活。

所以，算法只是簡單的預測工具，它寄生在過去的數據中。這就是為什么它會復制不公正的偏見。

人類則不同，我們的思想凝聚成哲學，建立在人類不斷詮釋的經驗和思辨之上，而非簡單地聚集數據，再從中導出某些預測。

因此，我們需要在場，并主導決策。無論是在司法、大學招生，還是人事招聘系統中，都需要人類的判斷來理清數據中的偏見，并嘗試做得更好。

作為人類，我們肩負著做出道德判斷的責任，因為這件事只有人類才能做。

Q：我們應該對AI使用設置怎樣的道德邊界？哪些部分AI可以介入，哪些地方必須明確限制？

A：我們應該對AI的使用施加兩種限制。

第一，我們不能陷入“算法是價值中立的機器，可以絕對客觀地做出決定” 的假設。我們不能將人類的道德判斷“外包”給AI。

第二，我們應該認識到，科技發展的方向，并非本來如此，而是由硅谷和其他地方的風險投資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刻意引導的。

因此，我們需要進行公開討論，引導這些強大新工具的開發目的。比如，如何讓它們促進人類的工作，讓工人更具生產力，享受更高的工資，而不是試圖將一切自動化，用AI取代工人。技術的發展方向，應該為所有人一起深思熟慮過的公共利益服務。

Q：在人們對AI的所有擔憂中，您認為最關鍵的問題是什么？

A: 機器人會取代我們的工作嗎？大數據時代是否意味著我們不再有隱私？Deepfake這樣的工具和虛假信息的傳播會導致社會分化更加嚴重嗎？這些都是重要的隱患。

但我認為，在這一切之上，最根本的問題是：技術是否會改變“人類”本身的意義。

我們是否會開始用虛擬社區取代實質的人際交往，是否會削弱、鈍化我們與他人相處時的“在場”性，人類的本真是否會被破壞……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Q：您以“電車難題”作為《公正》課的開場。如果請您再講一場有關AI與哲學的公開課，您會讓學生討論一個什么樣的問題？

A：我想你可以說這是人工智能時代的“電車問題”

假設有一個婚姻預測軟件，它可以在全世界所有人中，預測出三個可能是你的最佳終身伴侶的人。如果你媽媽也為你列了一份名單，你會更信任這個軟件生成的，還是你媽媽列出的？

Q：如今，有些人開始使用AI“復活”逝去的親人。在您看來，這種“虛擬永生”，是填補了情感缺口，還是帶來了更大的存在虛無？

A：在北京大學討論人工智能的倫理時，我問觀眾，你們會想與一位逝世的所愛之人的數字化身對話嗎？

這并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我只能說，我自己對此持懷疑態度。因為我認為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種欺騙。

有人可能會問，“這和翻看一本舊相冊，回憶起過去的時光有什么不同？” 我認為，相冊會觸發我們對過去的記憶，但這種關系仍然存在于過去。而與祖父母的數字化身的“對話”，是正在發生的“對話”。它導致我們將虛擬和真實的關系相混淆。

事實上，我認為它阻礙了，而不是恢復了與所愛的祖父母的關系。

90后小伙張澤偉的團隊制作“數字人”，用AI“復活”逝者

比方說，一個人新交了一個男朋友或女朋友之后想到，“哇，我想知道我的祖父會怎么看，我相信他的判斷”。 然后“AI祖父”會給出建議，“這個女人不適合你” 。

這位“虛擬祖父”，會用AI算法，根據真正的祖父一生中表達過的所有觀點來推斷、預測他對你伴侶的看法，或任何其他問題的看法。但這忽略了一點，那就是生活經歷可能會讓祖父改變自己的觀點。

作為人類，我們是自我更新的。我們學習、成長，我們會改變想法，并且改變的方式不可完全預測。

一些AI的擁護者會說，以如此強大的學習能力，有一天AI將能夠對未來做出預測。我對此表示懷疑。認為我們的成長無法超越強大算法的預測，是在將人類的體驗扁平化。

事實上，不可預測性和不完美，可能正是人類的寶貴之處。AI時代促使，甚至可能迫使我們認識到人性的獨特，加深我們對自身的理解。

Q：您曾從多個維度提到“意義”對人類的重要性。今天，當AI把我們日常的許多工作、事務自動化，人們是否更容易失去意義感？

A：我的確觀察到一種現代性的趨勢——人們對生活的目的和意義的定義在變化。

我認為，科技似乎讓我們更容易走向“無意義”，是因為它為我們提供了更成熟的工具，讓人能輕易滿足自己那些“剛好擁有”的欲望，幫助我們得到“認為自己想要”的東西，而不是去思考，我們為什么有這些偏好、需求。

在社交軟件上，算法知道如何操縱我們的情緒——點燃我們的激情，或者引發我們的憤怒。這些情緒和感受讓我們的手指粘在屏幕上不斷滑動。然而，這樣的交互對培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沒有任何作用，更不用說傾聽了。真正的公民對話需要傾聽的藝術，需要一定的耐心和注意力，而社交媒體的算法體系讓我們很難做到。

在課堂上，我會鼓勵學生們通過辯論的方式去溝通。我請學生去弄清楚他們相信什么，彼此傾聽，回應那些與他們意見相左的人所提出的論點。我已經不允許學生在教室里使用電子產品，因為如果他們只盯著屏幕，這一切都不會發生。我無法從網絡和算法那里贏得他們的注意力。

但是，說AI會破壞生活的意義，可能是對它給予了過多的信任。

賦予生命意義的，不是實現欲望，而是反思欲望。

因此，我們需要要進入社區，建立真實的關系，接受教育，批判性地思考我們的欲望是否出自真心。我們要重新考慮什么值得在意，我們相信什么，以及為什么相信——哪些目標真正值得追求？最好的公民生活，最好的教育是怎樣的？通過反思這一切，才能真正豐富人類的生活。

參考資料：

哈佛校報｜人們希望政治關乎大事